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之子袁敞,历任将作、大夫、侍中,征拜太仆,光禄勋,元初三年代刘恺为司空。父为司徒子列司空,堪称一时盛典。不过,因袁敞廉劲不阿权贵,被迫自杀,不得善终,故其卒年与父相近。所谓《袁敞碑》与《
袁安碑》同时刻镌,应该是指都刻于袁敞的卒年元初四年四月以后。当时袁敞以子与尚书郎张俊交通、漏泄省中语,策免自杀。以后张俊得赦,朝廷于是有袁敞之罪,并以三公礼厚葬。若不然,以一罪臣自杀,是不可能即时为其树碑的。
《袁敞碑》出土年代早于《袁安碑》七年。 (来源
书法屋:www.shufawu.com)当时由洛阳得此石,不知碑主年代。后一年马衡得拓本,与《后汉书》对勘,方知为袁敞之碑。后人鉴于袁氏二碑在形制、文体、书法等方面均十分统一,遂有同出一人之手的说法。待马衡又考出《袁安碑》称呼汉和帝的口吻不符,更使世人确认袁氏二碑刻镌、年代的关键是在于《袁敞碑》,其时代亦应以此为准。
《袁敞碑》残缺明显,上下分裂为两块,今存只十行计七十余字。不过,虽然残破较《袁安碑》为甚,但由于出土时间也还是属于晚近,每字的锋颖爽利清晰崭然,字口完整如新,即使是每字的界格也井然可按,相比于《袁安碑》线条较粗而沉实,结体也相对填密,少有空隙,因此更有饱满充沛之象。当然,与秦篆诸刻相较,以种种曲折弧环为胜的线条态势也依然存在,只是更见平实稳健之象。我以为,《袁敞碑》在书风上体现出更明显的自由,但也显出更沉实的功底,如再考虑到它在结构上的更趋于妥帖与对称,当然也益见出流动—是一种更接近于后来清人
篆书的那种外射式流动而并非是《袁安碑》式的收聚内敛式的流动。因此,虽然二袁碑刻刊同时,学者皆指为出于一人之手,但由于排列、线条处理等等的不同,仍然体现出相异的特点。也许,由于《袁敞碑》是集中精力刊刻,而《袁安碑》则是补刻先贤事迹,因此其间会存在着精与粗、认真与随意等等的不同制作态度。
更为有趣的是:《袁敞碑》出土是在1923年,清代中叶以降的篆
隶书法名家应该是无缘得见。但它之与邓石如、吴让之乃至赵之谦等流美一系的书风竟有明显的暗合。特别是在把握线条的流动、质感、舒展程度方面,感觉几乎完全相同,其间反映出的是一种书风(或更扩大为文化)趋势的指向,即此而论,《袁敞碑》所具备的奇怪的近世趣味,是否可以作为它的超前的某种证据?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此碑的出土,马衡并据以校出《后汉书》的一处错误。《后汉书》本传为“历位将军大夫侍中”,然据拓本第七行存字之首一字为“匠”字,因此其官职应为“将作大匠”而非“将军”。马衡以为此是《后汉书》之误,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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