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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曾瑞
从古至今,风云际会,英雄争霸,打打杀杀,成王败寇,从未断绝。一代又一代的人中豪杰,为江山,为美人,为利益,为正义,展开了无尽的人间杀戮。杀戮需要武器,故此,研制精湛武器,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重任,以致演变成各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人类的兵器史,以火药为界,分为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的象征是枪,冷兵器时代的象征,理当是剑。
剑始于何时何地,受制何人?黄帝本纪上说: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据《管子》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采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以上两说,似黄帝与蚩尤,均已制剑为兵。这是剑的本土神秘起源。
《十洲记》认为,最初的剑并非产于本土,而是来自西方世界。“昔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刀长一尺……切玉如割泥。”《列子·汤问》佐证了此一事件:“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此“昆吾割玉刀”,便是“昆吾之剑”,乃西戎镇国之宝,败于周穆王而献之。
后世的《天平广记》则将“昆吾”定为地名,指出其地非远在“西域”,只是越国的一座铜矿所在地。“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地中多丹,炼石为铜……至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牛马以祠昆吾之神,彩金铸之,以成八剑。”《天平广记》为宋朝文人遴选历朝优秀作品而成的小说集,所言多为臆想传奇之事,可信度并不高。纵观人类历史,愈到后世,民族中心主义叙事愈强,东西方概莫能外。故此,将本在西域的神秘昆吾,挪移到吴越之地,大有可能。
无论剑始于何时何地,受制何人,一旦出现,便昭示着杀人工具已然全面升级。剑能切玉如泥,在大规模的杀戮中,穿刺血肉之躯,自然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石质兵器。由此,一柄剑,便上升为国之神器,成为权力的最高象征。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呼喊,响彻几千年的历史,直到当今的武侠小说中,还轰鸣着“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余音。
关于剑的神话与侠义叙事,自剑出世之日,迄今不绝。此种神器,因其锋利便于杀戮,甫一出世,便引发世人纷纷锻铸,使神州大地迅速进入神剑时代,展开新一轮的权霸争夺与人间杀戮。
剑,虽贵为神器,其独享神誉,为世人膜拜,当在先秦时期。随后,各大上古神剑都难逃失踪的命运,剑的神性光华,也日益晦暗,逐渐沦为世俗社会的配饰。先秦时期的兵器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以铜剑为代表的吴越世代,以铁剑为代表的楚世代,以铜铁弓箭为代表的秦世代。
当时,最强大的神剑产出地,是吴越地区。该地区拥有当时最大的铜矿脉,能成为神剑的摇篮,理所当然。在吴越神剑体系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铸剑大师欧冶子的作品。相传,越王当年聘请欧冶子铸剑,开工时,“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铸成五把剑,为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有欧冶子这等铸剑大师,越王剑从此名震天下。
