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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曾瑞
从古至今，风云际会，英雄争霸，打打杀杀，成王败寇，从未断绝。一代又一代的人中豪杰，为江山，为美人，为利益，为正义，展开了无尽的人间杀戮。杀戮需要武器，故此，研制精湛武器，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重任，以致演变成各国之间疯狂的军备竞赛。人类的兵器史，以火药为界，分为冷兵器时代和热兵器时代。热兵器时代的象征是枪，冷兵器时代的象征，理当是剑。
剑始于何时何地，受制何人？黄帝本纪上说：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据《管子》记载：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采之，以为剑铠，此剑之始也。以上两说，似黄帝与蚩尤，均已制剑为兵。这是剑的本土神秘起源。
《十洲记》认为，最初的剑并非产于本土，而是来自西方世界。“昔周穆王时，西胡献昆吾割玉刀……刀长一尺……切玉如割泥。”《列子·汤问》佐证了此一事件：“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献昆吾之剑。其剑长尺有咫，炼钢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此“昆吾割玉刀”，便是“昆吾之剑”，乃西戎镇国之宝，败于周穆王而献之。
后世的《天平广记》则将“昆吾”定为地名，指出其地非远在“西域”，只是越国的一座铜矿所在地。“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地中多丹，炼石为铜……至越王勾践，使工人以白牛马以祠昆吾之神，彩金铸之，以成八剑。”《天平广记》为宋朝文人遴选历朝优秀作品而成的小说集，所言多为臆想传奇之事，可信度并不高。纵观人类历史，愈到后世，民族中心主义叙事愈强，东西方概莫能外。故此，将本在西域的神秘昆吾，挪移到吴越之地，大有可能。
无论剑始于何时何地，受制何人，一旦出现，便昭示着杀人工具已然全面升级。剑能切玉如泥，在大规模的杀戮中，穿刺血肉之躯，自然超越了以往所有的石质兵器。由此，一柄剑，便上升为国之神器，成为权力的最高象征。这一至高无上的权力呼喊，响彻几千年的历史，直到当今的武侠小说中，还轰鸣着“倚天不出，谁与争锋”的余音。
关于剑的神话与侠义叙事，自剑出世之日，迄今不绝。此种神器，因其锋利便于杀戮，甫一出世，便引发世人纷纷锻铸，使神州大地迅速进入神剑时代，展开新一轮的权霸争夺与人间杀戮。
剑，虽贵为神器，其独享神誉，为世人膜拜，当在先秦时期。随后，各大上古神剑都难逃失踪的命运，剑的神性光华，也日益晦暗，逐渐沦为世俗社会的配饰。先秦时期的兵器进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以铜剑为代表的吴越世代，以铁剑为代表的楚世代，以铜铁弓箭为代表的秦世代。
当时，最强大的神剑产出地，是吴越地区。该地区拥有当时最大的铜矿脉，能成为神剑的摇篮，理所当然。在吴越神剑体系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铸剑大师欧冶子的作品。相传，越王当年聘请欧冶子铸剑，开工时，“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炉，天帝装炭……”铸成五把剑，为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有欧冶子这等铸剑大师，越王剑从此名震天下。
其中，最有名的，是湛卢剑。此剑铸造于湛泸山，历时三年而成，被称为“天下第一剑”。此剑通体浑黑，幽绝深邃，无坚不摧，却不带丝毫杀气，故又被称为“仁道之剑”。秦国著名剑学家薛烛评论此剑：“衔金铁之英，吐银锡之精，寄气托灵，有游出之神，服此剑，可以折冲伐敌，人君有逆谋则去之他国。”而其中的鱼肠剑，却是恰恰相反。此剑纹理逆行而上，短小锋利，被薛烛定为反叛伦常之剑。他说，“服此者，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此剑也的确成为了宫廷阴谋的利器。著名的鱼腹藏剑刺杀吴王僚事件，便是用的鱼肠剑。
