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1月29日，原常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受理了一起罕见的民事诉讼案。
法庭上，双方当事人都显得过分安静。
坐在一侧的原告不仅没有随庭律师陪同，就连神色上也是一脸歉疚。
而对面的被告席上，除去第一被告人外，还多了个被追加申请的“第二被告”。
由于原告杨永不识字，他便略去了宣读诉状的步骤，以口头陈述事件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诉讼请求。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案件的起因经过也渐渐明了。
经法官审理认定，原告陈述合理，且伤情鉴定属实。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需赔偿原告医疗费、交通住宿费共计6300余元。
（杨永）
在第一被告看来，杨永一纸诉状将他们告上法庭的行为，是无法让人理解的。
第一被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曾经救了自己女儿性命的恩人，此时就如同换了一副嘴脸——从做好事不留名的无名英雄，摇身一变，成了蛮横无理的“小人”！
而面对第一被告的不理解，原告杨永也显得分外无所适从。
杨永表示：“我希望一次性做个了结，可我也很无奈...”
为什么无名英雄杨永最后会变成所谓的“小人”？
杨永一纸诉状将被救者全家告上法庭，又究竟是什么原因？
时间回到1999年。
彼时27岁的杨永，如同大多数出身低微的年轻人一样，学历不高，但单纯善良，渴望着凭借自己的劳动撑起一个家。
由于文化程度有限，杨永选择了卖姜来维持生计。
12月9日下午，刚卖完手上老姜的杨永，准备到贸易市场再多进一些新姜。
当他骑车经过常州兰陵木器厂附近时，河边大量聚集的围观群众吸引了杨永的注意力。
抱着看热闹的想法，心情不错的杨永便停了下来，挤进了人群中一探究竟。
这一看，杨永喜滋滋的心情瞬间像被兜头浇了盆凉水。
在寒冬腊月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名花季少女正在水中拼命挣扎，可奈何体力有限...
看着少女的性命危在旦夕，杨永来不及多想，一狠心一跺脚，一头扎进了常州12月的冰冷的河水中。
将近零度的水温，再加上杨永身上厚厚的棉服，让他一下水就不禁打了个哆嗦。
凭借着年轻健壮的体格，杨永咬牙强撑，在没做任何热身活动的情况下，勉力将少女推到了岸边。
河岸太陡，河堤污泥又多，这让救人行动变得格外困难。
杨永顾不得冷热交替给全身带来的不适感，他拼力使出最后一丝力气，将少女托举出水。
可就在少女即将触及到地面时，杨永脚下一滑，再次同少女一起，重重地栽到了河里。
或许是高超的潜水技巧救了杨永一命，等他看清周围情况时，发现自己的双脚由于用力过猛，已经深陷在了污泥里，一旁的少女也不知所踪。
此时，岸边上的众人朝杨永呐喊：“那边，就在那里，赶快救！”
杨永调整了一下呼吸，再一次扎进了刺骨的河水中。这一次，杨永终于找到了女孩。
有了上一次的失败经验，杨永就带着女孩多游了一会，来到另一处较缓的岸边，终于将女孩成功送到了岸上。
此时，杨永已是精疲力尽，但却又听见了岸上有人喊，少女的书包还在河里。
“学生没了书包怎么行！”
对于没读过书的杨永来说，读书是他最渴望也是最遗憾的事情。没有多想，杨永再次折回河里，寻找女孩的书包。
当他拿着少女的书包爬上岸时，少女已经被人接走了。
杨永站在岸边的寒风中，感觉到身上棉服浸满河水后那沉甸甸的重量，他瞬间感觉手脚都被冻得不听使唤，几乎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杨永将身上的水拧干后，便扶起车子，缓慢地向着自己家走去。等他好不容易回到住处时，全身已经被冻得失去了知觉，当天下午就发起了烧。
（杨永）
本来是想趁热打铁，多做点生意，却因为中途救人而病倒在了床上...
