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有姓的洋楼 讲述主人悲喜人生
从青泥洼桥出发，沿解放路一路向南，至桃源桥，向右遥望，便可看见一座座精致的小楼林立于苍松翠柏之中，这里便是带着几分神秘色彩的八七疗养院。如今的解放路，路东早已高楼林立，路西百废待兴，唯有“八七”院内的这些小洋楼，还在见证大连过往的历史。
“八七”位于岭前山上的文化街，日本人习惯称平地为町，坡地为台，所以在1904年至1945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里被称为文化台。而“八七”的这几十栋洋楼也诞生于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文化街的洋楼，当年是为日军高级军官建的住宅，当年日本人认为这里亲海而不近海，离海边约3公里，不潮，适合居住，所以在这里选址建了这片高档住宅区。而后来，也有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官吏跑到这里凑了热闹。
作家素素在《流光碎影》一书中这样写道：“清末民初，朝野一片混乱，住在京城里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政客军阀，惶惶如丧家之犬。于是，大连成了一个避难所。他们把行迹和面孔隐藏在小洋楼里，或做复辟之梦，或求政治庇护，或者就做寓公。”
的确，在那样一个年代，无论是“夜夜盼君见”的末代皇后婉容，还是忠心耿耿的“总理大臣”郑孝胥，抑或还有亡命天涯的“山西王”阎锡山，他们都在特定的时间选择了隐居于大连的这些小洋楼，并留下许多至今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小洋楼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加之其主人的纷繁经历，让它们每一个都颇具传奇色彩，成为难以估价的瑰宝。
时光荏苒，小洋楼的主人几经更迭。1952年，文化街一带归属部队建了疗养院，成为全军最早建立的三所正师职疗养院之一。据“八七”的老领导刘福有回忆，当年，洪学智将军在此选址后，龙开富将军在疗养院筹建初期，将岭前山上的小洋楼一栋栋从原主人手中买了回来，期间颇费周折。当时，疗养院叫做东北志愿军疗养院，主要是用于负伤志愿军官兵疗养，在当时的大连市乃至全军都是数得着的“疗养胜地”。
上世纪60年代，按照全军疗养院排序，这里被称为“八七”疗养院，“八一”在兴城，大连还有“八二”和“八五”两个疗养院。如今“八七”早已不叫“八七”，期间它几易其名，现称沈阳军区大连疗养院桃源疗养区。而执着的大连人至今难以改口，依然叫着它半个世纪前的名字，历史就这样被记录下来。
五月是大连最美的季节，而五月的八七疗养院更是闹市中难寻的桃源胜景。在疗养院负责人的引领下，记者走进这个有些神秘的大院。漫步院内，百余种，近百年的大树，苍郁入天，仅珍稀的紫杉就有30多棵，与那些和风风格的别致的洋楼相映成趣，别有一番风情。因为这里由部队进行管理，所以少有游人。院内的楼、树，都挂有牌子，向你讲述着它从哪里来，经历了哪些故事，让这里宁静又不失趣味。
“八七”是个有故事的地方，而这里的故事源于这些有名有姓的小洋楼，源于他们历经风雨不倒，成为凝固的记忆……
在八七疗养院稍微偏远的一个角落，静静矗立着一座红色的哥特式建筑。因为近几年修缮过，这座小楼看上去颇为精致典雅。在建筑的外侧，有个圆形铭牌，上面写着“23、1927、298”三组数字。这表示它是院内的23号楼，始建于1927年，建筑面积298平方米。
50多年前，一位身材瘦高的年轻人曾在这个小小的院落里踱步休闲，享受这里清新的空气，这位年轻人就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对于这座被冠以毛岸青楼的建筑，毛岸青是否在这里结婚也有着几种不同版本。一种说法是毛岸青就是在这座小楼里举行的婚礼。但这种说法显然缺乏有力的佐证。
而另一种版本则来自于大连舰艇学院教授刘永路。2007年，他采访了旅大市(1982年改为大连市)公安局警卫处兼交际处处长、年过八旬的张世保老人。1959年至1962年，毛岸青在旅大疗养期间，是张世保全面负责毛岸青的警卫工作并照顾其生活，还协助旅大市委的同志共同为毛岸青和邵华在旅大操办了婚事。
