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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爱枪如命 二十三、难忘生鱼 二十四、看电影


二十二、爱枪如命

我从小喜欢枪,父亲第一次给我买的玩具就是一把木头冲锋枪。一直到今天,年过半百的我仍是《兵器知识》和《轻兵器》杂志的忠实读者。

支边和当兵两次圆了我的枪梦,尤其是在抚远的四年,武装基干民兵和值班分队的经历着实让我过足了枪瘾。拥有第一支枪是在1969年夏天。一天,公社武装部高部长来电话,命令东河的武装基干民兵在一个小时内赶到抓吉参加发枪仪式。在张守来的带领下,十几个民兵跑了二十几里路赶到会场,我领到了一支苏式7.62毫米步骑枪和五十发子弹。尽管这是一支膛线严重磨损的老式步枪,但拥有第一支枪的喜悦和自豪仍然使我激动不已,擦拭把玩到半夜。第二天正好赶上县照相馆下乡拍照,我就在东河村头照了一张全副武装的全身像寄给家里。一周后我参加了在北岗举办的武装基干民兵集训,第一次实弹射击就取得了五发四十七环的优秀成绩。

到了值班分队就像进了兵器库,各种枪械琳琅满目,让你看得眼花缭乱,尤其是机枪班那挺苏制郭留诺夫式7.62毫米重机枪更让我眼馋。乌黑硕长的枪身、墨绿色的枪盾、一拉哗哗响的枪机,加上那黄灿灿的弹带,浑身透着一股杀气。为了接近它,我和机枪手杨春生和郭亚宾套上了近乎,每次擦枪我都给他们当下手,天长日久,我也能和他们一样拆卸自如、安装无误了。性能最好的是五六式7.62毫米冲锋枪,它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根据前苏联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仿制的。这种枪设计合理,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后坐力小,射击精度高,故障率极低。在支边和当兵的八年中,我使用这种枪参加过不下几十次实弹射击,次次优秀,从未遇到过机械故障。

都说枪是战士的爱人,这话一点不假,尤其在临战状态下更是如此。1969年冬天,值班分队在石头窝子打坑道,我给队长孙喜贵当通讯员,配发了一支崭新的五六式7.62毫米冲锋枪。孙喜贵是刚从部队退伍的老兵,嗜枪如命,每天晚上擦枪是他的必修课。看他擦枪是一种享受。首先按顺序卸下所有部件,依次摆放整齐,用干布擦拭一遍,再用油布擦拭一遍,甚至连弹夹和子弹都不放过。最后按相反的顺序装枪,这时他经常会让我掐着表计算时间,如果不能在30秒钟内安装完毕,则拆卸重装。装完后,他总会反复拉几下枪机,眯着眼侧耳倾听那清脆悦耳的金属摩擦声,这是他最得意的时候。按他的说法,平时你好好待枪,打仗时它就能好好的待你。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养成了爱枪的好习惯,而且一直把这种习惯带到了部队。

那时边境形势紧张,每天都要变换口令并不准用电话下达,由我这个通讯员到县武装部直接听取口令后回队口头传达。从坑道到县城有十里地,每天晚上,我孤身一人往返于边境公路,赖以壮胆的就是那支冲锋枪。挎着它,心里踏实,挎着它,浑身是胆,甚至经常盼望着能有个特务突然窜出来,我一梭子突突了他。但真要有特务,我在明处,他在暗处,万一被他一把抱住,须两手才能操持的冲锋枪就很难发挥作用。营长汤海英看出了这个毛病,嘱咐队里在晚上取口令时给我配备手枪。这是一支美制柯尔特式9毫米手枪,由于口径大,俗称“大眼橹子”。这种枪装弹9发,射程远、威力大,为美军中下级军官装备的制式用枪。汤海英还亲自教我如何持枪并在突发情况下先发制敌,他让我两手相拥插在胳肢窝下,这样敌人就不能判断你哪只手有枪,一旦被敌人抱住就从腋窝下向后开枪。学了这一招,我胆子更大了,经常边走边练,用各种姿势出枪。终于走火了。刺耳的枪声划破了夜空的寂静,强大的后坐力震得我虎口发麻,我第一次体会到大眼橹子的威力,不但不感到害怕,反而有一种由衷的快感,心想“这家伙真好使”。我还没回到队里,武装部的电话就到了,值班参谋询问枪声的来源,毫无疑问,这顿批评和检讨是少不了的。

