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密监视的列车

 
　　经典影片《严密监视的列车》是1966年的捷克作品。本文只是借用这个片名，来描述另一部中国观众相当熟悉的《卡桑德拉大桥》。《卡桑德拉大桥》1976年出品，1981~1982年在我国公映，大概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的惊险灾难片。该片表面上描述一列失控的火车，以及车上形形色色的乘客。但在我看来，最精彩的戏剧冲突一直停留在日内瓦的控制室里，一边是美军上校斯蒂芬·麦肯奇，另一边是女医生斯特拉德纳，前者由好莱坞老派明星伯特·兰卡斯特扮演，后者的演员是伯格曼的御用女明星之一英格丽·图林，两人的戏份暗流汹涌。
　　
　　此处，医生代表科学与客观，上校代表体制与专横。但上校并不像我们想象那样趾高气扬，相反，他显得颇有正气，忧心忡忡。他显然不是一个自私小人，因为他考虑的并非个人利益，而是国家利益，他向受害者说话“既要维护国家体面，又充分表达内疚”，堪称称职的公关人才。他的危机策略是：“就像俗话说的，要做到内紧外松，表面上好像没事一样。”上校的手法具有典型性，其特点是貌似从公众利益出发，将真相做部分遮掩或篡改，以稳定民心；实质是一种拙劣的危机公关，在“胡萝卜加大棒”的药方中客串好“胡萝卜”的角色，以牺牲民众利益来维护自己组织的安稳。上校说：“我准备跟旅客介绍一下全面情况，说得婉转一些，安定一下人心。”乍一听，这想法不赖，挺替旅客着想的。
　　
　　然而，当他向列车乘客解释事故起因时，他采用的是谎言。他说，有恐怖分子在列车沿线的桥梁等地放置了炸弹，所以列车必须临时改道。这话听似有理，但经不起推敲。如果轨道不安全，那应该让乘客下车等候，而不是把列车封起来。统治者撒谎有一个特点：不太会预计别人的反问，尤其是在不允许质疑的环境里。因此，原本的释疑会变成越来越多的疑点，原本的小谎言会被怀疑成大问题，这不能怪人轻信谣言，只能怪自己不说真话。
　　
　　上校看上去不似恶魔，当指挥部跟列车失去联络，他也很纠结。他也不希望一车人葬身大桥，将来问责起来他多半会成替罪羊。但他甘愿冒这个险，因为桥塌相当于天灾，是超越他们控制能力的，而传播病菌则是人祸，他担当不起。因此最好的办法便是让天灾来掩盖人祸，把自己的失职或罪责转嫁到自然的力量。为此，他可以不断增添谎言，比如说波兰政府为了修桥花的钱多于造桥，跟镜头（有图有真相）形成强烈反差。
　　
　　上校和女医生的最后较量颇有优秀微博的简洁和力度。得知车毁人亡，上校对医生说：“你以为我让他们送死？”医生回答：“不，你是在让他们自生自灭。这样更残酷。”上校接着说：“大夫，我在你眼里一定是个恶魔。”医生反驳道：“你对自己过奖了。你不过是个唯唯诺诺、承上启下的人。”
　　
　　上校不是希特勒，他只是那个体制的忠实执行者，而非制订者。他并不以作恶为乐，但制度需要他那么做，他就会全力维护制度的体面而牺牲个人的利益，包括他自己的前程。他是一颗恪尽职守的螺丝钉，他的“唯唯诺诺”在影片里未能正面反映，或者说，那并非指他的个性，因此译为“唯命是从”可能更合适。“承上启下”则是一个绝妙的词，30年前我第一次观看该片便牢牢记住了这一评语，今天重看，依然觉得这是医生跟上校交锋中最犀利的一击。在正常环境里，上校应该是个好人，他坚决执行正确的政策，会兢兢业业克己奉公；一旦上面的决策出现错误，他完全不具备纠错功能，而是会把上面的意图落实到每一个字。从这意义讲，他跟那些戴防毒面具维持治安的军警乃一丘之貉。
　　
　　影片中有一批中途从慕尼黑上车的武警，一身白色的防毒服加面具。从戏剧角度，他们是纯粹的机器人，完全没有正常人的思维。如果说最初不让人下车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利益，此时罔顾事态的发展，坚持驶向缺乏安全性的桥梁，则是置上级命令于人性之上。这些处于国家机器最底层的螺丝钉，通常没有自主权，但到了关键时刻，如果其中有些人能明辨是非，在善与恶的角力中做出正确的选择，至少在自保的前提下尽量从善而不是作恶。诚然，这些普通的士兵警员能在千钧一发之际成为善的力量，光靠精英们的临时劝说是不够的，主要是平时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学会辨别是非，意识到自己的可为与不可为。
　　
　　《卡桑德拉大桥》的起因是一个美国在欧洲偷偷实验的病菌被人带上了列车，该病菌是国家机密，美方不许泄露，他们不惜动用各种手段，包括致一列车人于死地。英文中有一句话，叫做“真相能让你获得自由”。这是从民众的角度，从统治者的角度，真相无疑是令人不安甚至令人恐惧的，因为它能消解政权的凝聚力，因此，真相必须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