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登珠峰的旦增·诺盖 ▎夏尔巴人的小个子英雄（II）
1953年的登顶无疑开创了一个先例，很多人都会效仿：在今年登山季的头十天里，500多人登上了8849米高的珠峰峰顶。技术、物流和通信的进步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但丹增·诺盖和埃德蒙·希拉里当时是在没有GPS或卫星电话等现代设备的情况下实现了这一壮举。1935年，20岁的旦增幸运地参加了埃里克·希普顿(Eric Shipton)的珠峰探险队。他的机会来了！由于另外两个应征者没有通过医学检查，作为昂·塔凯(Ang Tharkay，一位夏尔巴军官，曾参加过1933年的英国珠峰探险队的朋友，诺盖很快就被推上了舞台。据说是他迷人的微笑吸引了希普顿的目光，使他得到了这次宝贵的机会。在这次攀登中，他的表现十分优异，以至于1936、1938年连续两次被英国官方珠峰探险队聘为向导。在这些探险中，他学会了夏尔巴人向导应该具备的技能，包括如何烹饪西餐。他的厨艺在登山队员中获得了一致的好评。他还参加了印度不同地区的其他登山活动。20世纪40年代初，诺盖曾住在吉德拉尔邦(印巴分治后，该邦成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在此期间，诺盖的首任妻子去世并葬于吉德拉尔。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他穿着别人给的一件旧军装，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大吉岭，在没有购票的情况下坐着火车穿越印度，颇具传奇色彩。
1947年，他被说服加入厄尔·登曼(Earl Denman)的瑞士登山队，私自进入藏地。但在海拔2.2万英尺的地方，登山队遭遇强烈风暴，导致登山失败。在这期间，诺盖被认为是一名正式的探险队成员。如他所说，“这是我获得的至高荣誉”。他还参加了在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探险活动。1948年，他随藏学家图齐前往藏地进行考古调查，图齐向来性情古怪，脾气暴躁，据说他是少数几个能与图齐相处的人。野外考察途中的图奇,
1933, ©everettpotter.com
二战结束后，尼泊尔不再向外国人封闭边境。英国垄断珠峰登山活动的局面到此结束。加德满都成为了登山者通常的出发地，但大吉岭仍然是夏尔巴人的招募地。他们的管理者是一个名为喜马拉雅俱乐部的组织，该组织为探险提供建议和服务，并拥有100多名夏尔巴人的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的相关数据、工作记录以及特长。旦增是俱乐部的一员。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征服了许多其他的山峰，经历了成功与失败的磨炼。尽管有说法认为他此时非常穷困潦倒，但早在他登顶珠穆朗玛峰之前，有一件事是清楚的——他在新一代夏尔巴人登山队长中，是出类拔萃的存在。1951、1952年，他连续出任埃里克·希普顿珠峰探险队的队长。
为瑞士探险队的成功所震惊，英国人意识到1953年是他们抢登珠峰的关键时机，因此制定了周密的计划，组织了一支大型探险队。在这之中，运气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他们邀请了旦增和希拉里一起参加了探险队。次年，旦增·诺盖以夏尔巴人搬运队队长的身份加入英国第九次珠峰探险队，这将是他第七次尝试登顶。旦增后来告诉记者:“我爬了六次山。第七次，我告诉自己我不能失败。”
据报道，旦增的朋友们向登山队施加了压力，他们觉得他不仅仅是一名向导，更应该获得正式登山队员的身份。对英国人来说，这是相当革命性的想法，但此前瑞士人已经开创了先例，他们将旦增当作自己的登山运动员，并指派他与阿尔卑斯向导雷蒙德·兰伯特(Raymond Lambert)一起进行这项重大尝试，他们差一点就到达山顶了。
1975年，当希拉里回忆起在加德满都初见诺盖时，他写道:我渴望见到旦增·诺盖……旦增看起来确实是那种角色——比大多数夏尔巴人都要高大，他非常强壮和活跃，他灿烂的笑容令人无法抗拒，他对我们所有的问题和要求都非常耐心。他过去的成功给了他强大的身体自信……有一个信息以十分直接的方式传递了出来——旦增比我遇到的任何夏尔巴人都具有更大的个人野心。1953年1月，探险队在海拔26000英尺的南山口扎营。旦增在一次晚宴上发誓，不攀登珠穆朗玛峰就去死。与当时的大多数夏尔巴人不同，对他们来说登山只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谋生方式。他曾经说过，“因为在我心里，珠穆朗玛峰对我的吸引力比地球上任何力量都强。”