据张世保回忆，1960年6月25日，毛岸青和邵华的婚礼在大连宾馆会客厅举行。37岁的新郎身着藏青色中山装，22岁的新娘身穿鹅黄色连衣裙，俩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婚礼由中共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亲自主持。毛岸青和邵华结婚后在旅大生活了近一年时间。他们的新居被安排在南山宾馆一个套间里，房间里有一个小仓库，被改作洗相的暗室。酷爱摄影的邵华，经常拉着毛岸青到海边和各个公园游玩照相。1962年春天，毛岸青夫妇离开旅大回到北京。
刘永路教授采写的这一段叙述后来刊登在2007年4月3日的《中国国防报》上，据说《中国国防报》在刊发之前，还专门请邵华审阅了此稿。由此看来，毛岸青在大连结婚的版本这一种才是真实的。
不过，毛岸青楼也不是徒有虚名，毛岸青的确住过这里。1964年，他们一家再次到大连疗养住进了八七疗养院内23号楼。他们自己带来了炊事员、管理员、秘书和司机，秘书是医生兼任的。当时毛岸青来大连属于高度机密，他们何时来，又什么时候走，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记者在八七疗养院采访刘福有、郭庆山、万明奎三位老人时，郭庆山老人回忆说，毛岸青和邵华来八七疗养院疗养时，在疗养院俱乐部工作的他还给邵华送过电影票。老人回忆，因为疾病的原因，毛岸青极少外出露面，就是见到人，也极少说话。倒是邵华，接人待物都很客气。
毛岸青之后，这栋建筑很少再有显著人物住进来，于是，毛岸青楼也就成了它的代名词。如今，和姊妹楼一样，这座楼也在采取“以租代修”的方式，进行管理和保护。
阎锡山楼：阎锡山根本没住过
阎锡山别墅旧址，位于白云街18号，在“八七”院内它被叫做12号楼，位于疗养院的东南角。这里远离街道的喧闹，在苍松和翠柏间悠然自立，仿佛远离世间。从外表看，这是一座独立的二层别墅，大连难得一见的山西风格老宅。“阎锡山楼可以说是现存的这些洋楼里保存最为完整的，而其建筑本身和室内装潢原本就属上乘，这么多年来一直担任着接待大区以上首长的重要接待任务。”
青石砌成的外墙历经风雨未见斑驳，红色的釉瓦依然鲜亮惹人眼，要不是疗养院的负责人介绍，记者很难想象这座华美的别墅居然有近80年的历史。仅见外表如此，入内它的奢华更是让人瞠目。
阎锡山来连 到底住在哪
那么缘何日本人会在这样一块寸土寸金的宝地，修建这样一座山西风格的宅子呢？说到这儿，就不能不提到这座宅子的主人阎锡山与大连的过往。
阎锡山什么时候来的大连，来到大连之后到底住在哪？早些年，这些问题的答案还颇有争议，而现在经过史学家悉心考证，真实的历史已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其结果是阎锡山一方彻底失败。蒋介石逼着败军之帅阎锡山离开他苦心经营多年的山西。被逼无奈的“山西王”只能举家离开，并选择大连为逃亡地。
1930年11月29日，阎锡山动身前往大连。一路上他谨慎小心，行动诡秘，频放烟雾弹，更改路程。直到12月24日，才乘坐日船“武昌丸”从天津抵达大连。阎锡山在大连一下船，便向闻讯而来的各界人士发布消息，说他此次要“经大连东渡（日本），续游欧美……身亲两洋文化”，而实际上，他在大连一呆就是8个月。
据传，来大连之前，阎锡山早就安排人与日本当局联系，在大连租了一处小楼，在门口挂上“阎锡山出洋考察大连筹备处”的大木牌。而这栋楼便是今天八七院内的12号楼。而八七疗养院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栋楼其实是日本人为拉拢阎锡山，实现侵占山西的罪恶目的，按照阎家老宅的建筑风格，专为阎锡山修建的。”
不过，这位山西来的“阎老心儿”显然没有领日本人的情，这座修建奢华的别墅静静矗立于此，却没有等来他的主人。阎锡山来连后，直接住到了黑石礁张宗昌的别墅，听说只是派了个副官在此巡视小住了几天。
一面是大房子空空荡荡没有人气，一面是阎锡山在黑石礁的小洋楼里接朋纳友。阎锡山在大连利用这难得的安静时光，一方面总结中原大战失败的教训，加强“韬晦”之术的修养；另一方面则继续阐发他的“中的哲学”和其他理论。一些对阎锡山思想感兴趣的学者们也从各地会聚此处，一时间，张宗昌别墅是好不热闹。
