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人有三个故乡：地理故乡、心理家乡和精神原乡。
地理故乡即原乡，她是指祖先未迁移前所居住的地方，那里流淌着祖先的血脉，有着众多的父老乡亲，也是老家在的地方。对这个地方，每个人有长在心里拔不出来的情结：“衣锦还乡”“告老还乡”“入土为安”“落叶归根”……便是我们出于对地理故乡的惦念牵挂和满腔深情。
心理故乡是指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在那里，它让你饱尝人间炎凉轻薄、困顿坎坷，让你有过挣扎痛苦，但终有一天，你的心中不再抱怨，长了茧子的心底被重重击穿，让你刻骨铭心，不再怨艾，反而感到安稳，有了归属感，让你感觉那是一场人生修行的开始。那里便变成了你停靠心船的“第二故乡”，那就是你的心理家乡，于是你就有了苏东坡所说的：“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感觉。
精神原乡是除故乡以外，可以抚慰精神，安放灵魂的地方，精神原乡不是地理上的，也不是心理上的，而是让我们懂得生命的意义、体现我们生命价值和明白活着真正意义的地方，她同时富有浓郁的乡愁色彩和诗性的光芒。
我的祖籍是江苏江阴，出生地是四川重庆（当年重庆属四川），在新疆塔里木生活了20年，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上海。
人的一生是一场旅行，心灵也难免会有迷茫和蒙昧；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有感悟，这种感悟，必定要经历时间的磨洗,才能超越自身的认知局限,看到曾经离弃的事物在黑夜的天空闪烁着极光般的绚丽。
我心中自有生命中“三个故乡”的排行：地理故乡，江苏江阴；心理家乡，新疆塔里木；精神原乡，当是上海。
人生是漂泊的，但记忆是有根的，记得我曾写过一首关于乡愁的诗歌，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乡愁是一支忧伤的歌，反复在你心头吟唱；
乡愁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
乡愁是柴火熊熊灶膛，熟悉的饭菜香味始终记忆犹新；
乡愁是村庄上空的袅袅炊烟，萦绕在心间久久不会散去；
乡愁是母亲的针线匾，一生一世连缀着身上的寒衣；
乡愁是父亲手上渗血的茧胝，终生在心头隐隐作痛……
但我又觉得上海人的乡愁往往是马路和弄堂。而淮海路是我精神原乡之中最鲜活而灵动的意象符号！
今年是淮海路建路120周年，我今年73岁，我的家族和淮海路有着90年的因缘，我和淮海路也有着70年的情缘。
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祖父从法国留学归来，在上海海关任职。当年祖母带着四个孩子就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近旁的华龙路的元昌里（今雁荡路56弄）。抗战开始，祖父带着全家随国民政府一路退到重庆，离开了上海，离开了淮海路旁的元昌里。后来时局剧变，祖父和父亲先后去了台湾。最后，祖父客死孤岛，终没有回过上海，再也没有机会重回淮海路看看。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在父亲离开大陆40年后，命运又一次给他一次回到淮海路，回望童年往事的机会。那是1988年，他第一次从台湾回上海探亲，一个阳光缱绻的午后，他带着全家(留在大陆的和台湾来的），站在淮海路旁的元昌里石库门房子赭色斑驳的砖墙下，瞻仰旧时居住的老屋，回忆童年往事。
父亲和二叔是当年家中四个孩子中的老大和老二，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在淮海路旁度过的那段懵懂的童年岁月，三叔和小姑因为年龄太小，对这里已经没了印象。
父亲和二叔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若干年后，一个成了台湾军中的高级技术官员、一个是重庆人民政府的局长，几十年中，各事其主，人生道路迥异，相逢一笑，互泯恩仇。他们对淮海路、华龙路、元昌里的回忆却是同样的：他们还记得弄堂里华龙小学里的书声琅琅，还记得在霞飞路上巴黎大戏院（后来淮海路上的淮海电影院）看影戏。
他们记得在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嬉戏玩耍，他们还记得扼守在淮海路和雁荡路口并排而立的2幢大楼：东面的是“培恩公寓”（今妇女用品商店所在的那幢楼）。西面的一幢是“永业公寓”，当年有许多住在这2幢大楼中的同学……
他们还不约而同说起元昌里13号住着的日本义士尹逢吉当年刺杀侵华日军白川大将的故事，这个也许并非是他们对当年的回忆，也许是因为这事和他们儿时住过的“元昌里”有关，他们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不同版本的“元昌里故事”。
我出生在重庆，1951年（3岁），重回上海，却没能再住进雁荡路上的元昌里，但还是住在淮海路边上的南昌路上（当年毛岸英。毛岸龙就读的大同幼稚园斜对面，现已拆除）。
不久，我被寄养到另外一个城市，那是我第一次和淮海路失之交臂。6年以后，等我再回到上海，家搬得离淮海路远了些的合肥路上，却还住在卢湾，活动圈子还是在淮海路周边。
初中三年，家住卢湾，学校在闸北，每天步行上学，一天一个来回，清晨迎着旭日穿越淮海路，傍晚，披着暮霭横穿淮海路。每天要经过当时上海最热闹的地段：火车站、南京路、淮海路，那时我的感觉是：火车站——嘈杂，南京路——繁华，淮海路——优雅。当年对淮海路的印象仅此而已。对淮海路来说，那是的我仅仅是一个懵懂匆忙的少年过客。