有了抚远的经历,后来当了新兵的我显然比其他新兵有军事优势,队列、投弹、刺杀,尤其是射击,我都远远走在他们前面,第二年我就当了机枪班副班长。一个班,两挺五六式7.62毫米班用轻机枪,这种枪与民兵使用的苏制德普式转盘机枪比起来,除了装弹量大、后坐力小、射击精度高等诸多优点外,还显得更轻便、更秀气。射击时,点射很好控制,我能将十发子弹分五次打出去,每次两发,“哒哒、哒哒……”清脆的枪声比什么音乐都好听。我曾用它参加过一百米、二百米、运动目标和夜间目标的多次实弹考核,次次优秀。有一次夜间射击时,我甚至将挂在靶子十环位置上的1.5伏小灯泡打了个粉碎。

退伍回城了,失去了枪的我惶惶不可终日,好在浙江医科大学团委可以学生军体活动为名买枪,我就买了两支小口径步枪和几支气枪,其中一支小口径步枪归我专用,成天挂在我家里。说来也怪,无论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只要拿起枪来,拉几下枪栓,扣几下扳机就什么都忘了,这支枪一直陪我到下海。如今,枪械管理严了,拥有枪支是不可能了,但每次出差我都会在玩具兵器的柜台前驻足观望,遇到工艺精湛的仿真手枪,我还是会买回家来,闲暇把玩。太太笑话我应该跟枪结婚。

我爱枪,因为它是那么有男人味,钢铁的身躯,强大的火力,静如处子,动如脱兔,还有那高度的责任感,拥有它,你就拥有了实实在在的安全和力量。




二十三、难忘生鱼

东北菜作为一个菜系,它那特有的粗犷豪放和爽口过瘾使我这个南方人在饮食习惯上来了一次真正的革命。回杭三十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爱吃东北菜的习惯。我的药厂办在杭州萧山,整个县城只有一家东北菜馆,几乎每周我都会光顾一次,过过嘴瘾。酸菜粉、熘肉段、灌血肠、干豆腐、熘肝尖、四个韭菜盒子、一瓶北大荒,仿佛又回到了三十八年前抚远县城那家唯一的小酒馆。每当我酒足饭饱,吧嗒着嘴走出饭店时,都会闪过一个遗憾的念头:“唉,要是有盘生鱼就好了!”很可惜,不是所有东北人都会拌生鱼的,它只属于抚远。

拌生鱼,东北菜中的极品,对我来说无疑比满汉全席更有吸引力。二三斤重的活鲤子,将鱼身两侧连皮带鳞剔下来,铺在案板上,用快刀将鱼肉切成细细的鱼条,深度以不切破鱼皮为准,再将鱼条从鱼皮上刮下来备用,鱼皮则放在热锅里烤,在高温下收缩卷曲,滋滋冒油,用炕笤帚一划拉,卷曲的鱼鳞就纷纷掉落。烤熟的鱼皮油汪汪、脆生生,发出阵阵浓郁而厚重的鱼香,切成条状后与鱼肉一起作为主料。副料往往以切成细丝的生鲜蔬菜为主,白菜、黄瓜、土豆都行,再附以葱、姜、蒜、香菜和木耳,加入辣椒油、香油、醋、盐和些许白糖小心地拌和,一盆地道的抚远生鱼就呈现在你的眼前。那是一道怎样的美味佳肴啊!首先从视觉上就能镇住你,红、白、黄、绿,黑,活色生香,颤颤巍巍。夹一筷填入嘴里,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酸辣鲜美,从舌尖到舌根充满你的口腔,久嚼不忍下咽。 从此你就忘不了抚远。

