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举行的上海十二届党代会上，李强书记提出了“推动党员干部服务基层常态长效”的任务。
这是对党员干部提出的新要求，也是基层党建、社区治理的新任务。
以往要求是党员到社区“报到、报告”，参加社区志愿活动，更多为活动型参与，甚至存在“表格报到”“一次性”“叫不动”等现象。
本轮疫情期间，全市70多万余名党员向社区报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参与周期短、任务单一、无其他工作干扰等因素，并不具可比性，可持续性存疑。
市委在党代会上提出这样的新要求，既是对疫情期间党员干部发挥作用的机制、经验的总结，也是从活动型向机制性发展，从被倡导、被安排参与向主动融入、注重可持续发挥作用的制度体系构建的过程。
党员干部服务基层领域非常广泛，主阵地必然是社区，只有社区治理才有这样的广度、接纳度，也更具天然的群众属性、政治意义。
常态长效理想的状态是：
1、组织化，从临时“党支部”到长期的“社区社会组织化”，从一次性参与到常态化参与。
2、搞事情，搞活动、做项目、成品牌，融入社区，和社区建立关系，成为深度融入的志愿者。成为关键志愿者，参与到访贫问苦等基层项目过程中，参与到引导居民形成共识等社会治理的具体事务之中。
3、做引领，发挥党员干部的重要作用，迭代楼组长体系，使其年轻化；进军业委会，赋能能力，并使其在社区党组织引领下发展。
“党员干部服务基层常态长效”，内涵非常丰富，目标也非常清晰，但是要实现还是非常难的。
目前，党建，尤其在基层党建，党员参与社区事务，党员到社区报到这个工作更多体现出了和基层社会治理一样的怪圈——“行政有效，治理无效”。
你去看任何一个地方基层党建的报告，有数字、有照片、有项目、有案例、有成效，似乎早已经把“到社区报到、在社区服务”的机制落实了。
市十二次党代会上提出的“互联网党建”，是在关键影响力企业的党建；“滨江党建”，是社区共治、社区共同体在滨江带的体现；“毗邻党建”，也是社区共治、社区共同体在重要地块的体现。
这些领域新、提法新，但要织起这样的框架、机制，也很容易。但是，工作成效、治理效能究竟如何却要打一个“？”，而这恰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如果理所当然地认为，党员干部就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内在动力，肯定可以发挥好作用。但现实往往不是那么一回事，你去社区调研，经常会听到社区工作者的抱怨：
动员难，动员党员也难；
党员参与不积极，也“叫不动”！
如果把党员到社区报到、党员干部服务基层作为一个行政任务布置，以现有的套路，仍然可以取到非常好的、写在报告中的表面上的成效，但是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推动作用是不够的，离现代化的社区治理还有非常大的距离。
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必将成为基层党建的新课题，既是对社区防疫经验的呼应，也是对新形势下社区党建工作的新布局。
回答好这个问题，必须重新回到一直都回避不了的话题上去，就是这项工作的内在逻辑。
党员干部参与社区事务，从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基层党组织组织力建设，很多专家做了非常系统的分析，逻辑闭环，思路清晰。
这个理论有一个前提假设就是：党员必然有信仰，信仰天然有行动。
但站在一个普通党员角度上，却永远回避不了如下问题：
为什么社区的活动那么烂，我还非参与不可？
为什么基层社会治理的事情那么难，你们都做不到，我为什么一定就能够做到，就因为我是党员吗？
为什么都是老年人的组织，我都搭不上话，要让我来适应它，来引领它？
为什么我上班已经快累死了，下班了还要讲奉献，并且还带着激情，做一颗螺丝钉。
这些问题回答不了，就还是停留在倡导的、虚的、行政化目标的、没有内在动力的这个阶段。
所以，当下的社区党建也像基层社会治理一样，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必须直面社会治理的困境、缺板。
以往，党建因为政治性、政策性等敏感原因，可以“搂着做”，可以形式意义上做，而今天，市委定下了任务目标，以往的方式必须被打破，必须把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作为体现“高效能治理”水平的治理之事来对待。
要治理思维，而非行政手法，就必须清醒看到：
一定要从写在文件上、报告中、挂在墙上的面子工程，变成一个有实践、实务、实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领域。
一定要赋能基层党组织，不能只是体制的末梢，更是社会动员的起点。