但有什么能比人的性命更重要？
在杨永看来，即使再重来一次，他也会义无反顾，扑向河中，救起落水少女。
在救人后的几天内，杨永一直高烧不退。
杨永本以为自己只是得了场重感冒，多加调养就好了，但随着日子的不断流逝，他的身体不仅没有好转，还相继出现了各种不适症状——腰部酸痛，全身关节疼痛。
被疼痛折磨到夜不能寐的杨永，最终决定，与妻子一起前往医院求医。
做完了相应的检查，医生得出结论，杨永得的并不是普通的感冒，而是因突然受寒而引发的风湿病。
医生的态度很明确，杨永的病情就是由于突然的受寒所致。此病不仅需要长期治疗，而且还无法彻底根治。
听到这样的消息，杨永和妻子一时间不知所措。
要知道，这个小家庭全部的经济来源全都靠杨永卖姜来维持，日子本就过得清苦不已，如果再加上吃药看病这个无底洞，他们家为数不多的存款根本支撑不了多久。
杨永家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正当杨永发愁以后的治疗费用时，老乡的登门拜访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
原来，在女孩得救之后，女孩的家人一直都在寻找着女儿的救命恩人。
女孩家人的求助信息经常州电视台播出后，杨永老乡迅速认出，杨永就是他们在找的救命恩人。
一方是焦急寻找救命恩人的被救者家属，一方是穷途末路的无名英雄。
即使老乡知道杨永救人并不是贪图回报，但老乡考虑再三，还是敲响了杨永的家门。
在老乡的劝告下，杨永最终站了出来，决定与被救女孩家属见了一面。
见面后，杨永得知，女孩家属在寻找救命恩人的同时，也在拼命寻找将孩子撞到河里的红色助力车的主人。
面对被救者家属的经济酬谢，杨永当即拒绝，并表示“救人是凭良心，我会游泳，即使不会，我也会下河救你女儿的。”
在杨永看来，自己的病虽与落水女孩虽有直接关系，但救人是自己出于本能选择的。
后来，媒体对杨永见义勇为的行为大加赞赏，当地政府不仅给予杨永“常州市见义勇为积极分子”的荣誉称号，更是给了他高达5000元的奖金以示鼓励。
在2000年，5000元并不是个小数目。但对于病痛缠身的杨永来说，想要维持治疗，5000元依旧杯水车薪。
可即便如此困窘，杨永依旧没对被救女孩家属提及半分“感谢款”的事。
因为囊中羞涩，无法支付医药费的杨永屡屡被医院催缴费用。
再加上杨永独在异乡，内心苦闷无处排解，他的处境就更艰难了。杨永不禁回想起了与被救女孩家属交谈时的亲切感，他便忍不住走到了女孩家的门外...
可没想到，还没等自己说清来意，女孩的母亲就表示自己家里并没有钱。
“你救女儿，我表示感谢，但其他免谈！”
女孩母亲的一番话，让杨永瞬间心灰意冷。
杨永本来只是想过来跟她们倾诉自己的内心苦闷，顺便探讨一下能否两家联手，让红色助力车主承担一部分的赔偿，缓解自己的经济问题。
可女孩母亲的态度让杨永认为，女孩一家摆出试图撇清自己关系的姿态，这让杨永感到无比的心寒。
在自尊心的驱使下，他甩开杯子，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家人的大门。
杨永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本就是为了救人落下了一身的风湿病，为什么女孩家属不愿意配合自己要回应得的赔偿呢。
回到家后，杨永越想越委屈，因为害怕自己当时没有表达清楚来意，他叫来了识字的老乡，想请老乡代笔，重新为女孩家属写了一封信。
等信件寄出后，杨永却在电话里与女孩家属再次争吵了起来。
不仅如此，女孩家属还将杨永的信件内容发在报纸上，公开怒斥杨永挟恩求报。
“你们不感激我就算了，在我落难时还不帮我，亏我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你女儿今天不被水淹死，明天也一定会被车撞死的。”
当杨永通过新闻看到自己的信件全文时，便大吃一惊，原来是由于老乡同情杨永的经历，“正义感爆棚”的老乡竟擅自在给女孩家属的信件中，私自夹带了自己的情绪，便酿成了这场误会。
这场误会不仅让女孩家属觉得杨永一开始就不怀好意，还让两家的关系彻底决裂。
眼见当时舆论逐渐对自己不利，杨永不得不再次拜访女孩家属，登门致歉。
可受到了言语恐吓的女孩家属不愿意原谅杨永，甚至还怒斥他的“小人做派”。
非但如此，社会舆论也随着有关杨永负面新闻的出现，而对杨永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初赞他为英雄的人，此时纷纷开始批评他挟恩求报，是不折不扣的小人。
无法从女孩家属与社会舆论上得到帮助，杨永只能从肇事者身上找寻突破口。
杨永询问律师后才知道，由于他与肇事者——红色助理车主没有直接关联，所以，想要得到肇事者的赔偿，就只能先将被救女孩及其家属告至法院，再由她们一家来起诉肇事者。
无奈间，杨永只得再次求助于女孩家属。
但是，此时女孩家属已与肇事者调解完毕，也拿到了相应的赔偿，不便再为了杨永将肇事者诉至法院。
杨永质问他们，如果生病住院的是他们的女儿，还会不会继续索求赔偿。
但女孩的家属依旧选择了保持沉默。
至此，杨永的耐心终于耗尽，女孩家属对自己冷漠的态度，使得他的底线彻底崩塌。
