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代表笔记
1. 什么是大运琢器？
2. 大运琢器具体有哪些，是如何发展的？
3. 琢器衰退期，居然隐藏了一枚瓷器艺术超级彩蛋，它是谁？
老规矩，读书笔记奉上，一键解锁大运琢器内核干货。学术能力强的同学，也可直接阅读原文（文末还有彩蛋哦！）
学霸小T
课前预习：什么是“琢器”？
zhuó
琢
器
指瓷器造型中的立件器物
“瓶尊缸罐盆洗炉台”等件，俱名为琢器
数量也较圆器稀少得多
圆
器
指瓷器造型中较矮的器物
“盘碗盅碟”俱名为圆器
御窑大运琢器的兴衰
创烧期
康熙二十年
文献记载不多，品种也不丰富
形成期
雍正五年~乾隆早期
品种、数量不固定
皇帝亲自指导，唐英创作巅峰
诞生许多创新品种！
稳定期
乾隆十二年~嘉庆时期
下旨严格按照既定品种规范生产
工艺愈发精湛，却较难创新突破
例烧琢器款式稳定在37种
衰减期
道光元年~宣统
时局动荡，无暇窑务
琢器逐步从29种减至6种
番外：督陶官的工作日常
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年希尧
老板，这批仿龙泉窑、定窑的琢器，可还满意？
小年啊，我觉着，是不是配个漆架座，更好看点？
雍正
年希尧
好的，老板！👍
乾隆十二年冬
唐英
老板，年底送过来的瓷器，可还满意？
小唐啊，为何不按我定的规矩做？这次不给报销了，自己赔吧！
乾隆
唐英
好的，老板！😖
衰减期隐藏的艺术彩蛋
自同治四年至清末，虽然大运琢器逐渐衰减，但清廷所需的皇帝大婚瓷及太后祝寿等用瓷，却通过传办单独烧造，在陶瓷艺术创作上，开出了别样的灿烂之花。
部分晚晴帝后用瓷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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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完，下面是学术正文
清代御窑大运琢器的烧造
奚文骏 | 作者
导语：本文依据清宫档案详细分析了清代御窑大运琢器的烧造及品种变化情况，并考证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以来37种大运琢器的名物对照关系及烧造时限。
琢器是瓷器中相对于圆器的一个器型大类，泛指不能一次拉坯成型的立体造型，清宫档案所谓“尊瓶罐”之属，而圆器则清宫档案所谓“盘碗盅碟”之属。相对于主要用于茶、膳宴席的圆器，清宫中的琢器则更多为陈设、赏玩之物，数量也较圆器稀少得多。清代御窑大运琢器，伴随着清宫用瓷需求的变化和御窑厂的兴衰，也经历了一个创烧、稳定和衰退的过程。
01
御窑琢器烧造的初创期
清代御窑琢器烧造始于康熙时期，《景德镇陶录》载“康熙年臧窑，厂器也，为督理官臧应选所造。土埴腻，质莹薄，诸色兼备。有蛇皮绿、鳝鱼黄、吉翠、黄斑点四种尤佳。其浇黄、浇紫、浇绿、吹红、吹青者亦美。”其中蛇皮绿、鳝鱼黄、黄斑点即后来唐英在《陶成纪事》中所总结的仿厂官釉三种，传世多为琢器 （关于厂官釉参阅奚文骏《清代御窑仿厂官釉的标准参照器》，发表于《收藏》2018年第9期） 。臧窑娇黄（浇黄又作娇黄，下同） 、娇紫、娇绿釉制品可参考图1的一组瓷罐，虽均失盖，但难能可贵的是三种颜色齐全。且其中娇黄釉罐相对多见（见图2），其造型、款识为研究臧窑制品提供了线索。
[图1] 康熙娇黄、娇紫、娇绿釉罐
纽约佳士得1993年6月拍品
[图2] 康熙娇黄釉盖罐及器底
故宫博物院藏
除这段文献之外，关于康熙御窑厂制品的官方记载并不丰富。通过对乾隆以后定型期的御窑大运琢器反推，能够确定创烧于康熙时期的品种也并不多，彩绿龙八宝盖罐及东青釉鱼耳盖罐等是大运琢器中极少数能溯源至康熙时期的琢器品种（见图3）。总体来说，康熙时期属于清代御窑及琢器品种的初创期，而许多康熙时期创烧的器型，在雍正以后的御窑厂并未得到延续。这是清代御窑瓷器史中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图3-1]
康熙御窑彩绿龙