中学毕业去了新疆，再次与淮海路失之交臂。好在所在连队的战友全是从淮海路周边花园洋房、旧式公寓、优雅新里、石库门弄堂走出的年轻人，许多知青家就在淮海路上。大多数家庭是居住在淮海路周边几十年的资深移民，不少还是“土著”的卢湾的原住民。
也许是家庭的影响，也许是环境的熏染，不少人对淮海路怀有特殊的感情，吃的穿的都要在淮海路找到蓝本，再加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家境都处在中等以上的水准，都接受过较好的教育，也许，众多同一文化背景走出来的年轻人聚居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生态。
在我看来，淮海路不仅是一条路，她除了承载着交通、商业和居住功能以外，还承载着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我们的连队的知青是农场中别具文人气质、小资情调、贵族感觉的一族，连队文化气息特别浓郁。平时，在冬日的火炉旁、在挖排碱渠露宿的蚊帐里、在野虫啾啾的瓜棚里、在冬灌旷野的篝火边，我听他们列数着淮海路的名店精品、讲述着淮海路的历史掌故、名人轶事以及他们家族的沧桑往事……
我虽然曾二次与淮海路错过，却及时得到了“补课”。虽然身处荒原大漠，却接受着淮海路文化的熏陶，使我真正有了“淮海路情结”。
如果，平日里身居荒原，我只是神游。每次探亲，总要在有限的假期内，经常整日盘桓淮海路观赏街景、采购物品、大饱口福，亲身体验感受并遥想并品味着淮海路的前世今生。
如果，平日里身居荒原，我只是神游。每次探亲，也总有机会走进朋友们淮海路周边的家庭，亲眼目睹一种优雅的生活方式和态度。回新疆时所带的行李，——不管是自用的还是给别人带的——80%以上的物品是在淮海路采购的。当上了教师，还教了高中，又给我的学生讲述着淮海路的故事，我又成了淮海路文化的得益者和传播者。
回到上海后，当上了政协委员，并担任了2届民革区委主委，在连续5届担任政协委员的20年的岁月里，我更与淮海路续上了不解之缘。要知道，淮海路曾是卢湾区经济的生命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里，淮海路始终是政协委员的关注焦点，作为民主党派的区级负责人、作为政协常委，我的许多大会发言、党派提案、视察活动都是围绕淮海路展开的。
90年代初，参加的区台联会组织的台胞台属“看看我们的淮海路”活动的大幅照片。被全国各大报纸转载。我在政协会议上提过有关 “淮海路要铸入爱国主义之魂”、“淮海路东段开发”和“淮海路支马路开发”等方面的建议，代表党派作过“淮海路要走商旅结合道路”、“发展淮海路的假日经济”等大会发言，写过“关于淮海路100周年庆的建议”、和“关于做大‘玫瑰婚典’”的提案。
改革开放以来，淮海路乃至整个卢湾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富有朝气，并更加洋气和大气了，卢湾已出落成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女，在一次“双月座谈会”上，对卢湾，我曾这样的的描绘：延中绿地是“翡翠凤冠”，淮海路是“彩金项链”，“新天地”是“钻石挂件”，打浦桥是“金色腰带”，未来的滨江的世博园区是“彩色罗裙”卢浦大桥和打浦桥隧道犹如两条“颀长玉腿”，脚踏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浦东大地。得到了当时区领导的充分肯定。我活脱又成了淮海路变化的见证者、推动者和参与者了。
我的家在1997年搬离卢湾，住到了静安的愚园路，2008年又从党派和政协委员的位子上退了下来，照理和卢湾和淮海路没了关系，但命运中有许多冥冥之中的必然，谁也说不清楚，起先是卢湾区统战部为社科院的专家马骏，《新民周刊》的主笔胡展奋和我，在《卢湾统战》上刊物上开辟了一个言论专栏，我的许多文章的话题还是没有离开卢湾，没有离开淮海路，例如《淮海路要留住“法国风情”》、《“滨江临海”话卢湾》（其中的“海”说的就是淮海路）。后来受聘于卢湾区台办的涉台宣传写作组，还在写着淮海路的故事，目前又成了黄浦台办主办的季刊《围炉漫谈》的副主编，许多文章还是离不开淮海路。
最不可思议的是在2017年在我第二次退休后，不久就参加了上海党史研究会下面的二级组织——一个名为“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的民间组织，研究的是中共早期党史。新渔阳里（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老渔阳里（今南昌路100弄）2号是中共党史绕不过的2个红色圣地，当年新老渔阳里是前后相通的，在我看来它们是淮海路上典型的“前店后工场”，新渔阳里在淮海路，其中“外国语学社”和“中俄通讯社”是可以公开挂牌的，是为“前店”，而强大的思想和理论的“设计制造”是在老渔阳里2号。这可以算是“后工场”。为渔阳里的历史文化我又写过多篇文章，有的还在《党史信息报》和有关论文集中刊登过，我的一些文章还是没有离开淮海路！
假如说，上海像棵树。淮海路是这棵大树上的一根枝丫，我只是上面一片微不足道的叶子，上海和淮海路，我曾经有几次错过，但沧桑70年，最终发现自己这片“叶子”始终长在淮海路这根枝丫之上。
多少年来，淮海路始终连着我的神经，附着我的灵魂，反过来，我也为她写过许多文章，在她建路120周年之际，我将这些文章陆续载出，一告慰自己的灵魂，二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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