逃到大连的阎锡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一住就是8个月，其间，他与山西一直没有断过联系，偷偷摸摸多次往返大连与山西之间，对山西情况仍了如指掌。他闲暇之时也逛一逛大连市内的浪速町（现天津街），有时也到星个浦公园（现星海公园）玩一玩，优哉游哉过了8个月。直到1931年8月8日，阎锡山乘日本人的飞机从大连飞回大同，徒留下这座小楼，见证那段历史的真实存在。
姊妹楼：叶帅贺帅同时入住
建于1930年，原为清末进士王季烈为其两个女儿所造
在八七疗养院内，姊妹楼备受瞩目。走进松柏掩映的疗养院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两栋连体的褐色三层别墅楼。
它们标准的地理称谓是：文化街101号、103号，建筑面积658平方米，让它们为很多大连人所熟悉的，是另外一个通俗形象的名字——姊妹楼。
在101号的楼门前的一块铭牌：“姊妹楼，省级文物保护建筑，建于1930年……”似乎是姊妹楼言之凿凿的注释了。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姊妹楼，除了铭牌的解释，还有一种说法也流传甚广——八七疗养院姊妹楼：原为李氏兄弟私宅。1930年，当时的广东富商、大资本家李昌昆、李昌达兄弟在文化台（现在的文化街）103号盖了两座和风欧式的住宅大楼，被称为姊妹楼。
这两种说法，此前在记者采访时都听说过，也都有见证人。幸运的是，此次采访八七疗养院内的老建筑时，在疗养院原院长刘福有的联系下，记者见到了1952年跟随部队来到大连的也是疗养院建院的第一批元老——郭庆山老人。
说起姊妹楼，今年83岁的郭庆山老人很肯定地说，姊妹楼是王季烈所建。根据在哪儿呢？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王家曾经有后人来到疗养院，想要回姊妹楼的产权。这件事在疗养院还引起不小的轰动。虽然这事的结果不了了之，但却证实了姊妹楼的真实身份。
姊妹楼除了典雅豪华的建筑和装饰，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甚至六十年代，大连最高级的别墅。
在姊妹楼的铭牌以及散落在各个报刊的文字中，都记载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疗养院视察和疗养时，曾经在此居住。
不过，口口相传的说法和真实的历史毕竟有着出入。在采访中，记者提起这些领导人曾经住过时，却听到了另外一个令人惊讶的说法。
郭庆山老人说，其实，1955年辽东半岛大演习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并没有住在八七疗养院，据说几位领导人住在了黑石礁。而在姊妹楼里住的是叶剑英（101号）、贺龙（103号），后面婉容楼住着聂荣臻元帅。说起贺龙元帅，郭庆山还说了一件趣事。贺龙元帅爱吃辣，当时疗养院给他配备的炊事员做菜没放辣椒，急得贺龙还把她批评了一顿。
三大元帅在此住了近一个月，因为是军事演习时期，除了秘书和警卫，老帅们都没有带家属。
刘福有老院长告诉记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有大军区级的首长和家属才能住姊妹楼，一户配备一个炊事员，而据疗养院的资料记载：1952年至1955年，住在姊妹楼的首长一天的伙食费是3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水准了。
“文革”中，部队首长们很少有暇来疗养院了，但姊妹楼却并没有清静下来。在部队的保卫下，这个相对清静的地方成了一些地方老干部的避难所，直接或间接地保护了这些老干部。
“曾经任过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黄火青、辽宁省省长的黄欧东都在姊妹楼里住过，躲过了一些冲击和迫害。” “文革”期间，在疗养院担任院长的刘福有说。
风华依旧：木质阁楼仍有暗香