八宝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图3-2]
雍正御窑彩绿龙
八宝盖罐
故宫博物院藏
[图3-3]
乾隆御窑彩绿龙
八宝盖罐
南京博物院藏
02
御窑大运琢器烧造的形成期
自臧窑（始于康熙二十年，终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一说终于康熙二十七年）以后，景德镇御窑厂至雍正五年才恢复年例烧造。从雍正五年（1727年）至乾隆早期，是清代御窑大运瓷器烧造的形成期。这一时期御窑瓷器烧造的品种、数量多不固定，且受皇帝直接旨意的干预较大。许多传办或创烧的瓷器在偶作烧造之后即因皇帝不满意或不需用而改良或停烧，也有部分则慢慢沉淀下来，成为大运瓷器的常例品种。
在这一时期御窑新品种的创新上，唐英是功不可没的。创新的器型和装饰方式主要来源于宫廷旧藏的历代瓷器和其他材质的器物，以仿宋代和明代瓷器为主；纹饰则除了继承传统外，也有不少宫廷画师的创作。
唐英在雍正十三年所著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御窑厂仿古采今的57项新品种，多为雍正复开御窑以后的创制。其中仿铁骨哥釉、仿铜骨无纹汝釉、仿铜骨鱼子纹汝釉、仿白定釉、仿钧釉、仿龙泉釉、仿米色宋釉等多是仿自宋瓷。仿永乐脱胎、仿宣窑霁红霁青、仿宣窑宝烧，仿成化窑、正德窑、万历窑五彩，仿宣窑、成窑、嘉窑青花，则均仿自明代御窑制品。另有仿清宫旧藏地方窑制品，如仿厂官釉、炉钧釉、欧釉、青点釉等，实为景德镇创新之作。而翡翠釉、像生器皿、西洋各色彩器、洋彩器皿等则多得益于舶来的新彩料。乾隆时期的创制多延续自雍正朝，只是愈发精细奇巧而已，如乾隆朝最为著名的“锦上添花”，也不过是在洋彩器皿上更加穷工毕技而已。
雍正、乾隆两位皇帝，对清宫旧藏的历代瓷杂皆极为爱惜，更多将其视为古董，而非用器，而这些旧器又多成为御窑厂仿制的对象。如雍正七年三月二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白定瓷小瓶一件，奉旨'比此瓶大些的小些的、或官釉或别样釉水，照此样交怡亲王着年希尧做些。钦此。’”（本文清宫档案均引自《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和《清宫瓷器档案全集》，引文中异体字和别字已更正。）雍正朝相同器形的瓷器常常出现多种尺寸和品种，这和雍正的旨意有直接关系，也体现了御窑琢器烧造形成期的随意性。乾隆三年（1738年）四月十八日，“太监胡世杰交宣窑青花八吉祥高足壶一件，传旨'着交唐英照此壶款式花样多做几件，得几件并原样先送来。钦此。’”
当御窑厂烧制的瓷器源源不断运进宫内，皇帝在用瓷上便有了更充裕的选择。新烧得的御窑琢器，除满足皇帝陈设、实用的需要外，也用作赏赐臣下。
雍正对新得御窑制品颇为爱惜，往往亲自过问，并将其陈列于宫室之中。如雍正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太监交仿大观窑、仿龙泉窑、仿冬青窑、仿汝窑、仿宣窑、仿定窑等琢器一批，传旨“着配做漆架座，先将各样的款式每样做成木架一件，呈览再做。钦此。”此应为年希尧担任督陶官以后，首批大量解京的琢器，各款烧成数量尚不大，雍正传旨分别配架，应为陈设之用。这批瓷器后由郎中海望选出十件，配得漆座架后，于雍正七年六月初一日陈设在圆明园九州清晏。
也有部分琢器则直接被皇帝赋予了实用功能。如乾隆十三年闰七月十四日，“太监胡世杰交青花白地有盖壮罐一件（随紫檀木座），传旨'着交唐英照样烧造，算冠架用，不必落款，算一样，随大运呈进。钦此。’”
随着解京御窑琢器的增多，皇帝也拿出部分用于分赏。不过皇帝也有自己的小算盘，自己留用的总是要求“往细致里收拾”，用来赏赐的，就可以稍微打点折扣了。如雍正八年十月三十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奉旨“将赏用瓷瓶样亦画样呈览交年希尧烧造些来”。十二月初十日，雍正看过画样后传旨“瓷瓶不必着色，另画几张不必着色的交年希尧烧造些，花样瓷釉不必太细致，做赏用。”