其中,最有名的,是湛卢剑。此剑铸造于湛泸山,历时三年而成,被称为“天下第一剑”。此剑通体浑黑,幽绝深邃,无坚不摧,却不带丝毫杀气,故又被称为“仁道之剑”。秦国著名剑学家薛烛评论此剑:“衔金铁之英,吐银锡之精,寄气托灵,有游出之神,服此剑,可以折冲伐敌,人君有逆谋则去之他国。”而其中的鱼肠剑,却是恰恰相反。此剑纹理逆行而上,短小锋利,被薛烛定为反叛伦常之剑。他说,“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剑也的确成为了宫廷阴谋的利器。著名的鱼腹藏剑刺杀吴王僚事件,便是用的鱼肠剑。
吴越的神剑光华,凝聚着剑气、杀气与神力,在大规模的杀戮之中,所向无敌,横扫一切。这自然引得各国诸侯纷纷觊觎,竞相争夺,只为拥有神剑,以其无上光华,荡扫群雄,独霸一方。霎时间,宝剑崇拜,甚嚣尘上,无比疯狂。就连以木器和油漆著称的楚国,也被疯狂的宝剑崇拜感染,开始染指兵器制造业,把宝剑的铸造和收集,定为强国之策。在文人学士忠君爱国思想的渲染之中,神剑更是成为了评判国之有道无道兴衰更替的象征。这些故事,经市井百姓的言传,开始四处传播。
据说,由于吴王阖闾昏庸无道,激怒了很多名士。那把由欧冶子铸造的名剑“湛卢”,因其灵性,感昏君无道,闻楚王爱剑,便断然叛离国君,跃江逆行,逃亡楚国。楚王获知,亲自跑到江边,趴地行礼,谦卑地迎接“湛卢”,表现出礼贤下士的卓越风度。这一幕感天动地的迎剑盛事,不知出自哪位楚国文人之手,被世人四处传扬。秦王听说后,便派使者向楚王索取,遭到严词拒绝。秦王勃然大怒,即日起兵,攻打楚国,放言:与我湛卢之剑,还师去汝。楚王护剑心切,不予理睬。双方的军队就打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野心勃勃的各国君王都明白,谁拥有神器,谁就能逐鹿中原,吞并天下。势力日渐雄厚的楚国,为了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不仅大量收藏来自吴越的青铜名剑,也开始自行铸造铁剑。而且,楚王又派出使者风胡子,前往吴国,高薪聘请欧冶子和其女婿干将,为楚国铸剑。两位铸剑大师应允,假以时日,造出三把名动天下的铁剑,一为龙渊(龙泉),二为泰阿(太阿),三为工布。
其中的龙渊和泰阿,时至今日,依然令人无限遐想。据说,龙渊剑铸成之后,俯视剑身,如登高山而下望深渊,飘渺深邃仿佛有巨龙盘卧。唐朝时,此剑为避高祖李渊之讳,改名龙泉。泰阿更为神奇,两位铸剑大师说此剑并非他们铸就,作为诸侯威道之剑,泰阿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剑气早已存在于天地之间,只待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而工布也丝毫不弱。风胡子描述此剑:“欲知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
三剑在楚国铸成的消息不胫而走,晋国和郑国闻之,像当初的秦国一样派使者前来索取,遭到拒绝。于是,两国联合发兵,围困楚国边境城池,三年不退,导致城中弹尽粮绝。无奈之下,楚王亲自奔赴前线,手持泰阿剑登上城楼,高高举起,朝敌国军队劈空一挥。霎时间,楚军开始奋勇出击,势如破竹,打得敌军迅速败阵溃退,血流成河,天地无光,江水为之倒流。晋王和郑王害怕得浑身发抖,连头发都白了。我只纳闷,有此神剑,楚王为何不早点登上城楼,非要被围困三年死伤无数之后,才凌空挥出一剑,解围城之困。
今天看来,此种传说,已然失去可信度。但由此之中,我们可以窥见,铁剑的出世,在当时多么具有震慑性。与铜剑相比,铁剑自然更锋利,杀人也就更容易。铜剑的光辉一时黯然,铁剑亮出了愈加冷峻而残忍的锋芒。在权霸争夺的人间,杀戮便是美德。无数的铸剑师,仿照大师之作,打造出一柄柄铁剑,供杀人者的队伍随时取用。如霜雪般深沉的铁剑,跟随无数的杀人者游走天地之间,需要鲜血擦洗,方能锋芒永在。
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在王者手握神器的挥扫中,变换着,变换着,似乎永不落幕。在此之中,又存在着另外一批人。他们手里也握着杀人的剑,也干着杀人的事,却与庙堂的杀戮不同。这批人从一开始就与至高无上的庙堂对抗,而将自己的阵营名为江湖。从庙堂之高诞生了国家主义,与江湖之远相伴的,便是侠客精神。
先秦时代,神剑先后出世,侠客精神也兴起于斯。当时,侠客辈出,游走江湖与权贵之间,信守承诺,不畏生死,干出了不少名流千古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记述了这些事,是为《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司马迁又提到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关于这些人的事迹,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湮灭不见。”
