据说清末天津“混混儿”是中国乃至人类“混混儿史”上的一股清流。试分享两个小段子：
1. 某两个地痞混混在一起争地盘，约好在一个涮肉店谈判，边吃边聊。后到的混混到了以后，先拿出来一个手榴弹扔到铜锅的烟囱里说：咱先吃饭，吃完了再慢慢聊。另一边见状直接认怂，自此地盘归后来的混混所有。
2. 天津过去是京城重要港口，每年都会有皇城运输米粮的打车经过。据说这时候，就会有混混儿在大街上拦住辆车，让满载粮食的大车从自己腿上压过去，然后等运粮太监给自己接骨，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混混儿可以做到一声不吭，接骨之后再站起来再来一句“请太爷赏饭”。那好了，以后他就可以从皇家仓库按月领一份粮食。多少不详。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他叫了一声，那所有人都会看他的笑话，太监们也会直接把他扔到臭水沟里。
以上两个故事的真实性并不可考，但过去天津卫的“混混儿”斗狠，却是一道异常“靓丽”的风景线，火并的两拨人不求伤敌，但求自残比狠，什么徒手进热油锅捞硬币、你敢弄残自己一只胳膊，他就敢捣瞎自己一只眼……这类故事俯拾皆是，那么，这样的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今天我们说的混混文化，始于晚清，具体来说，则是1860年后，天津开埠后，天津自此不但成为了闽、广、宁波等沿海贸易的集散地，还是外国商品与华北商品的集散地。比如当时的《直报》记载，天津当时有当铺40多家、烧锅行数十家，大米厂十余处……各行各业扎堆天津，为天津的城市管理也带来了极大压力。与城市繁荣相对应的，1846年时天津的居民大约有20万人，但到了1903年前后，城市人口已经到了近40万人。而在新增的大批人里，有四个职业尤为突出，分别是：商人、店铺伙计、手艺人/体力劳动者、乞丐。而最早的那一批混混儿，则主要由乞丐构成。
当年的天津本地人并不愿意成为乞丐，根据《津门保甲图说》的统计，本地的天津人如果实在是生活潦倒，会主动选择靠亲戚邻居逃犯过日子，与之相对应的代价是，本地如果有了红白喜事之类的需要干体力的活计，比如打幡儿什么的，就得他们干了。而“外地”乞丐就没那么容易了：
最早以“自残”为主要乞讨手段的人，是沦为乞丐的僧侣、道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津门杂记》中记载了多起僧人通过自残的方式讨要银钱的记录，有自断其手的，有用香烧胳膊的（脑门儿上的不算），但就津门杂记的说法看，这种乞讨方式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更主流的乞讨方式十分直接：
上门要钱，不给？我就砸你东西。反正我一个乞丐赔不起，拉倒官府无非打一顿板子。
比如《直报》就说“河北大胡同某号古玩铺忽有乞妇四五人坐铺前乞食，铺掌闻言此铺“包月”，寻常不给分文，乞妇等遂将该铺古玩砸碎数件。”
这则记载所谓的“包月”，是当时商人应对乞丐的通常办法，也就是每个月给当地乞丐组织上交4文钱，交了这个钱以后，就不会有乞丐再上门要钱了。只是架不住这几个乞讨妇人并不归丐帮管辖，遂酿成此祸。
这种所谓的“混混”文化真的很有影响力吗？其实真的未必。如前文所述，天津外来的新增人口里，乞丐只是这四种突出“职业”中的一种，这种通过自残乞讨的手段，本质上仍然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一种“表演”，就如同电影《唐伯虎点秋香》中的，乞丐们为了某得一份饭碗，自残，乃至于将自己不慎弄死，也是家常便饭。
但是，天津真正的帮派斗争远比段子里残酷的多。比如在当时，天津不同工人组织之间的帮会，往往为了控制劳动力市场，彼此之间的斗争更加惨烈。比如1895年，三处脚行之间的帮会为了争抢火车站装货的生意大打出手，根据《天津历史资料》的说法，这场斗争总共参战500多人，死伤200多人，说是不死不休，也并不为过。有学者也统计过当时《直报》报道的工人帮会之间的拼斗，地方覆盖了天津绝大多数地方，死伤亦十分惨烈。
与之相比，这种通过自残的方式形成的“乞丐”混混文化，毕竟难登大雅之堂。到了1900年以后，随着朝廷对乞丐问题逐渐变的重视，比如1902年，清廷下令老人和伤残的乞丐必须进入贫民收容所；有劳动能力的乞丐则被赶到大街上，逐渐被真正的帮会“收编”，这种通过自残形成的“混混”文化亦逐渐被废止。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当人们可以通过努力赚取稳定的收入之后，再去“碰瓷”，也就难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