196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王道增搞来两条大鲤子,在知青食堂拌了一大盆生鱼,那是我第一次吃生鱼。在我的印象里,鱼是腥的,生鱼岂不更腥?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夹了一块鱼肉塞进嘴里嚼了几下,真奇怪,居然没有一丝腥味,鲜鲜的、脆脆的,别有一番风味。接下来的事可想而知,七八个知青将两条大鲤子拌的一大盆生鱼吃了个底朝天,连汤汁都没剩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只要看到鱼我就想生吃了它。春鱼汛、鲑鱼期、秋边子,每次鱼汛期我都会从鱼获里挑选质量上乘的罗锅鲤子,用绳子穿鳃拴在船尾,拖到东、拖到西,留着晚上杀生鱼。夕阳西下,渔歌唱晚,点起篝火,杀好生鱼,“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此时此刻,最不会想家。1971年我在乌苏里江白灯滩地打秋边子,曾一顿吃过两大碗不带菜的纯生鱼肉,足有二斤多,还偷喝了王道增的大半瓶白酒,从而验证了老乡们的一句谚语:“生鱼下酒、越喝越有。”打鱼人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吃生鱼不能喝开水,渴了得喝江水,这叫“原汤化原食”,否则会拉肚子。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城里人当然不会相信这条听来本末倒置的理论,结果是自讨苦吃。

其实,能拌生鱼的不仅是鲤鱼,许多鱼如狗鱼、草根、鲫瓜子都能拌,馋急眼了,胖头也行,总之生鱼就比熟鱼好吃。但奇怪的是,抚远人从来不拿大马哈鱼拌生鱼,而近年来在南方流行的三文鱼其实就是产于北美海域的大马哈鱼。第一次吃三文鱼,我就从那橙红色间杂白纹的鱼肉上一眼认出了它。生鱼中的上品是七里富子,一种特产于乌苏里江的冷水鲟鱼,肉质紧实,中间夹着一层淡黄色的板油,味道极其鲜美,尤其是那鼻吻处的脆骨更是清朝皇宫的贡品。

北大荒的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但丝毫不会影响抚远人吃生鱼的瘾头。穿上皮大衣,戴上猱头帽,将冻得钢铁般坚硬的大狗鱼挂在树上,用刀将鱼皮在鱼头下方转圈割开,用两把老虎钳夹住鱼皮使劲将鱼皮整张剥下,再用木匠刨子将冻硬的鱼肉刨成片状,拌上辣椒油、醋和韭菜花就成了一道抚远特有的名菜“冻鱼片”。吃到嘴里,先冰后凉再酥软,一股酸辣的寒气伴着冰凉的鲜美,从口腔经食道乃至整个胃部一路直下,再灌上一口火辣辣的白酒,冰凉的腹部立刻暖了过来,那种冰与火的交替洗礼真他妈过瘾!

回到杭州后还是念念不忘生鱼,我那从医几十年的老娘多次警告我,南方的鱼寄生着一种“华枝睾吸虫”,孙中山就是吃生鱼得这种病死的。但生鱼的诱惑是不可抵挡的。俗话说“拼死吃河豚”,大概就是因为河豚太鲜美。吃河豚的人连死都不怕,吃生鱼的人能怕生病吗?不!小车不倒只管推,生命不息,生鱼不止。老娘不让吃,偷偷的在自己家里吃;太太不让在家里吃,端着拌好的生鱼到陈军书家里吃。不过话说回来,杭州的生鱼怎么拌也没抚远的好吃,归结起来有四条:一、鱼不行,养殖的鱼肉发汰,软绵绵的像棉花套子;二、油不行,色拉油没有东北豆油的香醇,炸出来的辣椒油淡而无味;三、醋不行,南方的红醋没有东北的白醋酸;最后一条是关键,文化不行,南方没有抚远的生鱼文化,同志甚少,气氛太差。此次重回抚远,九天十八顿,顿顿有生鱼,那才是真正的生鱼。



二十四、看电影

如今的电影已经进入数码时代,其清晰度、保真度以及色彩和声效与传统电影相比真有天壤之别。然而,每当我买一张价格昂贵的电影票,坐在幽雅舒适的放映厅里欣赏现代科技带来的感官刺激和视听奇迹时,总感觉少了一些什么。

