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就是美丽的阿赫马托娃。
在人民心中,阿赫马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在文艺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
然而历史是很讽刺的,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马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阿赫马托娃:“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阿赫马托娃私人档案》
阿赫马托娃自述(节选)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1946年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
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写于一九六五年。
一星期我都没有和人说一句话……
作者:阿赫马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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