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经》的创世纪中,有一个关于通天塔的神话——
很久很久以前,整个人类都是祖先亚当的后代。开始时,都使用着上帝赐与亚当的原初语言。可是,后来有一天,不安分的人们建造了通天塔,试图与上帝一争高下。上帝非常震惊,一怒之下打乱了人类共用的原初语言,并把他们驱逐开来,使他们散居于地球的各个角落,免得他们惹事生非……
毕竟,这只是一个神话故事,很少有人把它当真的。可是,到了十六世纪后期,由于新航线的开辟,东方国度以及美洲大陆的陆续发现,带给了当时的欧洲人以大量的新鲜而陌生的语言。这些缤纷多彩的别样的语言,不仅严重阻碍着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也给欧洲人的商贸和传教活动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同时,也极大地冲击着欧洲传统的语言划分习惯——神圣的或世俗的、正统的或旁生的、古典的或东方的,令欧洲的学者们大惑不解。人们开始追问:像埃及、叙利亚、印度、中国、墨西哥等等,这些迥然有别的不同语言,它们是否有着一个共同的源头或者一个共通的底层结构呢?
这时的欧洲人开始对“通天塔”这个古老的神话传说,有些半信半疑了。耶酥会士基尔歇(Athnasirs Kircher1601-1686)认为,亚当的堕落只是感官欲望上的失控,而不是理性的丧失,这使得亚当有能力接受上帝造就的完美语言。这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它是独一无二的,是清晰无比的,是浅显明白的!但在业已发现的各种语言中,哪一种是原初的呢?对此,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是撒马利亚语,有人认为是迦勒底语,还有更多的人认为是希伯来语……。但到后来,人们又一个一个地否定了,转而倡议重新创立一门崭新的能够在全人类普遍适用的世界性语言!
1669年,英国学者琼恩·韦伯(John Webb)发表论著,专门论证中文可能就是人类的原初语言。欧洲学者对中文的不厌其烦地介绍,极大地激发了莱布尼兹对中文的热情。他从基尔歇(Kircher)的《中国图说》中了解到,古老的中国文字超越了方言与口语,为不同民族和地区的人们所理解和使用,其中包括日本人、朝鲜人、越南人、印尼人等。更令他赞赏的是,汉字象埃及象形文字一样,是一种实定义文字。但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已经死掉了,而汉字却依然生机盎然、充满活力!培根认为,正是汉字的这一实定义特性,使得它能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们所一致理解且共同使用。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一个汉字的基本成分,就是表示某个事物的实定义概念。戴尔戈诺(Dalgarno)确信,在表音文字发明之前,中国人和埃及人都在使用着这种实定义文字。在戴尔戈诺看来,中文不仅远远超越了口语,而且语法也非常地简单!
德国大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兹(G.W.Leibniz1646-1716)当时已经接受了霍布斯“思维就是演算”的观点,并企图用组合术的方法来处理概念与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他的勃勃雄心是——要在一个公理化的体系中安排下所有的真命题!形式系统方案是这一远大理想的终极方案。莱布尼兹清楚地认识到,一个完善的形式系统是不可能用自然数来建立的,而拉丁文却又不能很好地用来指导推理。挑来选去,最终,莱布尼兹迷恋上了中文,对中文寄寓了深切的厚望!
1679年,莱布尼兹致函兰登堡选帝侯的御医约翰·艾尔斯库尔兹(Johann Elscholz),询问选帝侯的东方事务顾问、柏林教区长安德士·谬勒(Andreas Muller1630-1694)的“中文秘诀”。谬勒当时声称,他已经找到了一把专门用来理解汉字的金钥匙!借此,即便是妇女或儿童,也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可以很好地阅读中文了!在这封信中,莱布尼兹就谬勒的“中文秘诀”,一口气提出了十几个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询问中文是否能满足形式系统的各项要求。(1)基本的汉字是否象a、b、c或1、2、3一样明白?(2)汉字是否总是依据事物所特有的性质而创造出来的?(3)是否有一个基本的汉字表,所有其它的汉字皆由它们组合而成?(9)那些创造汉字的人是否已经了解事物的性质?(10)指称自然物,如动物、植物和岩石等的汉字是否一一有别?(11)一个人能否,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直接从汉字中理解事物的性质?在这六个问题中,(1)是就形式系统初始项的自明性而言的;(3)和(11)关涉到形式系统的组合表达式,即它们是否适宜于逻辑演算;(2)、(9)、(10)和(11)是有关实定义的要求的。这封信的其它问题涉及到:中文是否是原初语言?它们是不是完全是象形文字?以及是否容易掌握?等等。
在他后半生的几十年里,莱布尼兹对汉字问题始终都是念念难忘的!联想到谬勒的“中文秘诀”,他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期望和些许的疑虑:汉字系统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性地认识事物本性的形式系统呢?要不,它曾经隐含着或者立足于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今天的中国人却已经忘掉了,还有待我们去重新发现或者是加以改造?!为此,莱布尼兹每当遇见传教士、东方学家或语言学家,如费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科汉斯基(Adamandus Kochanski)等,都要提起谬勒的“中文秘诀”。1697年,莱布尼兹致信门采尔(Christian Mentzel),继续追问:所有汉字是否可以归约为固定数目的基本汉字?无疑,他是坚持相信发现“中文秘诀”的可能性的。1705年,莱布尼兹在给白晋(Joachim Bouvet)的信中,还为谬勒之死及其临终前毁弃了“中文秘诀”的手稿一事而悲叹不已!