神剑时代,剑是杀人的利器,也是审判者。它天生异秉,具有灵性,能感知有道无道,做出自己的选择。如前文所述,湛卢剑感知吴王昏庸,闻楚王爱剑,便叛离其主,火速投奔。可以推测,楚王非但爱剑,也必定是有道人君。由此天然设定可知,拥有剑的人,必能维护人间正义。若不能,剑就会背叛他,弃暗投明。在希腊传说中,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剑沉甸甸地悬在达摩克里斯头顶,剑柄只用一根马鬃系住,随时可能掉下来,象征着危险和惩罚。华夏文明中的剑,也有此象征意义。
能铸造如此神剑的,其铸剑师,也是正义的化身。若铸剑师在铸剑时,以身殉剑,铸剑师的鲜血、生命和灵魂,就会与此剑融为一体。若是顶级铸剑师以身殉剑,此剑必成绝世好剑。铸剑师给予了剑的形体和生命,侠客们通过修炼剑法,以求驾驭冰冷的剑,而达人剑合一。腰悬神剑的侠客,行走于江湖山川之间。他们也像剑一样冷峻,守护正义,替天行道,杀人红尘里,千里不留行。这样的人,当是司马迁所言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他们的事迹,多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湮灭无闻。
在后世文人的笔墨之间,尚能依稀见到他们神秘的影子,比如《搜神记》里眉间赤为父报仇的故事。此类故事,当然不排除文人的渲染和想象。而无名剑客为陌生人慷慨赴义的壮举,也体现了先秦时期剑客的精神气质。这些无名剑客,他们人剑合体,成为正义的审判者,不惧生死地维系着人间的道德与秩序。随着无名剑客的消失,此种纯粹的江湖侠客精神,也日益远去。时代的需要,与无名剑客相对应的另一种人开始大量涌现。这类人也腰悬宝剑,深明大义,重承诺,轻生死。但他们不同于无名剑客的行走江湖,四处打抱不平,而是出入于权贵之门,为某个主子效命。
先秦时期,权贵阶层大量招揽四方剑客,培养自己的打手。据《庄子·说剑》所载: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於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可以想见,这是多大壮大的斗剑场面。像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诸君子,这些皇亲国戚,富厚一方,纷纷招纳天下贤人,显名诸侯。其中,便有不少剑客。尚武而好剑,招揽天下剑客,成为当时权贵阶层的一大嗜好。权贵阶层招揽剑客,当然是为了利用他们。
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本人对侠客精神的推崇,而国家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也在他的叙事中暴露无遗。剑客们所谓的轻生死,不过是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在此至高利益下,个体生命全然不重要。而且,他们甘愿一死,以求舍身取义。所取之义,不过是主子的利益。此种精神,影响着东亚文化圈,在日本文化中达到极盛,是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被国家收编,而成军国主义。手握利器的武士,便沦为杀人工具。侠客精神,固然体现着江湖道义,讲究恩仇必报,却又显现出诡异的杀气,使多少人听从至高命令,大开杀戒。
先秦思想家韩非子,深知儒家思想与侠客精神的危害,向秦王嬴政献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句话,对华夏文明的自由发展,从源头上遭成了致命打击。韩非子提倡法治,铲除思想异己,搞愚民政策,要民众以吏为师。其后,他被李斯陷害,惨死狱中。韩非子虽惨死狱中,其思想,却散发出邪恶的光芒,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开始焚书坑儒,以免儒士以文乱法;又聚天下锋镝,铸金人十二,以防侠客以武犯禁。自此,思想界无以百家争鸣,侠客精神也成明日黄花。然而,此种精神,作为破碎的信念,一直残存在历史的时空中。