吴越的神剑光华，凝聚着剑气、杀气与神力，在大规模的杀戮之中，所向无敌，横扫一切。这自然引得各国诸侯纷纷觊觎，竞相争夺，只为拥有神剑，以其无上光华，荡扫群雄，独霸一方。霎时间，宝剑崇拜，甚嚣尘上，无比疯狂。就连以木器和油漆著称的楚国，也被疯狂的宝剑崇拜感染，开始染指兵器制造业，把宝剑的铸造和收集，定为强国之策。在文人学士忠君爱国思想的渲染之中，神剑更是成为了评判国之有道无道兴衰更替的象征。这些故事，经市井百姓的言传，开始四处传播。
据说，由于吴王阖闾昏庸无道，激怒了很多名士。那把由欧冶子铸造的名剑“湛卢”，因其灵性，感昏君无道，闻楚王爱剑，便断然叛离国君，跃江逆行，逃亡楚国。楚王获知，亲自跑到江边，趴地行礼，谦卑地迎接“湛卢”，表现出礼贤下士的卓越风度。这一幕感天动地的迎剑盛事，不知出自哪位楚国文人之手，被世人四处传扬。秦王听说后，便派使者向楚王索取，遭到严词拒绝。秦王勃然大怒，即日起兵，攻打楚国，放言：与我湛卢之剑，还师去汝。楚王护剑心切，不予理睬。双方的军队就打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野心勃勃的各国君王都明白，谁拥有神器，谁就能逐鹿中原，吞并天下。势力日渐雄厚的楚国，为了实现吞并天下的野心，不仅大量收藏来自吴越的青铜名剑，也开始自行铸造铁剑。而且，楚王又派出使者风胡子，前往吴国，高薪聘请欧冶子和其女婿干将，为楚国铸剑。两位铸剑大师应允，假以时日，造出三把名动天下的铁剑，一为龙渊（龙泉），二为泰阿（太阿），三为工布。
其中的龙渊和泰阿，时至今日，依然令人无限遐想。据说，龙渊剑铸成之后，俯视剑身，如登高山而下望深渊，飘渺深邃仿佛有巨龙盘卧。唐朝时，此剑为避高祖李渊之讳，改名龙泉。泰阿更为神奇，两位铸剑大师说此剑并非他们铸就，作为诸侯威道之剑，泰阿早已存在，只是无形无迹，但剑气早已存在于天地之间，只待天时、地利、人和三道归一，此剑即成。而工布也丝毫不弱。风胡子描述此剑：“欲知工布，釽从文起，至脊而止，如珠不可衽，文若流水不绝。”
三剑在楚国铸成的消息不胫而走，晋国和郑国闻之，像当初的秦国一样派使者前来索取，遭到拒绝。于是，两国联合发兵，围困楚国边境城池，三年不退，导致城中弹尽粮绝。无奈之下，楚王亲自奔赴前线，手持泰阿剑登上城楼，高高举起，朝敌国军队劈空一挥。霎时间，楚军开始奋勇出击，势如破竹，打得敌军迅速败阵溃退，血流成河，天地无光，江水为之倒流。晋王和郑王害怕得浑身发抖，连头发都白了。我只纳闷，有此神剑，楚王为何不早点登上城楼，非要被围困三年死伤无数之后，才凌空挥出一剑，解围城之困。
今天看来，此种传说，已然失去可信度。但由此之中，我们可以窥见，铁剑的出世，在当时多么具有震慑性。与铜剑相比，铁剑自然更锋利，杀人也就更容易。铜剑的光辉一时黯然，铁剑亮出了愈加冷峻而残忍的锋芒。在权霸争夺的人间，杀戮便是美德。无数的铸剑师，仿照大师之作，打造出一柄柄铁剑，供杀人者的队伍随时取用。如霜雪般深沉的铁剑，跟随无数的杀人者游走天地之间，需要鲜血擦洗，方能锋芒永在。
历史犹如一个大舞台，在王者手握神器的挥扫中，变换着，变换着，似乎永不落幕。在此之中，又存在着另外一批人。他们手里也握着杀人的剑，也干着杀人的事，却与庙堂的杀戮不同。这批人从一开始就与至高无上的庙堂对抗，而将自己的阵营名为江湖。从庙堂之高诞生了国家主义，与江湖之远相伴的，便是侠客精神。
先秦时代，神剑先后出世，侠客精神也兴起于斯。当时，侠客辈出，游走江湖与权贵之间，信守承诺，不畏生死，干出了不少名流千古的事。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记述了这些事，是为《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司马迁又提到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和匹夫之侠。关于这些人的事迹，因“儒墨皆排摈不载”，致使“湮灭不见。”
