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行政能力极强的政要。他的忧民,绝不像其他官僚那样空发议论,装装样子。他能将思想和具体的行动进一步上升到制度的改革,每治一地,必有创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线积极改革用兵制度。当时因战事紧张,政府在陕西征农民当兵,士兵不愿背井离乡,便有逃兵。政府就规定在兵的脸上刺字,谓之“黥面”。一旦黥面,他永世,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得脱离军籍。范经调查后体恤民情,认为这“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恩”,就进行改革,边寨大办营田,将士可以带家,又改刺面为刺手,罢兵后还可为民。这些措施,深得百姓拥护。
范仲淹是64岁去世的。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积劳成疾,病体难支,但愈迸发出为民请命、大胆改革的热情。1050年,他62岁时,知杭州,遇大旱,流民遍地。他不只用传统的调粮、赈济之法,而是以工代赈,大兴土木,特别是让寺院参加进来,用平时节余搞基建,增加就业;同时,大办西湖的龙舟赛事,让富人捐助,繁荣贸易,扩大内需;此外,高价收粮,使粮商无法囤粮抬价。这些举措看似不当,也受到非议,但却挖掘了民间财力,杭州平安度荒。
宋代税收常以实物缴纳,以余补缺,移此输彼,谓之支移,但运输费要纳税人出。1051年,范去世前一年,知青州,这是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他见百姓往200里外的博州纳税,往返经月,路途劳苦,还误农时,运费又多出税额的二到三成。农民之苦,上面长期熟视无睹,范心里十分不安。他就改革征税方法,命将粮赋折成现金,派人到博州高于市价购粮,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务,免了百姓运输之苦,还有余钱。一般地方官都是尽量超征,讨好朝廷。他却多一斤不要,将余钱退给青州百姓。
诚如他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可以看出他的忧民是真忧,决不沽名,不作秀,甚至还要顶着上面的压力,冒被处分的危险。像上面所举之例,都是问题早就在那里明摆着,为什么前任那么多官都不去解决呢?为什么朝廷不管呢?关键是心中没有装着老百姓。所以“忧民”实际上是检验一个官好坏的试金石,也成了千百年来永远的政治话题。这种以民为上的思想延续到共产党就是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毛泽东专门写过一篇《为人民服务》的文章。2004年,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我受命写一篇纪念文章,在收集资料时,我问研究邓的专家:“有哪一句话最能体现邓的思想?”对方思考片刻,答曰:邓对家人说过的一句话可作代表,他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大志,就是希望中国的老百姓都富起来,我做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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