在老院长刘福有的记忆中，姊妹楼的辉煌印证着八七疗养院的辉煌。“文革”期间，上将杨勇、中将曾泽生曾来住过姊妹楼。“文革”结束后，姊妹楼里就少有重量级的首长来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棒棰岛国宾馆的逐步完善和地方高级酒店的建设兴起，姊妹楼也愈加冷清起来。
刘福有回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来姊妹楼里住过的重量级人物只有开国中将、“文革”后担任过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廖汉生了。
“老将军戎马一生，来疗养依然很军事化。他每天都从疗养院步行到老虎滩，再自己坐车回来，还不许有人跟着。结果，他的这一路安全就搞得我们很紧张。”时任疗养院院长的刘福有回忆说，当时，将军还组织了疗养院的老干部们一起去长山岛，出发的时间一到，将军就下令开拔。结果，很多老干部还没准备好，人不齐没法开船，但又不能违了老将军的命令。无奈，刘福有想了一个办法：先拉着将军到香炉礁码头转了一圈，然后假说码头地点临时改变，再拉着将军回到既定码头，这时，人已到齐，顺理成章开船了。
2012年5月初，在搜寻姊妹楼的历史踪迹的采访中，记者进入姊妹楼101号。如今，这里是一家公司的办公地点。虽然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木质的楼梯依然坚固。走在上面，没有吱嘎声也没有摇晃感。
更令记者惊讶的是，在三楼，还有一间全木质的阁楼。走进去，就会闻到沁人心脾的幽幽木香。历经了八十多年的风吹日晒，香味却经久不息，着实让人惊叹。
这家公司的办公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也发现了阁楼的这个秘密，于是，阁楼被公司改造成一个小小的酒吧兼休息室。
也许，工作繁忙身心俱疲之余，坐在这香气氤氲、古色古香的阁楼里，似远又近的往事会让时光悄然静止，让都市人的浮躁心情瞬间平静。百年只是一瞬，何况人生短短几十年呢？
婉容楼：见证了皇后的凄惶
建于1927年，是王季烈迁居大连后建造的私人别墅
穿过解放路，踏着青石台阶拾级而上，顺着石板路，步入八七疗养院。
正值初夏，午间的阳光明媚温暖。院内繁花似锦，香气怡人。在入口处的姊妹楼略一顿足，再沿石子路左拐上行那么几十米，婉容楼便在眼前了。
在树丛掩映之中，这栋欧式坡顶建筑现在看来风采依旧，二层砖石结构的别墅，有露台有庭院，坐落于桃源街岭前的文化台上，幽静而闲适。
透过矮小的栅栏，向内探视，石板路阶，虚掩木门，青砖脊瓦……在树荫漏下的琐碎光线中律动起来，突然给人时光交错的感觉，这里曾经留下过一位旗装女子的凄凉身影。
始建之人：有“开发商”眼光的进士“物理学家”
在八七疗养院相关负责人的娓娓叙述中，和这座楼相关的人和事渐渐清晰。之所以叫婉容楼，自然指的是清朝“末代皇后”婉容曾经在这里居住过。而这栋房子真正的主人，却是清末进士、清学部参事官王季烈。
按照建筑的时间顺序梳理，其建于1927年，是王季烈的私人别墅。王季烈在清末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1873年9月7日出生于江苏省长洲县（今苏州市）一个士大夫家庭，祖上明朝为官，父亲王颂蔚在清廷官拜三品。母亲谢长达是近代著名女教育家，曾创办了振华女校。
1894年，生于官宦书香门第的王季烈中举。不过旧时的科举和教育并未湮灭这位文化人的修学之心，两年之后他去了上海江南织造局，开始了他物理学家的生涯。首先他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作翻译了《通物电光》一书，之后他钻研近代物理学，并因此受到张之洞赏识，进京考取进士，官位学部郎中。王季烈的科学成就在今日看来也是很辉煌的，前后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以物理学命名、具有大学水平的教科书，还编著了中国第一本中学物理课本，主持编印了《物理学语汇》，为近代物理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清末民初，局势动荡，朝野飘摇。王季烈在天津筹办扶轮小学、扶轮中学，因心醉昆曲，也办过业余昆曲社。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王季烈在物理和昆曲等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博学之广令人惊叹。