神剑时代，剑是杀人的利器，也是审判者。它天生异秉，具有灵性，能感知有道无道，做出自己的选择。如前文所述，湛卢剑感知吴王昏庸，闻楚王爱剑，便叛离其主，火速投奔。可以推测，楚王非但爱剑，也必定是有道人君。由此天然设定可知，拥有剑的人，必能维护人间正义。若不能，剑就会背叛他，弃暗投明。在希腊传说中，有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此剑沉甸甸地悬在达摩克里斯头顶，剑柄只用一根马鬃系住，随时可能掉下来，象征着危险和惩罚。华夏文明中的剑，也有此象征意义。
能铸造如此神剑的，其铸剑师，也是正义的化身。若铸剑师在铸剑时，以身殉剑，铸剑师的鲜血、生命和灵魂，就会与此剑融为一体。若是顶级铸剑师以身殉剑，此剑必成绝世好剑。铸剑师给予了剑的形体和生命，侠客们通过修炼剑法，以求驾驭冰冷的剑，而达人剑合一。腰悬神剑的侠客，行走于江湖山川之间。他们也像剑一样冷峻，守护正义，替天行道，杀人红尘里，千里不留行。这样的人，当是司马迁所言的布衣之侠、闾巷之侠、匹夫之侠。他们的事迹，多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湮灭无闻。
在后世文人的笔墨之间，尚能依稀见到他们神秘的影子，比如《搜神记》里眉间赤为父报仇的故事。此类故事，当然不排除文人的渲染和想象。而无名剑客为陌生人慷慨赴义的壮举，也体现了先秦时期剑客的精神气质。这些无名剑客，他们人剑合体，成为正义的审判者，不惧生死地维系着人间的道德与秩序。随着无名剑客的消失，此种纯粹的江湖侠客精神，也日益远去。时代的需要，与无名剑客相对应的另一种人开始大量涌现。这类人也腰悬宝剑，深明大义，重承诺，轻生死。但他们不同于无名剑客的行走江湖，四处打抱不平，而是出入于权贵之门，为某个主子效命。
先秦时期，权贵阶层大量招揽四方剑客，培养自己的打手。据《庄子·说剑》所载：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於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可以想见，这是多大壮大的斗剑场面。像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诸君子，这些皇亲国戚，富厚一方，纷纷招纳天下贤人，显名诸侯。其中，便有不少剑客。尚武而好剑，招揽天下剑客，成为当时权贵阶层的一大嗜好。权贵阶层招揽剑客，当然是为了利用他们。
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本人对侠客精神的推崇，而国家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也在他的叙事中暴露无遗。剑客们所谓的轻生死，不过是为了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在此至高利益下，个体生命全然不重要。而且，他们甘愿一死，以求舍身取义。所取之义，不过是主子的利益。此种精神，影响着东亚文化圈，在日本文化中达到极盛，是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被国家收编，而成军国主义。手握利器的武士，便沦为杀人工具。侠客精神，固然体现着江湖道义，讲究恩仇必报，却又显现出诡异的杀气，使多少人听从至高命令，大开杀戒。
先秦思想家韩非子，深知儒家思想与侠客精神的危害，向秦王嬴政献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句话，对华夏文明的自由发展，从源头上遭成了致命打击。韩非子提倡法治，铲除思想异己，搞愚民政策，要民众以吏为师。其后，他被李斯陷害，惨死狱中。韩非子虽惨死狱中，其思想，却散发出邪恶的光芒，为历代统治者所利用。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开始焚书坑儒，以免儒士以文乱法；又聚天下锋镝，铸金人十二，以防侠客以武犯禁。自此，思想界无以百家争鸣，侠客精神也成明日黄花。然而，此种精神，作为破碎的信念，一直残存在历史的时空中。