总之，随着御窑厂的复烧及两位皇帝的大力扶持，至乾隆十二年，景德镇御窑厂经过将近20年的创新，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琢器新品种。而在宫内，各类库存瓷器也日渐丰富，清宫瓷器的用、赏已慢慢形成规制。
03
御窑大运琢器烧造的稳定期
随着御窑厂烧造瓷器的增多，乾隆对大运瓷器的规范忽然严格起来，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内务府大臣三和奉旨“将选定瓷器交唐英，嗣后烧造俱照现今发去样款为定，琢器五十二件，样式、尺寸不许更改，其颜色、花纹或于此内酌量互相更换尚可。圆器一百六十四件，样式、尺寸、颜色、花纹总不许少有更换。此外，从前奏准样款及该监督新拟样款总不许用。仍于一年定项钱粮内酌量遵节烧造。”
甚至当唐英解进十二年冬季瓷器时，皇帝即责难唐英“呈进瓷器仍系旧样，为何不照所发新样烧造进呈？将这次呈进瓷器钱粮不准报销，着伊赔补。钦此。”可见乾隆落实这一旨意的坚决。从乾隆十二年起，乾隆要求唐英完全按照自己选定的品种烧造大运瓷器，并停烧了其他所有品种。由此大运瓷器烧造的品种被固化下来，大运琢器进入一个稳定烧造的阶段。
总体来说，在乾隆朝前期，皇帝对瓷器烧造的兴趣还是非常大的，在现存清宫档案中多保存有皇帝与督陶官唐英关于瓷器烧制的文书往来。即便乾隆十二年之后大运琢器相对固定下来，更多体现皇帝个人喜好的传办瓷器仍时有传烧。而随着乾隆二十一年唐英的离任与去世，以及乾隆自身对瓷器兴趣的慢慢减退，自乾隆四十三年起，皇帝将督陶官向由内务府官员担任的惯例改为由江西地方官员兼任。由于内务府官员均出自内廷，出任督陶官后与皇帝沟通仍相对方便自如，而地方官员与皇帝则要疏远得多，在制瓷这样的政务余事上沟通就尤显隔阂，这也标志着乾隆与景德镇御窑厂的直接疏远。同时，因库存瓷器持续增多，大运琢器又一次被乾隆减少烧造，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总管内务府大臣“奉旨琢器每年着烧造二百件，其所减钱粮俱添造圆器”。之后大运琢器就完全按这一规模烧造，一直延续到嘉庆时期。
嘉庆是一位节俭的皇帝，对瓷器烧造的兴趣并不大。嘉庆初年太上皇健在，包括窑务在内的很多事情仍按乾隆时期的惯例办理。嘉庆四年（1799年）乾隆去世后，嘉庆皇帝就将景德镇御窑厂每年烧造瓷器的用银额度由1万两减少至5000两，继而在嘉庆十二年减少为2500两，并最终于嘉庆十六年停止全部大运瓷器的烧造。在大运瓷器的烧造品种上嘉庆一朝基本都延续了乾隆晚期的烧造情况，嘉庆三年以前每年解京上色圆琢瓷器均在9000余件，与乾隆四十二年以来的数量保持一致 （详见《清代官窑瓷器史贰》第355页表格数据），嘉庆四年起解京上色圆琢瓷器即减少为5000件左右。从嘉庆五年督陶官阿克当阿所进的大运瓷器中呈样琢器37种、嘉庆九年大运瓷器中琢器37种200件、嘉庆十二年起停烧大运琢器可知，自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十一年，大运琢器烧造的数量大约都是37种200件。而在这一时间段内，唯一可查的完整的大运琢器名目清单即见于嘉庆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总管内务府奏为遵旨将嘉庆九年分大运瓷器挑选二千件运往盛京等事折》，其中所列37种大运琢器（见对照表）。
04
御窑大运琢器烧造的衰减期
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去世后，新登基的道光皇帝旋即重新开始了大运瓷器的烧造。嘉庆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广储司瓷库奏：“今臣等查得九江关烧造瓷器自嘉庆十六年停止后，现届十年未经解交，所有库存瓷器年款不敷应用，应请行知该关烧造新款瓷器解交备用，拟令仍遵照嘉庆四年动用五千两银数办理。”可见道光元年烧造的大运琢器，与嘉庆四年的情况是相同的。
道光二年（1822年），随着大运瓷器的调整，即将大运琢器减烧为29种（见对照表）。具体名目列于道光二年二月十九日《广储司瓷库为道光二年大运瓷器改烧样数并附粘单事》。
