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但就是这让真理恢复了本来面目，让二加二等于四。"
——加缪《鼠疫》
今日读《鼠疫》，当别有一种滋味。
加缪于 1947年发表的《鼠疫》，以冷静、平淡、纡徐不迫的口吻叙述了一场发生于四十年代的大灾难。鼠疫像个大实验室，检验着每一个人，医生里厄，知识分子塔鲁，神甫帕纳卢，政府职员格朗，新闻记者朗贝尔，商人科塔尔，都以自己的方式表明了对待鼠疫的态度，最后他们组织了志愿防疫队，除了商人科塔尔。十个月之后，城门重新开放，鼠疫几度浮沉，终于过去了。这时，里厄医生承认，他就是故事的叙述者，他要告诉人们：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同时他也警告人们：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平淡的口吻不会降低小说所述事件的重大性和严酷性，相反，由于口吻和事件之间的不协调，还会在无形中使事件给予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使小说具有一种史诗的气魄。加缪深知此中奥妙，他说：“斯丹达尔的秘密在于口吻和故事的不成比例。”他从不用慷慨激昂的笔调描绘人与鼠疫之间的斗争，而是不动声色地铺叙事实，反衬出一场生死搏斗的悲壮；相反，他把激烈雄辩的口吻送给了帕纳卢神甫，并且有意唤来狂风暴雨以加强神甫布道的威势，其结果是使他的第一次布道显得那么笨拙、空洞和可笑。因此，《鼠疫》虽然是一份客观的见证，却并非无动于衷的叙述，它饱含着作者的爱憎，能够使读者浮想联翩。
这本小说出版之初，好评如潮，迄今为止怕已销售了六百万册，但是也有一些自以为进步的人指责这本书用细菌取代了纳粹，而未直呼其名，他们说加缪宣扬了一种红十字会式的道德，回避历史和真正的问题，与鼠疫的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没有指出传染病的“社会——经济的根源”，因此，加缪的世界是一个“朋友的世界，而非战士的世界”，等等。加缪曾说：“我希望人们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但是它最明显的意义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鼠疫》是一个神话，说的是人与恶之间的反复不断的斗争，不同的层次就有不同的阅读。但是，我们抛开小说的寓意，单从它的寓体来看，即小说描绘了一场传染病及人们在传染病面前的态度，是否就减弱了小说的力量呢？小说出版已经五十六年了，我们终于明白，鼠疫本身就是人类最凶恶的敌人，与鼠疫作斗争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与我们每个人有关，并不需要什么政治目标，人的生命健康就是至高无上的目的。人的生命至大无疆，政治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范畴而已，甚至我们可以说，政治不是最重要的范畴。加缪强调人们要 “在几种意义上阅读《鼠疫》”，看来他对这本书的第一种意义即原本的意义也不是很有信心的。
贝尔纳．里厄是一个务实而充满同情心的人，从社会的底层（工人的儿子）经过奋斗而成了医生，他的老师是“贫困”，他第一个提出奥兰城发生了鼠疫。他的信条是：日常工作才是可靠的，要紧的是把本位工作做好。如果他有哲学信念的话，那就是“同客观事物作斗争”，而“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所以，当神甫对他说：“您也是为了人类的得救而工作。”他可以回答：“人类的得救，这个字眼对我说来太大了。我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我是对人的健康感兴趣，首先是人的健康。”塔鲁说：“使我感兴趣的是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圣人。”他则回答说：“我感到自己和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他所说的“人”，其实就是“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所谓“当医生”，就是憎恨 “疾病和死亡”，让人们获得他们力所能及的东西：“人间的柔情”。
真正代表里厄医生的思想的，如果他有思想的话，是公务员约瑟夫．格朗。如叙述者所说：“笔者认为格朗比里厄或塔鲁更具有代表性，他埋着头默默地工作的美德推动着整个卫生防疫组织的工作。”格朗是一个极平凡的政府职员，他因不能用确切的语言确切地表达他的要求，而始终得不到加薪晋级的机会，他的妻子也终于离他而去，但是他的善良的感情和理解的精神，使他能兢兢业业地埋头于防疫斗争中的统计工作，不假思索地用“我干”来回答一切，同时，他又利用晚上的时间琢磨他要写的一篇小说的开头。在他已经写过的五十多页的稿纸上，其实只有一句话：“在五月的一个美丽的清晨，一位苗条的女骑士跨着一匹华丽的枣骝牝马在花丛中穿过树林小径……”他在“美丽”、“华丽”、“枣骝”、“小径”等词上犹豫不定，反复再三，而终于写不出第二句来。叙述者对他的平凡和善良则给予衷心的赞美：“如果人们真的坚持要树立一些他们所称的英雄的榜样或模范，假如一定要在这篇故事中树立一个英雄形象的话，那么作者就得推荐这位无足轻重和甘居人后的人物。此人有的只是一点好心和一个看来有点可笑的理想。这将使真理恢复其本来面目，使二加二等于四，把英雄主义正好置于追求幸福的高尚要求之后而决不是之前的次要地位，还将赋予这篇故事以特点，这个特点就是用真实的感情进行叙述，而真实的感情既不是赤裸裸的邪恶，也不是像戏剧里矫揉造作的慷慨激昂。”所以，每当听到人们对奥兰城居民抗击鼠疫所采取的或进行的“歌功颂德的语调和词句高雅的演讲”时，“医生就觉得不耐烦”。他并不是觉得这种关怀是假的，而是觉得这种表示人与人之间休戚相关的“套话”不能“适用于例如格朗每日所贡献的一份小小力量，也不能说明在鼠疫环境中格朗的表现”。里厄医生和公务员格朗之间结成的友谊是一种纯真的、自然的友谊，与塔鲁的友谊却让人感到有些疲倦，因为前者是在目标一致、动力也一致的斗争中形成的，后者的动力就难说是一致的了。鼠疫是威胁到人的生命健康的灾难，与它的斗争容不得虚情假义、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它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平凡的、琐碎的、具体的事情。“使二加二等于四”，就是里厄的英雄主义，也是格朗的英雄主义，这种英雄主义不是别的，不是鲜花、掌声和高调，而是“与鼠疫作战”，是“实事求是”，是“把本位工作做好”，总之，“它只不过是理所当然而已”。
《鼠疫》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没有瑰丽奇异的景色，没有慷慨激昂的音调，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语，它的主要人物中甚至没有一个年轻的女性，这样一本情节并不紧张曲折、人物亦嫌平板单薄的小说凭什么能够成为一部深刻耐读的作品？人们可以对书中的观点有所保留，可以嫌它行文过于冷静平淡，也可以指责它的色彩有些阴暗，但是，很少有人读过它而无动于衷，更少有人否认它是一件朴素无华的艺术珍品。这是为什么？恐怕是加缪用了最简单的语言叙述了一些普通人面对一场灾难的一些最简单的行为吧。所谓“最简单”，就是一些“非做不可的事”，就是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惟其普通、平凡、琐碎，才使我们普通人读起来感到亲切，才具有持久长远的生命力。引人入胜，瑰丽奇异，慷慨激昂，缠绵悱恻，当然也会使我们感动，但是这种感动不大会持久。英雄，或英雄主义，只能引起我们的向往之情；真正能使我们的心灵深处燃烧起来的，还是战胜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的平凡的、每日都在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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