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政府行政管理制度和分工的角度出发，并结合智慧城市的理念、方法优势，有助于清晰、丰富并强化对城市治理的理解。在落实中央城市治理要求的同时，应避免学术角度将治理边界过于扩展而使得在行政执行层面失灵或不适用；应避免技术角度将治理机械化组合而使得在操作层面失效或表面化。在比对中外城市治理沿革的同时，应客观认识我国城市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及其承担的职能。增强治理还是市场自发，从我国城市运行现实格局和执政需要等出发，多半是导向增强治理。但面对经济新常态、城镇人口集聚、互联网时代和社会行为变迁等冲击，增强治理与市场自发存在深刻博弈。治理是城市运营过程中的多主体的参与行动表征。智慧城市为增强治理提供了理念和方法依托，在城市运营中，通过交叉跨界、交互信息、协同处置和双向反馈等机制，实现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边界上的治理创新，直接促进政府相关领域行政效能的提升。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提出通过构建智慧城市，来完善城市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相辅相成，学科上较为地独立发展，而从城市整体管理水平的提升出发，需要加强融合和互动交流。智慧城市应重点从服务当前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出发，从学科的深度来把脉智慧技术应用的设计，为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提供扎实的视角和有效的应用引导。城市治理应在行政管理的环境下定位，是城市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中枢，而城市治理智慧化是实现中枢功能的关键。城市治理的智慧化可在城市管理与社会治理的边界上实现作为的六个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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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一：促进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城市空间管理的融合
传统的城市管理被认为是政府的职责，政府是城市管理唯一的合法主体。起初，这种城市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与城市功能的单一性相适应。但是随着城市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急剧的市场竞争、资本的快速流动、不断分化的利益群体、紧张的公共财政、公民社会的崛起等。单一的管理主体已无法满足城市公众多元化的要求，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逐渐不能满足城市市民的需要。城市变化的不仅仅是城市的外观，城市的运行方式也随着经济关系的演变而变化。可以说，几乎生活的所有方面，旧的秩序正在瓦解或披上新的外衣。这些激烈的变化和挑战都刺激着人们对当代大城市的思考，构成了传统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变革的背景。
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它是对传统城市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是城市政府统治的现代发展形式。作为一种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它更强调主体多元化。主张为了彻底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问题，不仅要求城市政府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的巨大革新，而且要求非政府组织的充分发展和功能的提高，以及市民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与传统的城市管理相比，城市治理具有更高的工作效率，代表更广大公众的需求，增加城市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因此，探索从传统城市管理向城市治理升级的路径是对当代城市管理学科发展提出的强烈诉求。
在逐步建立完善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展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治理机制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现代的城市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于农村的概念，必须针对城市区域自身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建立不同空间尺度、不同运作形式的城市治理体制，多维度、多角度解决城市面临的问题，形成多元化的城市管制机制与模式，促进城市空间管理的融合，提升城市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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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二：以技术应用强化以“公众参与”等为特征的多元化共治格局实现
主体多元化管理是提高城市管理水平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城市多元主体通过参与影响公共决策，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过程。强调城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是要综合运用国家机制与政府组织、市场机制与营利组织、社会机制与公众组织三套有利于城市健康发展的城市管理工具，构建一种全民参与的现代城市管理体制。
作为城市管理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参与式城市治理提出了在城市管理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在不同领域里相互合作和互动的关系。参与式城市治理框架的建立，有助于城市管理事务的有效解决，有助于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助于城市的健康发展。全过程参与机制的建立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合作，为社会相关利益群体表达意志提供了稳定的制度平台，有利于充分实现政府与社会的沟通，增强社会对城市的认同感，能够为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通过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现状进行研究，探索中国城市发展的未来，避免重复其他早发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犯过的种种错误，解决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突出社会问题，使我国城市走上理性化发展的道路，有助于实现城市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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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三：基于智慧技术构建流动人口城市社会认同融入理论及其实现路径
城市社会印象是外来人员对城市认同感的体现。城镇化进程中和城乡发展的一体化，使得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外来人员城市社会认同感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居民素质、文化底蕴、生态环境等四个方面，籍贯、城市居住时间、职业身份、性别影响着外来人员城市社会认同感。国外学者于上世纪80年代就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尝试研究控制城市增长和维持生活质量的路径。从城市社会学和认同心理学理论来看。外来人员城市社会认同感关系到城市社会的稳定、和谐与发展，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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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四：基于大数据平台分析城市权力空间结构与居民社会关系响应机制、调控方法
社会的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需要经过无数个单元的社会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本身呈现了一种现代性的实际进程。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与社会相互交织、相互塑造。空间形态演变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动因，与此同时，流动人口对社会空间转型的影响。新都市社会学可能成为空间概念与城市社会学结合后，产生的新兴研究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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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五：基于智慧技术开展城市用地性质的社会评估与不同稳态的社会城市用地结构
城市化中一个被长期忽视的问题：城市中没有经济社会价值的区域，存在“零价值区”、“负价值区”、“城市失用地”和城市“孤岛”，为了提高城市用地的社会学价值，应当综合考虑从社会学角度评估城市用地，并构建基于稳态社会理论的城市用地结构，使土地城镇化与社会稳态协调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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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六：基于智慧技术建立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城市社会现代性及其衰败预警机制
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存在着“解构”与“结构”的双重嬗变，通过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就能看出典型的“系统解构”和“系统结构”的双重不适应问题。城市化在改变着中国，以往的社会存在被“解构”的同时，亦表现为某些落后的社会传统和新社会存在被“结构化”和“固化”的现象，某些新的社会要素虽然以新的面貌出现，但却是传统落后文化的翻版，一出现则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当代中国出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虽然不完全与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是，却与城市缺乏现代性的建构有关。社会发展阶段性目的之一必然包涵社会现代性的建构。
本文来源：智慧城市协同创新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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