据《史记》记载,在荆轲刺秦的故事中,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荆轲“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因匕首太短,未能刺到秦王。秦王大惊,自引而起,用力挣脱,连袖子都挣断了,欲拔剑击杀,却因剑太长,拔不出来,只好环柱而走。一个剑太短,刺杀不到,一个剑太长,无法拔出还击。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实在堪比电影情节。
荆轲刺秦不成,死于当场。这给秦王极大的教训。于是,秦王发兵攻燕,迅速打败燕国,太子丹逃亡。燕王喜派人追杀太子丹,取其人头,欲献秦王。秦王又进兵攻打,五年后,灭掉了燕国。除了灭燕,秦王肯定也在思考如何改进兵器。血的教训,使他明白,要征服天下,不能靠剑。于是,秦国从当时狂热的宝剑崇拜中,退身出来,研制杀人更容易的兵器。
秦国的兵器制造专家们,根据流体学知识,将弓箭发扬光大,而成远程射杀神器。秦能统一六国,除却嬴政的野心与谋略,极大的功劳需归于弓箭。当时,秦国的箭阵,遮空蔽日,势如黑云,所到之处,无不溃败。正是秦国在弓箭领域的先进研发,促使冷兵器实现极大飞跃,晦暗了神剑的光华。
按照文明叙事的内在逻辑,剑贵为神器,自然不能说它不及别的兵器。为了保住神剑的神秘威力,文人学士就编造出各种传奇故事,使人相信,世间无人再配拥有神剑,神剑只好自行失踪。像楚王当年登上城楼,凌空挥出的泰阿剑,在楚王奋勇破敌之后,此剑便下落不明。
据《晋书》记载,几百年后的魏晋时期,吴国上空闪现明亮的紫气。著名星相学家雷焕告诉名士张华,那是剑气精华冲向天空形成的天象。于是,张华派雷焕搜寻神剑。一番搜寻,掘地四丈得一石函,里面正是失踪数百年的龙渊和泰阿。雷焕派人送一把给张华,一把自己佩带。其后,张华遭到政治诛杀,而那把剑也不知去向。雷焕离奇病故,传剑于子。其子佩剑经过一个大湖时,此剑跃出剑鞘,砰然入水,派人打捞,不见踪影。从此,龙渊和泰阿又在人间消失。
上古神剑纷纷失踪,很大原因当是殉葬。这些冰冷的剑,跟随主人南征北战,主人死后,又随其葬身幽深的泥土。如今,像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干将、莫邪等,都已通过考古工作发掘出来。文人学士的渲染和想象,却赋予了剑别样的风骨,便催生了大量的奇谈异说,使剑的失踪富有浓烈的传奇色彩。
据说,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后,他的佩剑在其尸体沉没的湖中经常出现,愤然飘于水面,犹如正义的精魂,向世人控诉独裁者的残暴。一旦被人取走,此人必病,弃之则康复。此剑已然是审判者的象征,以决绝的不合作态度,拒绝着江湖与庙堂,显示出对人间的极大蔑视。
秦统一六国,二世而亡,转刘氏天下。当此之际,华夏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剑的身份,自然也在变化。作为战争武器的剑,退而居次,成为一柄象征权力的坚硬符号。自汉朝以来,佩剑的主要有这几类人:剑客和道士,儒生和官员,当然还有皇帝。剑客用剑搏杀,道士使剑斩妖,尚在延续着剑的刺杀功能。而儒生、官员和皇帝佩剑,多半是象征着权力。
汉朝时代,对世人佩剑,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贾子》记载:“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 《春秋繁露》里还说,按照礼仪规矩,剑配在左,象征青龙,刀配在右,象征白虎。所有这些规矩,都是在向世人显示权力的等级。
此后,剑的主要功能,不是用于杀戮,而是象征权力。皇帝御用之剑,被称为尚方宝剑,赐于大臣,便能先斩后奏,足见权力之大。由于道家文化的浸染,剑也越来越飘逸不凡,超尘脱俗。在江湖中,凡是剑客,必孤绝清傲,目无下尘。庙堂之剑,象征权力,江湖之剑,象征的却是挣脱权力。这极端对立,表达出的是中华文化中,官方与民间的对立,庙堂与江湖的相抗。
秦汉以降,民间早已无力反对官方,江湖也无能插手庙堂。作为审判者的剑,流落民间,游走江湖,再也不敢对抗朝廷,只能超尘脱俗,修炼道家的“无为”之境。上古神剑纷纷失踪,经文人学士的渲染及想象,固然催生出大量的奇谈异说,看似荒诞不羁,其实质却是要告诉世人,正义已经沉默。
2017-4-13 写于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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