据《史记》记载，在荆轲刺秦的故事中，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当时，荆轲“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竟因匕首太短，未能刺到秦王。秦王大惊，自引而起，用力挣脱，连袖子都挣断了，欲拔剑击杀，却因剑太长，拔不出来，只好环柱而走。一个剑太短，刺杀不到，一个剑太长，无法拔出还击。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实在堪比电影情节。
荆轲刺秦不成，死于当场。这给秦王极大的教训。于是，秦王发兵攻燕，迅速打败燕国，太子丹逃亡。燕王喜派人追杀太子丹，取其人头，欲献秦王。秦王又进兵攻打，五年后，灭掉了燕国。除了灭燕，秦王肯定也在思考如何改进兵器。血的教训，使他明白，要征服天下，不能靠剑。于是，秦国从当时狂热的宝剑崇拜中，退身出来，研制杀人更容易的兵器。
秦国的兵器制造专家们，根据流体学知识，将弓箭发扬光大，而成远程射杀神器。秦能统一六国，除却嬴政的野心与谋略，极大的功劳需归于弓箭。当时，秦国的箭阵，遮空蔽日，势如黑云，所到之处，无不溃败。正是秦国在弓箭领域的先进研发，促使冷兵器实现极大飞跃，晦暗了神剑的光华。
按照文明叙事的内在逻辑，剑贵为神器，自然不能说它不及别的兵器。为了保住神剑的神秘威力，文人学士就编造出各种传奇故事，使人相信，世间无人再配拥有神剑，神剑只好自行失踪。像楚王当年登上城楼，凌空挥出的泰阿剑，在楚王奋勇破敌之后，此剑便下落不明。
据《晋书》记载，几百年后的魏晋时期，吴国上空闪现明亮的紫气。著名星相学家雷焕告诉名士张华，那是剑气精华冲向天空形成的天象。于是，张华派雷焕搜寻神剑。一番搜寻，掘地四丈得一石函，里面正是失踪数百年的龙渊和泰阿。雷焕派人送一把给张华，一把自己佩带。其后，张华遭到政治诛杀，而那把剑也不知去向。雷焕离奇病故，传剑于子。其子佩剑经过一个大湖时，此剑跃出剑鞘，砰然入水，派人打捞，不见踪影。从此，龙渊和泰阿又在人间消失。
上古神剑纷纷失踪，很大原因当是殉葬。这些冰冷的剑，跟随主人南征北战，主人死后，又随其葬身幽深的泥土。如今，像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干将、莫邪等，都已通过考古工作发掘出来。文人学士的渲染和想象，却赋予了剑别样的风骨，便催生了大量的奇谈异说，使剑的失踪富有浓烈的传奇色彩。
据说，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后，他的佩剑在其尸体沉没的湖中经常出现，愤然飘于水面，犹如正义的精魂，向世人控诉独裁者的残暴。一旦被人取走，此人必病，弃之则康复。此剑已然是审判者的象征，以决绝的不合作态度，拒绝着江湖与庙堂，显示出对人间的极大蔑视。
秦统一六国，二世而亡，转刘氏天下。当此之际，华夏文明发生了巨大变化。剑的身份，自然也在变化。作为战争武器的剑，退而居次，成为一柄象征权力的坚硬符号。自汉朝以来，佩剑的主要有这几类人：剑客和道士，儒生和官员，当然还有皇帝。剑客用剑搏杀，道士使剑斩妖，尚在延续着剑的刺杀功能。而儒生、官员和皇帝佩剑，多半是象征着权力。
汉朝时代，对世人佩剑，已经有了严格的规定。《贾子》记载：“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 《春秋繁露》里还说，按照礼仪规矩，剑配在左，象征青龙，刀配在右，象征白虎。所有这些规矩，都是在向世人显示权力的等级。
此后，剑的主要功能，不是用于杀戮，而是象征权力。皇帝御用之剑，被称为尚方宝剑，赐于大臣，便能先斩后奏，足见权力之大。由于道家文化的浸染，剑也越来越飘逸不凡，超尘脱俗。在江湖中，凡是剑客，必孤绝清傲，目无下尘。庙堂之剑，象征权力，江湖之剑，象征的却是挣脱权力。这极端对立，表达出的是中华文化中，官方与民间的对立，庙堂与江湖的相抗。
秦汉以降，民间早已无力反对官方，江湖也无能插手庙堂。作为审判者的剑，流落民间，游走江湖，再也不敢对抗朝廷，只能超尘脱俗，修炼道家的“无为”之境。上古神剑纷纷失踪，经文人学士的渲染及想象，固然催生出大量的奇谈异说，看似荒诞不羁，其实质却是要告诉世人，正义已经沉默。
2017-4-13 写于大理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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