基层的党组织作为推动整个体系的最核心的一环，是接收地，是承接点，也是常态长效的核心力量。基层党组织不仅仅光想着如何引领，如何组织你，如何服务你，更要想我如何吸引你，如何凝聚你，如何服务你，如何赋能你，有自我服务能力（自治），就是社会工作所讲的“助人自助”，这样才能“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市委决策部署的坚强战斗堡垒”。
推动这项工作，把基层党建作为社会治理新领域来推动，不能再是习惯了、行政化的套路——自上而下，上面定项目，上面定指标，上面定参与形式，上面提要求，上面提时间节点，上面搭平台，全是中心化、科层制、自上而下的行政思维。
要转化为治理思维，治理思维是什么？
即使党组织是核心，也要引领多方参与。没有这样的机制，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的整个过程会变得不自然、不舒服，或者大家相互配合作秀。
要赋能基层党组织社会化本领，什么是社会化本领？本是党的看家本领，从群众中来，为群众服务的本领。
如何吸引你，如何策划项目，如何和社会组织合作，如何和各方合作，市十二次党代会所说的“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共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个体系本身是社会化体系。
社会化既有社会化的动员，有社会化组织（社群），还有社会化能力。别人（别的机构、社会组织等）做的社会化的项目那么好，为什么不“拿来主义”？
直面社会化的难题：
新群体，百万团长，社区能人达人，都是当下治理的新群体。
新阵地，疫情期间每个社区“炸”出来的至少上百个群，构筑了一个新的社区治理阵地。这么多群，如何引领，现在这个阵地才是真正的全覆盖，联系所有的居民，以往是疫情一个目标，现在是多个目标，如何弄，群规要有吗，群规就是线上的居民公约，如何操作？这是抢占舆情阵地的、常态化的非常重要的事，在这个里面，党员干部发挥什么作用？
新项目，如何讲故事，如何吸引人，如何将“党的宏大叙事”转化为“社区治理小事”，这是根本的本领，想一想疫情期间几百个小区如何做“阳台音乐会”，就能想象社区需要什么样的项目。
进体系，有常态长效的机制。党员干部参与疫后社区治理常态长效，如何更好的组织化？针对“临时党支部”，转成“党小组”“党员志愿服务队”等常态化组织形式，鼓励优秀党员成为业委会、志愿服务队的骨干力量。针对涌现出的骨干志愿者、“团长”等社区能人达人，支持这些能人成为群众活动团队、社区活动小组等自组织的带头人，条件成熟时支持这些组织成为社区社会组织等正式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的可持续的专业力量。
搞事情，构建意义共同体。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始终要围绕一个目标搞事情（在社区营造者中间流传很广的一个词）。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赋予意义，构建意义共同体：
1、组织的实体化
将信仰、价值、使命、责任化为有形载体：项目、活动、空间（叙事）、服务
利用所有此类实体化的内容、阐释“意义”、价值
利用此类实体化的内容，汇聚人，形成意义共同体，将社区治理共同体等发挥作用。
2、动员的社群化
单向推动→双向触动。
提升党员干部社会治理能力：
这里面包括了构建共识的能力，协商议事的能力，开协调会和具体的社会工作的能力，而这些能力不一定对全体党员提出，但是对党员干部参与社会治理的优秀的分子一定要提出这样的更高的要求。
激发党员干部乃至居民参与的内在动力：
1、何以引领
信仰——意义——叙事
去意识形态化（祛魅），（项目名称真的重要吗？如，市民开放日——全过程民主）
从喇叭变成钟
传递党的声音
核心价值观，使更多人产生共鸣
2、何以宣传
网络式扩散、社群营销、事件营销
桌游与思政相结合
场景开发。目标：让更多人成为复述者
3、何以共鸣
党的故事：成为每一个人自己的故事。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只有参与，才有机会产生共鸣。
4、何以扩散
使更多人成为节点（党员骨干）（如睦邻点）
议事会
更多交互、使之产生关联
5、何以行动
专业化分工（党员专业志愿者）
协作（党建引领的社区共同体案例）
共创的力量（共享社区案例）
要把基层党建作为社会治理的新领域，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党员干部参与社区治理常态长效，否则就是一个空目标，难以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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