与莱布尼兹一样,白晋也是非常相信发现“中文秘诀”的可能性的。他认为汉字的发明者,也就是先天太极图的发明人——伏羲。而伏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仅仅只是一个中国人了,他是全人类的立法者,只是不同的民族给他以不同的名字罢了,如赫尔墨斯、所罗亚斯德等等。白晋认为,八卦图形就是最古老的汉字。他还深信,汉字结构中一定隐藏着深刻的奥秘!如果对汉字作一个彻底的分析的话,不仅会找到汉字间的逻辑联系,从而为理解和使用中文提供了一条便利的捷径!而且能够重获古代神父所发现的知识,这些知识就是科学和宗教的基本原理,但中国人不知是在何时,就已经失传了!
在1703年的《科学院学术纪要》中,莱布尼兹撰写了一篇短文《二进制算术解释》。在该文中,莱布尼兹谨慎地表示,他希望白晋的观点是正确的,深入地分析可能会揭示出:汉字系统是一个类似于数学演算的逻辑体系。在随后写给白晋的一封信中,莱布尼兹说:“我已不太相信(埃及象形文字)与中国文字有何相合之处。因为在我看来,埃及文字极为平常。与可见事物,比如动物过于相像,如同寓意画一般。相反,中国文字大概更富有哲理,看来是立基于像数学、秩序和关系这类的理智思考,因而只是保留了一些可联想到某些物质形象的分立特征。”
莱布尼兹还曾回想起了荷兰学者高尔(Jacob Gohl)的观点。在《人类理智新论》中,他写到:“高尔……认为中国人的语言是人造的,也就是说,是由一位高明的人一下子发明出来,以便建立许多不同民族之间的一种语言上的沟通的。这些民族都居住在我们称之为中国的那个伟大的国家中,虽然这种语言可能由于长期的使用,现在已经改变了。”1707年10月,莱布尼兹致信Mathurin Veyssiere de la Croze:“欣闻您正致力于汉字的研究,并可望获得进展。在我看来,这一研究十分重要!因为我在设想,倘若我们能够发现打开汉字的钥匙,那我们就可找到某种东西,有助于我们进行思想分析。”1707年之后,莱布尼兹中断了与白晋的通信,“中文秘诀”最终还是让人无不遗憾地成了个未解之谜……
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莱布尼兹仍在梦想着他的人类理想语言——普遍字符系统。1714年1月10日,莱布尼兹在致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Nicholas Remond)的信中,深切地表达了这一憧憬:“倘若我年轻一些,或是能得到有才华的年轻人的协助,我就会仍然期望着建立一种普遍字符系统,其中所有理性真理皆可归约为一种演算。同时,它也能作为一种普遍语言或文字,尽管与迄今人们所设计的各类这种语言有别,因为其中的字词本身会指导推理。而错误,若撇开事实错误的话,只会是演算的失误。发明这种语言或文字,肯定是非常困难的,但学起来会很容易,且无需什么字典。当我们缺乏资料来确证某些真理时,它还能使我们估计其可信度,并告诉我们达到确证还需要些什么。”
至此,我不由地发出了无限地感慨:远在几百年前的欧洲,就有这么多人、这么执着地关注并钻研着我们的汉字了!而作为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我们还能袖手旁观吗?!敬请关注鄙人拙作《汉字秘诀》!
(参考文献:郝刘祥《莱布尼兹的普遍字符理想》)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