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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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本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
自国务院《关于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发布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上下合力，共同推动降成本。
从调研情况看，企业税费、融资、人工、用能用地、物流等六大成本上升均得到不同程度的缓解，为稳增长、转型升级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从1.4万个样本企业看，约有六成企业对降成本政策措施表示认可，只有极少数企业不认可。
对于降低税费负担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6.4%）和好（36.8%）的企业占到了63.2%，只有2.1%的企业认为成效差；
对于降低融资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5.4%）和好（33.6%）的企业占到了59%，只有3%的企业认为成效差；
对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6.1%）和好（37.1%）的企业占到了63.2%，只有1.3%的企业认为成效差；
对于降低人工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4.4%）和好（33.2%）的企业占到了57.6%，只有2.8%的企业认为成效差；
对于降低用能用地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6.3%）和好（34.5%）的企业占到了60.8%，只有2.9%的企业认为成效差；
对于降低物流成本的政策措施，认为非常好（25.8%）和好（32.5%）的企业占到了58.3%，只有3%的企业认为成效差。
此外，从实体经济企业经营情况看，政府制定促进企业挖潜改造及创新能力提升的降成本政策发挥出积极成效。
在山东，“创新券”政策扩大至中小微企业，2016年有1958家企业预约共享科学仪器设备16013次，省级落实“创新券”补助金额4825万元，全省补贴首台套设备及零部件保险补偿资金1.7亿元。
在黑龙江和内蒙古，2017年第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加。黑龙江从去年同期亏损5.1亿元一举扭转为盈利142.1亿元，内蒙古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盈利397.7亿元，同比增长142.2%，增长幅度高出全国平均增幅4倍。
（2）减税降费立竿见影，“放管服”行政审批改革效果缓释
从调研情况看，2016年国务院减税降费政策目标已经实现。通过采取大规模结构性减税举措，清理规范涉企收费，降低税费负担5000多亿元，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更大活力。
从问卷调查数据看，样本企业税收负担占比不高且近几年呈下降趋势，行政事业性收费从2014年开始呈下降趋势。58%以上样本企业的“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5%，90%以上样本企业的“企业纳税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小于15%。其中，51.5%的企业认为税费负担合理，认为负担较重的企业比例为41.8%。
与减税降费见效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政府职能转变相联系的“放管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难度大、见效慢且后续改革繁重。虽然全国上下在积极深化“放管服”改革，但问题依然不少，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含经济、时间和机会成本等）的空间依然很大。
近些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和强化责任追究。这增强了决策主体的责任意识，但也导致了新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一些部门为了规避责任，抱着“只要形式到位、只要过问了，即使出了问题，也不是自己的责任”的心态，只注重工作的形式、忽视工作质量。此外，当前出现了多头监管、监管过多、重复监管等现象，一些企业疲于应付各类监管、检查，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产生了较高的制度交易性成本。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地方政府全面落实阶段性降低社保费率。此外，降低电价、降低物流企业非税负担等短期性降成本措施也得到有效落实。
与阶段性、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实体经济企业更需要标本兼治的长效机制，特别是在完善金融组织体系、推动物流模式创新和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等方面。
在企业融资成本方面，商业银行普遍采取大额授信权限上收总行的集中管理模式，推行“一刀切”的限贷政策，抽贷、断贷现象严重，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短贷长用”现象非常普遍，带来不小的金融风险。
在物流成本方面，多式联运、货物中转装卸消耗过大、运行效率低、信息化水平偏低等问题亟待关注与有效解决。
在用能成本方面，受电网企业垄断等影响，建立用电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直供电政策等改革仅处于试点阶段，力度有限，还需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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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降成本政策的几点评价和思考
（1）政府降成本政策是必要的，也是有成效的
政府及时出台降成本政策举措，从短期看，有利于企业克服眼前的困难，提升盈利水平；从长期看，有利于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转型发展。由于我国与西方国家具有不同的国情，政府可以发挥更加直接、更加显著的作用。
然而，政府制定实施降成本政策，需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微观层面讲，降成本是实体经济企业的永恒主题，只有提高成本利润率，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才能获得生存与发展空间。从宏观层面讲，政府降成本的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让政府成为营造良好市场经济环境的主体。从根本上看，应让市场机制在降成本中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
为贯彻落实中央降成本工作部署，地方政府将降成本工作列为重点和“一把手”工程，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总结经验，改进政策措施。这些做法应坚持不懈，积小功成大功。
不过，现实中，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仅取决于外部环境，更取决于自身经营与管理。如果企业投资项目因为可行性研究没有做好，进而陷入困境，那么单纯依靠政府政策的支持，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局面。可见，政府有责任为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但不能替代市场，不能服务过度，要防止企业萌生“一切靠政府”的心理预期，若这样反而不利于企业自身实力增强及其长远发展。
从中央、地方合作层面看，调研省区针对中央降成本的六大领域进行具体细化，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加强部门联动和政策协调，政策落实合力正在形成。
从宏观政策来看，降成本与“三去”、“一补”组合配伍，发挥出更大的政策效应。“三去一降一补”实质都和成本关联在一起。“去产能”意味着去掉大量的无效成本；“去杠杆”意味着减财务费用；“去库存”意味着加快资金周转慢；“补短板”意味着成本增值能力增强。从宏观看，上述降成本政策的合力正在汇集与成长。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有些地方降成本政策短期有成效，但长期不可持续；有些政策在局部取得一定成效，但全局不一定有效果；某些政策表面上起到了降成本的效果，实际上却在增加成本，此处降成本，却在彼处增成本；有些政策为降成本而降成本，目标不清晰，缺少整体战略性安排。这些不足之处，还需要通过下一步完善政策措施予以妥善解决。
现行降成本政策发挥出明确而强烈的预期引导效应，即通过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成本负担，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加大对企业技术挖潜改造和创新能力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目前，上述政策预期引导效应正在逐步释放，越来越多的实体经济企业借助于政府降成本政策的扶持，更加重视研发投入，不断增强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创新能力。
然而，制约企业创新与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从来都是复杂且多元的，彻底破除这些障碍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应当从战略层面找准定位，不能过多依靠“一事一议”的方式，需要从整体上完善制度顶层设计，为企业提供透明、预期稳定的制度及政策环境，从根本上推动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实现降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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