清廷塌落，皇族逃散，1927年，王季烈如诸多皇朝遗老遗少一般，迁居大连，寄居他乡，身做寓公（乡绅之类）。自然王季烈是很有头脑的一个人，他敏锐的思维使他在大连做起了一个“开发商”，营造房地产私宅而后变卖。在游走大连多日之后，他看好了其时被日本人称为“文化台”的这块依山高坡的宝地，为自己修建了一栋二层欧式别墅。随之在附近为自己两个宝贝女儿各建了一栋别墅，也就是后人所称的“姊妹楼”，一方面是家人相互有个照应，另一方面也可见王季烈宠女爱女之心。
在大连10年期间，王季烈除了做房地产生意，还经常去金州的明伦堂讲学论道，聊聊《孟子》，因其名声显赫，听讲座的人也是趋之若鹜。
别称由来：婉容曾在此形影相吊
作为前清遗老，王季烈对皇家和清廷，还是有着诸多幻想和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把溥仪控制在旅顺，孤身留在天津的婉容思君心切，也无所依傍，渴望能赶到溥仪的身边。身在旅顺的溥仪，也同样思念着她，他委托川岛芳子去天津将婉容带到了大连。
然而，踏上大连土地的婉容没有想到的是，与溥仪的团聚却受到了日本人的阻拦。婉容面临无所可居的尴尬境地，恰因王季烈与婉容的老师是同科进士，在老师引荐下，婉容住进了王季烈的别墅里。
婉容哭哭啼啼入住，却令王季烈很兴奋，王季烈内心中，依然认定溥仪和皇后高高在上的身份地位，而且，王季烈身为人臣多年，见溥仪和皇后的机会并不多，因此王季烈非常看重婉容的到来，他把别墅整个二楼都腾出来给婉容居住，并在饮食起居上尽可能做到最好。
然而婉容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跟溥仪在一起，目的达不成，自然就不会快乐。婉容夜难寐食难安，房间里弥漫着哀伤的情绪。终于她开始崩溃，在这里哭闹，在这里嘶喊，在这里度日如年。在闹了一个多月之后，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日本人带她到旅顺，与溥仪相聚。而正因王季烈对婉容照顾有加,1931~1933年，他被委任伪满“宫内府顾问”。
婉容离去之后，王季烈也并未在这栋别墅终老。此后没几年，王季烈返居苏州，将精神寄托于研究昆曲。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王季烈赴京准备参加文史馆工作，因病瘫痪，1952年3月1日，病逝于北京。
时光荏苒，半个多世纪，关于王季烈居所后来究竟还住过哪些人，很多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因末代皇后婉容的短暂居住，这栋小楼闻名于世，空余今人对历史的诸多谈资和慨叹。
据周围居民介绍，现在的婉容楼是一个电视节目组在内办公，这使得这栋建筑，多了几分现代气息。
建于1925年的郑孝胥楼原主人早已被遗忘
即便是在今天，这栋日式的二层小楼，形制也丝毫不逊色于新开发的小区别墅。
沿文化街北行，进入八七疗养院南门，踩着洁净的青石板路走不多远，便到了郑孝胥的旧居。
小楼走过87年历史
疗养院负责人介绍说，这栋小楼已经有87年的历史了。拾级而上，门楼里一扇别致的小窗上镶嵌着七彩的玻璃，“据说当年是从德国进口的”，至今保存完好。
室内凉爽宜人，门厅里，一条绛紫色的木扶梯通向二楼，“建筑面积297平方米，楼上三间，是卧室和洗手间。”楼下5间，靠东侧的卧房内，有一座小小的壁炉，如今已经被封死，或许这里曾是主人的书房。西侧是一间宽敞的客厅，圆弧形的阳台里有一扇小门直通院落，小门外的石阶上围着锈迹斑斑的粗大铁链。在玉兰、圆柏、紫檀等古树的掩映里，小楼显得格外静谧。“最名贵的要数红豆杉。”据介绍，它是唯一适合在室内栽种的树种，24小时释放氧气。近年来，红豆杉在国际市场的身价看涨，像这样百年的老树，一株可以卖到上百万元人民币。