我到东河时,公社还没有成立电影放映队,唯有县文化馆的放映队一年下乡巡回放映一两回。在那个文化生活奇缺的年代,看电影是农村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几天前就传来消息,哪天电影到咱屯儿,男女老少掰着指头算日子,尽管那都是些看了又看的老片子。天刚擦黑,小学操场上就挤满了人,破旧的篮球架上挂着一块算是白色的幕布,孩子们围住八毫米电影放映机,好奇地看着放映员倒片、装片;男人们抽着又辣又呛的旱烟,唠着闲嗑儿;姑娘们嬉笑着、打闹着、开着只有她们自己才听得懂的玩笑;小伙子人以群分、三三两两,但有一个取向是共同的,那就是往自己喜欢的的姑娘堆里凑合。一道雪白的光柱打在荧幕上,人群里发出一阵欢呼声,好戏开场了。随着电影情节的变化,朴实的东河人凭着他(她)们对善恶良莠的判断,喜怒哀乐溢于言表,开心时拍手叫好,悲怆时声泪俱下,只有在换片的一两分钟里,人们才重新回到现实。放映机发出有节奏的哒哒声,柴油发电机的声音比电影配音还响,荒野里的各种昆虫被电光吸引,往人们的脸上、身上、袖口、裤腿乱钻乱咬,但这一切丝毫不影响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和专注。电影放完了,人们还沉浸在电影情节中,久久不肯离去。

东河人看电影的执着是令人感动的。1972年夏天发大水,由于下乡不便,电影队只在公社放映一场朝鲜故事片《看不见的战线》。得到消息的东河人疯了,派出四条渔船拉上男女老少几十口子从漫甸子的洪水中直扑抓吉。我划的那条船打前棹的是杭州知青金锦芳,外号“条儿”,一米八的大个子,一身蛮力。由于出发较晚,生怕赶不上趟,一路上我俩喊着号子,拼命划桨,箭一般向抓吉驶去。船到八盖,祸从天降,条儿的蛮力挣断了固定棹杆的牛皮扣,只听“啊呀”一声,使足了劲的条儿如同一支离弦的箭,从前舱板一头扎进了茫茫洪水中。慌乱中,我让所有带电筒的人开灯寻找,四条船上的十几根光柱在水面上来回扫荡,却丝毫不见条儿的踪影。终于,我看见一簇头发在船边漂了起来,一把抓住,果然是喝得差不多了的条儿。众人七手八脚将他拽上了船,惊魂未定的条儿吐出几口水,说了一句至今都令我感动的话:“不要管我,看电影要紧!”船到抓吉,电影已放了一半。

那一年,又是公社放电影,杭州知青孔祥宏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挂了一节车斗,拉着十来个大姑娘、小媳妇,一路风尘向抓吉驶去。手扶拖拉机动静大、马力小,加上道路颠簸,拉的人又多,刚过村头萝卜地边的大坡就出事了。颠簸中,连接车头和车斗的插销颠掉了,失去牵引和方向的车斗斜楞着朝萝卜地冲了下去,最后翻了车。看电影心切的孔祥宏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对后面发生的一切竟浑然不知,驾驶着掉了车斗的拖拉机径直扬长而去,开出一里多地才发现只剩他一个光杆司令。当他开着拖拉机返回出事地点,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车斗在地里栽楞着,惊魂未定的女人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有几个还蹭破了皮肉,受了轻伤。一阵埋怨之后,只商量一件事:电影还看不看?回答居然是那么众口一词:“看!”当这伙蓬头垢面的电影迷出现在放映场时,顿时引起轰动。时任公社干部的陈素红(后来成了我的太太),听完他(她)们的奇遇后感动不已,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她多次向我讲起这件令人难忘的往事。本文记述的这个故事就是根据她的记述成文的。

这就是看电影的故事,这就是东河人看电影的故事。那个年代看电影的感受在今天的数码影院里是体会不到的。这是进步?抑或退步?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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