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记之一：纪念50年前应征入伍，梦想终于成真

学农所在的上海市青浦县城东公社

1970年11月，上海开始征兵。

当时我们还在青浦城东公社学农，消息传来说只在我校招3人，我们70届一共有12个班级，每个班级50多人，合计600多人只有0.5%的录取率，真正是二百里挑一啊。

50年代上面号召妇女多“造人”，出现了中国历史罕见的生育高峰。一个班级通常都有50多人，不像现在一个班级只有30人左右。

我在队里和农民“五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生活），干得累吃得差，每天忙着生计也没多想。

我有自知之明，600名应届生如果每班招一个，兴许我有可能，因为我是班级的最高领导，两个哥哥都是复员军人，根正苗红。

但二百里挑一就不敢奢望了，到了读中学的年纪，很多男生都发育长高了，我发育晚个子瘦小又有口吃，怎么会轮到我呢？

我的思想准备是上山下乡，那几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67、68和69届中学生“一片红”，全部分配到黑龙江、云南、安徽和上海郊县插队或农场工作。

按新政策，我们70届不搞一刀切，根据家庭情况也可留在上海，比如家庭子女“全农”即全部到外地农村的，就可分在上海工厂；“全工”即全部在工厂的就必须去农村。

我家除了二姐65年支边到新疆，但在乌鲁木齐建设兵团云母厂工作，其他哥哥姐姐都在上海单位工作，所以我百分百应该上山下乡。

班主任邬乾坤老师很关心我，经常和我聊说此事，他说他希望我能当兵，这样也可以少一个动员上山下乡的“对象”，如果不能当兵，我肯定得去上山下乡。

我不知天高地厚的说我不怕，我愿意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邬老师看看我低头不响。他有一儿一女在外地农村插队，知道农村的艰辛。他说已经把我推荐上去了，行不行还要看学校和征兵办公室最后决定，叫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休假回上海可以去问问。

11月中旬回上海休假，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到学校，找负责征兵的黄国伟老师与工宣队唐师傅探听征兵事，黄老师、唐师傅看看我说：

“阿拉乳山中学全校格次一共只有三个名额，侬也想当兵啊？”

一番话犹如一盆冰水，泼在我身上从头凉到脚。

我从小崇拜军人，憧憬金戈铁马的沙场生活，梦想像两个哥哥一样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但我没抱多大希望听之任之。

1971年1月，入伍前和老师合影，后左起全文江、朱德祥。前左起我和邵刚毅

11月底的一天，邬老师兴冲冲地跑来对我说：

“赶快准备下，明早侬回上海参加征兵体检。”

“啊……吾、吾有可能当兵了？”

“伐管有没有可能，学校同意侬体检了，如果体检资格都没有，那就没戏了。”邬老师说，“格次招兵名额增加了，据说招16人，比原来计划多招13人啊。不少家长都找人疏通关系想叫小囡当兵呢，毕竟当兵有盼头，几年后还可以回上海，不像吾两个小囡一辈子做农民了。”

我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不安，邬老师又说：

“侬会画画，吾是把侬当美术特长生推荐给征兵办公室的，伊拉部队需要一个会画画的人，可是12班有一个学生画画也蛮好，而且伊拉阿爸是13级高干，听说和部队上层有点关系。”

 邬老师说的12班那个同学叫肖霄，他爸爸1965年从天津调到上海海洋地质调查局做党委书记——他是中共早期活跃分子，1920年代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党，抗战爆发后重新入党，长期在中共元老地质部长何长工的手下工作。

肖霄全家因此转来上海，小学5年级他来我校插班和我同班，进了中学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老爸文革中没有受到冲击不是“走资派”，所以就让他当了红卫兵团副团长，他喜欢画画与唱歌。

第二天回到上海参加体检，一切顺利。再次感谢上帝的眷顾，我的口吃、近视眼和贫血问题，竟然都符合体检标准。

12月下旬接到通知，我们班有两人应征入伍，另一个是邵刚毅，他的长相也“刚毅”孔武，到了乌鲁木齐就被伞兵部队挑去留在乌市当兵几年，成了我二姐家的常客。复员回沪到友谊出租车公司做了“的哥”。

同学们都祝贺我们光荣当兵，孙吉光、周根弟、罗爱萍、周雅娟、姚玉珍和蔡瑞庆等还送了几本日记本，我至今还保留着。

我们应征入伍的同学等于中学都没毕业，因为70届还要在农村工厂继续学农学工到年底才能毕业。

1971年1月2日一早，我离开“五同”了四个月的青浦县城东公社第八生产队，和邵刚毅去县城坐长途班车到徐家汇，再转公交车到十六铺乘轮渡去浦东，大半天才回到浦东19弄的“小小联合国”。

我赞同现在的吃瓜群众爱说的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我的希望就没有失望，梦想终于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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