小院当中有一个造型雅致的水泥池，料想当年放养着金鱼或者锦鲤。而小楼的原始主人或仰坐在书房的壁炉前，或徘徊于池边，凝望着鱼儿游来游去，充足的氧离子并没有让他浑浑噩噩的头脑有些许清醒，他以文人固有的迂腐和蹩脚政治家的愚蠢，虚构着借助外力还政于清的“复国”谬论，欺骗着自己，也欺骗着“逊帝”溥仪。
“名士” 堕进深渊
那时的郑孝胥已过了古稀之年，而他毕生所积累的“名德”也正沦为一世骂名。
郑孝胥是福建人，年轻时即崭露头角。1882年，23岁的郑孝胥中福建省乡试解元，曾做李鸿章的幕僚。后东渡日本,担任过清政府驻日使馆书记官，后回国，曾参与戊戌变法。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为清室复辟出谋献策，被溥仪授为总理内务府大臣。上世纪20年代初，郑孝胥开始频繁与日本人接触，1924年，他与日本人密谋，协助溥仪出逃，进入天津日租界。1925年，日本人为了更便于拉拢他和溥仪，在大连为他建了这栋别墅。
郑孝胥伴随在溥仪左右，出谋划策。那时，溥仪对自己的这个老师也极信任，在溥仪《我的前半生》一书中，关东军这三个字提到的最多，其次就是郑孝胥，《伪满臣俘录》中评价说，在溥仪看来，郑孝胥提出“三共论”，认为列强共管中国将为时不远，势图借助外力来还政于清，溥仪不免大受鼓舞。
“九一八事变”后，郑孝胥唆使溥仪投靠日本，卖国求荣，当了汉奸。
据记载，郑孝胥一生中曾来过大连12次，在大连生活了144天。《国贼郑孝胥旅大行事心迹考实》中记载，“此144日，于郑孝胥一生可谓转瞬。实则郑孝胥一生奸名正源于此百余日中。”
1931年的11月，郑孝胥来到大连，这是他第五次到大连了，对于已经73岁的他来说，大连并不陌生。郑孝胥和平常一样，在市内到哪里从不坐车，都是步行。除了散步、聚餐和写诗以外，就是要坚持每天到旅顺去觐见“逊帝”溥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郑孝胥出任伪满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1935年，日本人见郑孝胥难以驾驭，以其年高“倦勤思退”为名免了他的职位。1938年，郑孝胥怀着牢骚与不满，暴卒于长春，走完了尴尬的一生，不久葬于现在的沈阳市东陵区高坎镇七间房村。
在清末，郑孝胥的诗词书法名气极大，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同时代人对其诗颇多赞誉。张之洞称赏郑诗，有“郑苏堪是一把手”之语，有评论说，作为诗人，郑孝胥几乎要领导当时的诗坛，年纪比他大的、官职比他高的人都来向他请教，生前著有《海藏楼诗》和《郑孝胥日记》。作为书法家，他的字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开一代书风的先河，为时人追捧，商务印书馆编《辞源》，初版书名就出自郑孝胥之手。清亡后，他曾在上海卖字为生，“年入二万金”，至今“交通银行”仍沿用他的字。
从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诗人的辉煌人生，最后蜕变为大汉奸的角色转变，使其沦为历史的罪人，为世人所不齿。
以楼养楼
“郑孝胥旧居？是哪栋楼？”无论是询问“八七”的老领导还是老员工，他们都会这样反问你，在过往的半个多世纪里，这栋楼的原始主人，早已被遗忘得不留痕迹。
它现在的编号是18号楼，在老人们的记忆里，这里实在也没有什么名人来住过。毕竟，在“八七”风格各样的别墅群落里，它显得极为普通。“而且靠近道边，除了夏季，室内会感觉阴冷。除非到了疗养院的接待旺季，一般来说，平常是不住人的。”“八七”的老领导回忆说。
如今，小楼的屋檐已经腐烂。“1999年装修过一次，墙的外立面是那时重挂的，更换了门窗，但内部的格局仍被保留了下来。”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像这样的小楼一般二三十年就要大修一次，维护的费用很高。院里只好采取“以楼养楼”的方式，进行管理和保护。这栋建筑近几年租给了一家公司，今年还将对它进行一次大修，维修的费用主要来自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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