直到二战之前，亚洲大部分地区还都处于西方的殖民统治阴影之下。而旦增通过实现一个全世界的共同目标，为一种新的自豪感和对未来的新看法提供了一个焦点。无论是从何种象征意义来说，站在珠穆朗玛之巅的旦增高耸入云，他将成为历史上首个获得世界荣誉的普通亚洲人。对于其他民众来说，他的壮举不仅仅是登顶了一座山那么简单，更是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未来光明前途的预兆。旦增以热情勃发而备受赞誉，但他还以自己的领导才能和亚洲式的谦逊而闻名。《每日邮报》的记者拉尔夫·伊扎德(Ralph Izzard)曾短暂的跟随过随探险队，他记录道，旦增“以一种要求立即服从的语气下达了简洁的命令”，而且他“具有一个团级军事长官的全部气质”。“他的勇气和决心惊人地强烈，”亨特说，“身体也很好。”在离开家加入登山队之前，他曾拜托朋友米特拉(Rabindranath Mitra)，如果自己不幸死亡，一定要帮忙照顾家人。到1953年，他可能是在珠穆朗玛峰上呆的时间最长的人，而且离峰顶更近了。
在那个时候，喜马拉雅山脉的高海拔地区几乎没有被开发过，没有人知道登山者是否有可能登上山顶。探险队内部包括了一支的登山队、一位生理学家、一位电影制片人和一位新闻记者。1953年4到5月，这个小组在山麓陆续建立了一批营地，分阶段向山顶推进。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通道。穿过危险且不稳定的昆布冰川(Khumbu Glacier)，登上寂静谷（Western Cwm）并就此绕道洛子峰南侧，抵达海拔约26,000英尺的南山口（South Col）。
5月26日，两名队友尝试攀登珠峰，当他们到达南山口时，距离峰顶垂直距离不到300英尺，氧气装置发生故障，不得已撤退。夜很长，但他们没有足够的氧气来维持睡眠，因此决定分两班使用。从晚上9点到11点，从凌晨1点到凌晨3点。晚上11点到凌晨1点期间，他们互相叫醒彼此，通过喝热柠檬水来保持体温，预防脱水。凌晨3点以后，氧气供应逐渐不足，他们重新开始饮食，为接下来的登山活动储存力量。
次日凌晨，希拉里和旦增花了很长时间取暖和准备登山装备。希拉里发现他的靴子在帐篷外面冻住了，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小火炉的火焰上解冻它们。两人还融化了冰块作为饮用水，因为在登山过程中脱水是很危险的。在远处的黑暗中，天波切寺的微弱灯光还在艰难闪烁，那是寺院的僧人们在为他们祈祷。
1953年5月29日早上6点半，他们穿上了一层层的衣服:羊毛背心、羽绒服和裤子，三副手套，以及保暖靴。他们爬出帐篷，戴上护目镜和氧气设备，走向刺骨的寒冷。他们艰难地穿过结痂的积雪，朝着头顶上的山脊走去，那里的晨曦正照耀着他们。
旦增后来写道: 在山顶下大约一百英尺处，我们来到了位于高处的岩层之上。这里几乎可以平铺两顶帐篷，我不知道人们会不会在这么靠近地球之巅的地方扎营。我捡起两块小石头放进口袋，准备带回下面的世界。在山脊的顶端，厚厚的积雪从顶点垂落，有时像刀刃一样锋利。他们走得很慢，上午9点到达了南边的山顶。陡坡上的雪呈粉状，太细了，根本无法拿动冰镐。如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摔倒了，两人都将没有机会抓住彼此，此外还可能引发剧烈的雪崩。
登山运动员埃里克·希普顿在《征服高山》中回忆道：希拉里后来说他“害怕得发抖”。他问旦增对这种情况的看法。
后来，他说:“这是我在山上去过的最为危险的地方之一。” 他们不顾危险继续前进，随后到达了一个40英尺高的悬崖。条件很危险，前方的希拉里从悬崖上的裂缝爬了上去。上午11点30分，他们登上了海拔29028英尺的珠穆朗玛峰，也就是地球的顶点。撰稿人，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高地洁国的张望者、拉萨街头的流浪人、鲁固茶馆里的坎儿爷，既未在雪山脚下匍匐、也非香格里拉的囚徒。致力于藏地文史的探索，在《中国藏学》《敦煌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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