道光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广储司瓷库因“查琢器内各色壶罐内有存贮数目较多，向不传用，而各色瓶以备内廷传用及公主下嫁应用，现在库存无多，恐不敷应用，相应呈明咨行九江关监督照依解交大运瓷器酌量少为增减烧造”。其所附粘单列五彩锦卉堆小盖罐等琢器15项，“以上共十五款，均毋庸烧造”。剩余14项则“每年酌量钱粮数目增加烧造”。由此在道光二十五年起，大运琢器减少为14种（见对照表）。
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督陶官士魁呈进皇帝的《制造圆琢瓷器呈样黄册》，列举有大运琢器14项，大运圆器65项，道光皇帝在这份册档上勾除了16项圆器，对大运圆器和琢器的品种又进行了调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就仅剩大运琢器8种80件了（见对照表）。
咸丰年间由于时局动荡，皇帝无暇于窑务，大运瓷器基本按照道光二十九年的标准烧造，其中大运琢器仍为8种。咸丰五年（1855年），因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御窑厂被毁，御窑瓷器由此停烧。直至同治三年（1864年），因烧造祭器的需要，御窑厂才得以复厂开工。自同治四年（1865年）至清末，大运瓷器仍延续道光二十九年以来的烧造标准，其时清廷所需的皇帝大婚瓷及太后祝寿等用瓷，均通过传办烧造，大运瓷器的规模已经极少变动。
其中，光绪十年（1884年）十月间，九江关监督称因“年例大运瓷器内有霁红玉壶春瓶十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瓶十件，此二款均不合用，应改烧青花起线玉堂春瓶、霁红杏元双管瓶各十件，以备传用”。总管内务府札复：“查改烧霁红杏元双管瓶既难烧造，当经呈明，仍照年例均釉杏元双管瓶式样烧造，其青花芭蕉栏杆玉壶春瓶亦照年例青花起线玉堂春瓶式样烧造。”故自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大运琢器实烧6种80件（见对照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又将80件大运琢器中的10件厂官釉纸槌瓶更换为青云红蝠纸槌瓶。并一直延续到宣统三年（1911年）。
05
清代御窑大运琢器的名物研究
清代御窑厂从雍正六年至乾隆十二年，烧造的大运琢器并未定型，名目数量未可确知，只能从零散的清宫档案中推测部分品种。从乾隆十三年起，大运琢器固定为52种，由乾隆四十年烧造琢器520件推测，此或即为上述52种大运琢器各烧10件之数。由此可知从乾隆十三年到乾隆四十一年，每年大运琢器52种应为确数。而具体名目或可从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三日《三和等奏查得瓷库收贮康熙、雍正、乾隆年款各色圆琢瓷器品种数目折》中做探究。自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十一年以及道光元年，均烧造大运琢器37种，其名数可从嘉庆十年十月二十四日的《总管内务府奏为遵旨将嘉庆九年分大运瓷器挑选二千件运往盛京等事折》中获知。其后大运琢器的变化，则基本是在这一清单上做减法，道光二年减少为29种，道光二十五年减少为14种，道光二十九年减少为8种，光绪十一年减少为6种，名物均不难确定。
对大运琢器的名物研究，相对圆器要容易得多，因琢器器型各异，且很多名称至今仍沿用，加上装饰方式和纹饰的区别，大部分不难区分。现根据清宫档案所载嘉庆九年37种大运琢器名目清单，将乾隆四十二年以来的大运琢器名物对应及变化情况列于下表。
乾隆四十二年以来大运琢器名物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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