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英雄， 还是能干的仆人？▎ 首登珠峰的旦增·诺盖（Ⅲ）
7月3日旦增在伦敦，
1953,
下山过程中，登山员乔治·洛带着热汤爬上来迎接他们。在到达营地后，探险队的通讯员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成功。人类登顶地球巅峰的消息从珠峰脚下的南切巴扎尔小镇，沿着无线电发送到了伦敦。1953年6月1日，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加冕前夕获知了这一喜讯。同年晚些时候，希拉里和登山队长亨特被女王封为爵士。旦增因为不属于英联邦国家，所以仅获得了一枚较小的大英帝国勋章。
登山队抵达伦敦并获女王嘉奖,
1953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万人敬仰的英雄，随之而来的一举成名让他大吃一惊。他收到了来自尼泊尔人、藏族人和Indian的赞誉。在加德满都，人们们围住了旦增，高呼着他的名字，把他高高的举过肩膀、抛向天空。街头巷尾流传着他的奇闻：异于常人的三瓣肺脏和普通人两倍的心率。7月1日，3人获嘉奖
1953,
从珠峰下来后，人们为他准备了两个钱包，每个钱包都用来给他买房子。作为学校校长，他的新工作月薪是850卢比。当局额外破例奖励他一张卡车运输执照——在大吉岭，这是一笔理想的生意，因为这里的道路又窄又陡，而且蜿蜒曲折，允许通行的车辆数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张执照每个月能为他赚到500或1000卢比。按照夏尔巴人的标准，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普通搬运工每天的工资是3卢比，司法官的工资是5到10卢比。
5月29日，旦增和希拉里登上山顶，在结束攀登创举的同时，也开启了喋喋不休的漫长争论。
首要问题是，究竟是谁先到达了珠峰？这个问题来自外部世界，来自公众习惯于认为一定会有赢家。登山者，尤其是像旦增和希拉里这样的登山组合，似乎缺乏个人胜利的热情。记者们一直在重复这个问题：“这两个人中，谁有资格享有首登珠峰的荣耀，谁又只是他的追随者?”诺盖在他1955年的自传《珠峰人》中透露，希拉里是那个幸运的孩子。
在离山顶不远的地方，我和希拉里停了下来……我没有考虑“第一”和“第二”。我没有对自己说，那里有一个金苹果，我要把希拉里推到一边去，自己去摘取。我们慢慢地、稳稳地走着，然后我们就到了。希拉里先站到了上面，我跟在他身后。
希拉里和亨特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而诺盖则因其在探险中的努力获得了乔治勋章。对此，尼泊尔民族主义者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这种官方认证层面的缺乏，使得人们为诺盖的成功越来越感到不安。多年来，升迁的尝试主要是由信奉白人优越论的男性推动的。此外，有消息称India总理尼赫鲁拒绝了诺盖授封爵士的任命。队长亨特在受采访时曾告诉记者：“旦增'在自己的经验范围内’是一名很好的登山员”。但这种论调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这句话是可以辩解的。这意味着旦增对欧洲攀岩知之甚少，对于一个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有更多珠峰经验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旦增对此公开表示反对，并一度与亨特和探险队的其他英国人疏远。
虽然旦增通常会设法将自己置身于冲突之外，但当他听到西方人说“如果领导得当，许多夏尔巴人都能登上珠穆朗玛峰”时，他仍然觉得很难过。这种情况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当他谈到这些事情时，他指着自己的胸膛，嘟囔着“内心有什么黑色的东西”，但他往往只在气氛激动的时候才如此。当气氛平静友好时，他似乎更快乐。“是朋友才能登山”，他说。“你帮助了我，我帮助了你，都一样的。”他慢慢地把这些字串出来，苦思冥想，然后用手做着痛苦而优雅的手势。他补充说道：“我说我先希拉里后，希拉里说希拉里先我后。都不行的，我们一直在一起。
此外，旦增在一个俯瞰喜马拉雅土地的地方升起了英国、尼泊尔、India和联合国的旗帜。这一壮举把他从艰苦的登山生涯中解放了出来，并开始尝试一项新的职业，涉及到合同、宣传和利益衡量。尽管这是一份更有利可图的工作，但也让他承受了另一种压力。他不仅像许多名人一样没有受过宣传方面的教育，他的英语更是说得结结巴巴。
旦增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鲜为人知的山地部落土著突然成了广为人知的国际英雄。他优雅地适应了新的生活方式，但这对他来说并不总是称心如意的。他成为了一个象征，这使他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自己既不理解也不关心的争议之中。但他是一个简单的人，喜欢并理解简单、直接的生活。当周围的人都习惯于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利用时，他的自在感消失了。
