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就是美丽的阿赫马托娃。
在人民心中，阿赫马托娃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
在文艺官眼里，她却是“荡妇兼修女”。
然而历史是很讽刺的，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阿赫马托娃在逝世后迎来了世界的声誉。
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这样评价阿赫马托娃：“诗人清楚他们的使命。那就是讲真话。让俄国人听到真实情况，不管多么可怕……一百年后，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勇气，他们的诚实将使俄国多么为之骄傲！”
《阿赫马托娃私人档案》
阿赫马托娃自述（节选）
我于1889年6月11日（新历23日）出生在奥德萨附近（大喷泉）。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退役的海军机械工程师。当我还是一岁的小孩子时，便被送到了北方——进了皇村。在那我一直生活到16岁。
有关皇村，我最初的记忆是这样的：葱茏的绿意，众多公园的潮润与灿烂，保姆曾带我去过的牧场，我们曾骑了形形色色小马的跑马场，古老的火车站和一些别样的事物，它们嗣后都被录入了“皇村颂”中。
我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学习阅读列夫托尔斯泰作品的。五岁时，听着女教师给稍大些的孩子们上课，我学会了说法语。
当我写下第一首诗时，我11岁。对我而言，诗歌的启蒙并非来自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而是杰尔查文（“在皇室少年生日那天”）与涅克拉索夫（“严寒，红色的鼻子”）。
我曾就读于皇村女子中学。起初我的成绩非常糟糕，后来变得十分优秀，然而内心却总是不太情愿学习。
1905年我的父母离异，妈妈带着孩子们搬到了南方。我们全年都生活在叶甫帕托里亚。我在家中学习了中学毕业前一年级的课程，我还常常怀念皇村，并写下了大量庸俗无聊的诗歌。
1910年（旧历4月25日）我嫁给了尼古拉·古米廖夫，我们去巴黎度过了蜜月。
在巴黎鲜活的肉体上，喜欢不断变换花样的女人们有的打算穿上那种裤子（jupes-cullottes），有的打算穿上几乎覆盖了双腿的（jupes-entravees）。诗歌几乎无人问津，人们之所以购买诗集，仅仅是由于上面的小花饰出自有名或名气不大的画家之手。我当下便已经明白，巴黎的绘画吞噬了巴黎的诗歌。
回到彼得堡后，我在拉耶夫高级文史学校学习。此间我已经创作了不少诗歌，它们后来被收入我的第一本诗集。
1911年我是在巴黎度过的，在那里，我成为俄罗斯芭蕾舞成功首演的见证者。1912年，我游历了意大利北部（热那亚、比萨、佛罗伦萨、博洛尼亚、帕多瓦、威尼斯）。意大利的自然风光与建筑艺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如梦如幻，会使你终生难忘。
1912年我的第一本诗集《黄昏》问世。它只印刷了300册。评论家们对它比较赏识。
1912年10月1日我惟一的儿子列夫降临人世。
1914年3月我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它的出售大概也就持续了六周。在5月初彼得堡开始沉寂，人们渐渐地逃离这座城市。这次与彼得堡的离别没料想竟成永远。我们再回来时。它已不再是彼得堡，而成了彼得格勒。从19世纪我们一下跌入了20世纪，自城市的风貌开始，一切面目全非。我以为，作为一个初写者爱情诗歌的小册子，理所当然会在世界大事中湮没无闻的。而时间对它的安排却并非如此。
1941年卫国战争期间，我被迫困留列宁格勒。在九月底，封锁已经开始了，我才乘飞机到了莫斯科。
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着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在塔什干我曾多次患病，而且都病得不轻。
1944年5月，我乘飞机抵达了春天的莫斯科，它已经完全沉浸于临近胜利的愉快希望与期盼之中。
那个可怕的幽灵，它封锁了我的城市，它令我惊惧异常，我把与它的相见写入了我的散文中。那段时间促使我写出了《三棵丁香》和《做客死神家》等随笔，后者与我在杰里基前线朗1946年诵诗歌一事有关。散文对我来说永远是神秘与充满诱惑的。
我从一开始便洞悉了诗歌的全部，而对散文却永远是一无所知。我的最初的试验得到了大家的赞扬，而我本人，当然，对此却并不相信。后来，儿子被逮捕，我把它们与其他手稿全部烧毁了。
1962年我完成了《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这部长诗我写了22年。
去年春天，即“但丁年”的前夕，我重新聆听到了意大利语——我参访了罗马和西西里。1965年春天，我去了莎士比亚的故乡，看见了大不列颠的天空和大西洋，与老朋友们重聚，并结识了些新朋友，又一次参观了巴黎。
我没有停止诗歌的写作。诗歌的写作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与时间，与我的人民的新生活的联系。当我写下它们，我就活在了那韵律中，这旋律就喧响在我的国家的英勇的历史之中。我是幸福的，因为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并且目睹了那些发生着的史无前例的事件。
——写于一九六五年。
一星期我都没有和人说一句话……
作者：阿赫马托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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