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减负，面临的“三重困境”！

近年来，社区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减负出现“越减越负”的局面，陷入减负动力不足、减负方法单一和形式主义严重三重困境。以“去行政化”为核心的减负措施并没有到达理想预期，更没有实现“纯净自治”的目的，反而使社区减负陷入困境。

一是减负动力不足。尽管中央有政策要求，但地方政府并没有把减负当作中心工作来抓。这倒不是因为地方不愿贯彻中央政令，而是因为地方政府没有找到更好的减负措施，陷入“去行政化”泥沼而束手无措、无所适从。如果坚决改，坚决“去行政化”，那么就如上述所言，就可能导致居委会的边缘化，并且剥离的行政事务谁来承担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居委会是政府和群众的联系桥梁，是政府在基层的代言人。一旦居委会被边缘化，政府很多事情无法下达，也很难掌握基层信息，这是政府极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如果不改，居委会承担的行政事务确实过多，社区工作者的抱怨声确实很大，难以向他们交代。这样，地方政府就夹在改或不改的两难困境之中，所以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平衡措施之前，为了稳妥起见，一些地方政府就干脆选择保持原状或进行微调，减负意愿和减负动力日益下降。这也是有些地方的政策游离不定，减负力度时强时弱，持续性差，反弹回潮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

二是减负方法单一。地方政府陷入“去行政化”泥潭，把社区负担仅仅局限在行政负担上，而没有全面认识到社区负担的来源。减负首先就要分清负担的构成，而基层负担的来源已远远超出了压力型体制的解释框架，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从条线下沉视角来看，社区负担主要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压力传导和层层加码，因而“去行政化”有它的合理性。但从需求上移的视角来看，社区负担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居民事务和居民诉求。当前，日益原子化和个体化的居民不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形成了一种“等靠要”的思想，把居委会看作是“超级保姆”。一些个人私事或不该社区负责的事情也要求居委会解决，若不解决，就去投诉，这也是令社区非常头痛的事情。此外，社会转型期的矛盾逐渐增多且聚焦社区，如何化解社区纠纷对于居委会来说也是一件难事，而这些问题靠“去行政化”手段难以解决。可见，居委会实际处在政府压力和居民诉求的双重挤压之中，既有自上而下的负担，也有自下而上的负担。

三是形式主义突出。中央明确指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讽刺的是，有些地方的减负工作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形式主义，以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目的的监督，却制造了负担。究其原因，用行政化手段推进“去行政化”改革无疑是一种加压式减负举措，助长了形式主义蔓延。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斩断自上而下的传导链条，但又无新的组织承接，地方不得不采取形式主义的方式应对减负考核。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往往在减负材料上弄虚作假，瞒报减了多少次会议、多少次考核、多少块牌子、多少本台账等，这种减数字不减数量、减形式不减方式的“数字减负”本身就是一种形式主义。有的地方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变通策略，上级要求少开现场会议，地方就多开网络会议；上级要求减少开会数量，地方就采取“会中会”“会套会”的方式延长一次开会的时长；上级要求少发文件、地方就采取多用短信通知。实际上，这种非制度性的行政化传导机制进一步压实了社区责任，“认认真真搞形式、踏踏实实走过场、马马虎虎来收场”成为减负工作最真实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