诺盖后来曾说，如果他能预见到他的成就所带来的名声，自己永远也不会去攀登珠峰。在某种程度上，他在自己的国家被视为一个不受尊敬的先知。他很清楚，公众对他到底是英雄还是能干仆人的分歧，使得他的麻烦变得更加复杂。从那一天起，旦增就成为夏尔巴人力量和对喜马拉雅登山贡献的象征。不管他是否愿意，他已经成为了无可非议的世界名人，获得了诸多荣誉，并受到世界各国首脑和国家元首的热烈欢迎。
他收到了各种各样的邀请，坐着飞机世界旅行、演讲。他成为新成立的喜马拉雅登山研究所的首任野外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他待了22年。他将自己在大吉岭的大房子命名为“Ghang Lha”，这个姓氏因与他的出生有关而具有特殊意义。“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从山里的苦力，扛着重担的人，到身披一排勋章的人，被飞机载着到处跑，担心所得税。”1954年，位于大吉岭的喜马拉雅登山研究院成立，由旦增·诺盖出任首任野外训练主任，并在这一职位上工作长达22年时间。他将大吉岭的出租屋改造成小型博物馆，展出他的装备、战利品和照片，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半在此值班。他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晒得黝黑，打扮得很整齐，牙齿洁白，面带友好的微笑。他通常穿着阿尔卑斯式的西式服装——一条鲜艳的丝巾、灰色的毛衣、及膝马裤、羊毛长筒袜以及一双厚底牛津鞋。
1975年1月，在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的任命下，诺盖担任首次获准进入不丹的USA旅游团的导游。1978年，诺盖创立了旦增·诺盖探险公司(Tenzing Norgay Adventures)，提供喜马拉雅山徒步探险服务。2003年，公司由他的儿子接手经营。诺盖曾有过三段婚姻。他的首任妻子Dawa Phuti于1944年早逝，育有一子两女。他们的儿子尼玛多杰(Nima Dorje)在四岁时也不幸夭折。下任妻子Ang Lahmu是他亡妻的表妹，她未曾生育，但代替自己的姐姐抚育了两个可怜的侄女，直至他们出嫁。他的第三任妻子是Dakku，按照夏尔巴人的习俗，他在Ang Lahmu还活着的时候就娶了她。他们有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她后来嫁给了一位律师。
二儿子詹姆林·旦增·诺盖后来继承了他的事业。詹姆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从18岁起就想攀岩，但父亲不同意。他说:“你为什么要去爬山?我已经替你爬过了。你不必在山上工作。”他的基本观点是，“我爬山，赚钱，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给你一个教育，你能得到的最好的教育和一切。”2003年，詹姆林和埃德蒙·希拉里的儿子彼得·希拉里一起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纪念他们的父亲攀登珠峰50周年。
“我的山并不是只有砂石和冰屑的死物，而是温暖、友好和有生命的。她就像一只母鸡，其它的山都是她翅膀下的小鸡。”比起他的族人，旦增更值得称颂的地方在于，除了是首登珠穆朗玛峰的人以外，他使得夏尔巴人以他们的勇气、登山技巧和奇妙的个性闻名于世。夏尔巴人占珠峰攀登者总数的1/4，占珠峰遇难人数的1/3。
他后来通过口述出版了几部著作，这些书提供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那就是向世人展示喜马拉雅高原尚未被探索的时代。1986年5月9日，诺盖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因脑溢血去世，享年71岁。他的遗体在大吉岭的喜马拉雅登山研究院火化，那里是他平日喜欢去的地方。在这场大雨滂沱的佛教仪式上，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坐在旦增的妻子Dakku身边，数千名市民和登山者参加了葬礼。
撰稿人，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高地洁国的张望者、拉萨街头的流浪人、鲁固茶馆里的坎儿爷，既未在雪山脚下匍匐、也非香格里拉的囚徒。致力于藏地文史的探索，在《中国藏学》《敦煌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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