“咱们法庭相见吧！”
正是杨永撂下的这句话，让杨永与女孩家属彻底成为了对立方，救命恩人变成了讨债“仇人”，被救的一方变成了“白眼狼”。
2000年，杨永一纸诉状，将昔日的被救者告上了法庭，请求法院判决被告赔偿自己的医药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共计26万元。
此时的杨永已经无力承担诉讼费用，他不得不寻求法律援助，但考虑到女孩一家的经济情况后，他与律师商量，划掉了诉状中本身存在的护理费用。
确认杨永的病情确因救人所致，且鉴定属实后，原常州市郊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
要求女孩家属补偿杨永医疗费、交通费、住宿费2593.86元，而女孩家属追加的第二被告人，也就是此次事件的肇事者，补偿杨永3890.78元。
很显然，法院判决的赔偿款，与杨永的诉讼状中的预想金额相差较大。加起来还不到1万的金额，根本不足以缴纳杨永在医院的费用开支。
2004年底，无力负担医院费用的杨永，不得不再次将女孩家属与肇事者这两位被告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补偿他于2002年7月后在医院的各项费用支出。
此消息一出，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
杨永长期往返医院进行治疗所需要的巨额费用，是任何普通家庭都无力承担起的，更何况，被告的两个家庭经济皆不宽裕。
特别是肇事者陈某，她当时已经51岁，与丈夫双双下岗，两个人每月的收入再加上下岗的补贴，合在一起也不过一千出头，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异常艰难。
考虑到双方的难处，法院最终判决，两位被告人适当赔偿杨永的医药费用，这也算是找到了唯一的折中方案。
但对于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杨永来说，两次的补偿款都杯水车薪，这不仅为他增添了道德压力，也根本无法维持他在医院治疗所需要花费的巨额费用。
于是，在一年后，支付不起治疗费用的杨永，不得不再次将两位被告人告上法庭。
这一次，双方的心态都非常复杂。
杨永从一开始的仗义救人，变成现在“挟恩求报”的讨债人，他心里一直都有着过不去的坎：
“我这样接连打官司，对这个女孩的精神一定会产生影响，我救了她，不希望又害了她。”
杨永还表示，自己当初救人时确实没想索要报酬，但无力支付的巨额医疗费用，只能让他背负着道德的谴责，一次又一次地起诉着女孩家属与肇事者。
面对杨永的穷追不舍，女孩家属也万般无奈。
作为被救方，他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杨永曾不顾一切救下自己女儿的姓名，但一次又一次的补偿请求，还是让他们感到不适。
“我女儿是被人撞下河的，交通事故责任书已认定，我女儿是没有责任的。”
在女孩家属看来，自己的孩子是这场案件中最“冤”的那一方，因车祸被推下河的是自己女儿，因被救起一次次对薄公堂的也是因为自己的女儿。
而杨永一次次的赔款要求，不仅加重了肇事者一家的经济负担，更让他们失去了隐私，活在不断被人议论的透明世界里。
2005年2月3日，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要求女孩家属及肇事者共同赔偿杨永3500元。
考虑到杨永的特殊情况，常州市政府最终以见义勇为的名义，再次奖励杨永一万元，并承诺之后每年都会拨给杨永一千元，帮助其缓解就医压力。
至此，杨永见义勇为一案才真正画上了句号。
路遇险境，仗义出手，是杨永作为有良心、有底线的公民的无悔选择；
对救命恩人心怀感恩，不因经济窘迫而抹杀事实真相，是被救者一家困窘中仍坚守的道德底线。
在这场纠纷中，无论是杨永还是女孩家属，都在遭受着道德的审判。
归根结底，真正让事件双方温情不再、对薄公堂的关键因素，是当时公共体制对见义勇为者的相关保障没有落实到实处。
如果当时不是社会外力的干预，这场“战争”恐怕将以“不死不休”的方式上演下去，这不仅严重影响到当事人双方的工作生活，还极大地消耗社会公共资源，更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不过，作为旁观者，有幸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我们的法制体制建设与道德体制建设正在不断地完善！
参考文献：
韩琦,石永红. 少女被救后引发的沉重话题[J]. 记者观察,2006(03):26-28.
张纪范. 恩人找到 反成仇人[J]. 学问,2003(06):57-60.
陶新. 见义勇为行为责任问题研究[D].安徽大学,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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