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去年起，朱正纲开始去“拦刀”，他在不同的学术场合跟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朱正纲 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院长
1976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主任医师、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师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外科医师分会副会长兼上消化道外科医师专委会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兼胃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兼胃肠肿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医学会副会长兼外科学会主任委员。
来自肿瘤专家的忧虑
“我不知道我能拦下多少刀。”坐在办公室，朱正纲教授神色凝重。
他是上海瑞金医院胃肠外科的带头人，也是我国胃癌诊治与研究专家，就是他领衔的“一滴血筛查早期胃癌”正从实验室向市场转化。但近一年半，他的重心摆在胃癌晚期患者身上。
我国肿瘤现状不容乐观
作为我国胃癌诊治与研究专家，朱正纲对我国胃癌的发病情况深感忧虑。有统计表明，2012年全球新增胃癌人数是95万多人，我国占40多万，占比42%。有关专家预测，到2035年，中国胃癌发病人数将达77万以上，即新增胃癌45%左右。这数字每年递增，构成一个庞大的患病群体。胃癌，在我国各类肿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位居前三。
“我们的问题是胃癌早期病例太少，仅占10%，也就是说90%新发现的胃癌都到了中晚期。对比我们的邻居，日本、韩国的早期胃癌发现率达到50%-60%，个别发达城市达到70%。”朱正纲说，将早期胃癌筛查纳入医保、推广早筛项目、全民健康宣教等都有助于发现早期胃癌。
这些年，随着我国早筛项目、内窥镜（包括胃镜）等手段实施，胃癌早期发现率从3%提高到了10%，但面对大量晚期患者，这个数字显得十分苍白。在瑞金医院，早期胃癌发现率已经达到22%，大大超过了“国家水平”，但这仅仅是在一家医院。
因为早期诊断率还不高，大量病人拖到了晚期才被发现。
当前，治愈晚期肿瘤多用“去肿瘤负荷手术”，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等把周围的小土块清理掉。走到今天，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晚期病人跑到医院里，来一个，就开（刀）一个。
可怖的是，就跟踪一年看，晚期病人开刀后没多久就复发了，生存期很短。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去年起，朱正纲开始去“拦刀”，他在不同的学术场合跟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
国内对技术使用偏保守
朱正纲顾不上得罪同行，他着急的是明明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了，但太多医生不了解或不敢尝试，结果是一些晚期患者牺牲在“未与时俱进”的医生手里。
朱正纲医生的鼓与呼，想让人们意识到一种被忽略的可能性：人类对抗肿瘤百年，虽然科技的创新与进步正在持续，但人的观念还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改变观念，靠种子医生喊话
朱正纲不是唯一的“拦刀医生”，与他一道奔走的，还有北京协和医院、上海中山医院、上海肿瘤医院、北京肿瘤医院等大医院的一些医生。他们希望把整个肿瘤治疗行业的观念转变过来。
让这群大多是外科医生的西医反思的，是近两年国外提出的“转化治疗”新概念。
这是一项前瞻性研究，它颠覆了传统的肿瘤治疗观念，认为肿瘤治疗应该是在手术前先把病灶控制好，把转移灶缩小甚至消除。就是先“转化”肿瘤，把大肿瘤转成小肿瘤，把晚期肿瘤转化到中期、甚至早期，然后再开刀，达到手术切除甚至根治的结果。
“术前新辅助腹腔与全身联合化疗”（简称NIPS治疗）就是基于这个概念的新治疗方法。一年多前，瑞金医院开始探索这种治疗方法，结果令医生们吃惊：原本大面积扩散的肿瘤细胞不见了，腹水不见了，拳头大小的肿瘤缩小到豆粒大小……一批晚期患者在几个疗程的NIPS治疗后，再接受肿瘤手术切除，存活至今。
而此前，医生给他们的生存期预判仅仅是3-6个月。
“要是去了其他地方治疗，现在怕是已经装进‘小盒子’了。”一个在瑞金医院接受NIPS治疗的胃癌晚期患者感激不已。这个患者治疗至今已一年多。
瑞金医院应用NIPS方法已治疗30多例晚期胃癌病例，手术转化成功率达到70%，其中RO切除（相当于肿瘤彻底切除）达到77.8%。转化治疗后，患者生存期都已达到一年以上，生活质量也都不错。
超过七成的晚期患者治疗后得到肿瘤彻底切除，这个成绩让国际同行都侧目，对这群医生而言跟打了兴奋剂没两样。
“原来我们一个都做不到。”朱正纲说，这一年半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提示，技术上的创新是重要的，但观念的创新更重要，不然，难的东西永远没人去碰，也就永远难以有突破。
这群首先被刷新了观念的医生堪比“种子医生”，他们开始传播新观点。
“我们担心全国千千万的基础医院还在实践旧理念，一批批患者白白地牺牲。”
“我们不像国外有指南，一旦更新全国通行，我们没有这套体系，大医院一定要站出来喊，告诉大家新的方向。”
医生说，我国大小医院林立，要让医生的观念迭代，现下唯靠“种子医生”出来喊话。这样的传播效率有限，随机性也很大，但这是现状。
技术进步了，相信能救下更多患者
不过，“种子医生”要把新观念传播出去，并不容易。
“中国胃癌晚期病人开刀都活不过一年，其中有学术因素，也有非学术因素。学术因素是我们现在的治疗技术、水平还有限。非学术因素有收入分配、医疗服务定价等，比如，开刀对医生来说，收入更高些。”朱正纲谈到。
医生应该考虑的是怎么延长患者的生命，如何规避“非学术因素”干扰？在瑞金医院，朱正纲和同事们已在探索多学科联诊模式（MDT），肿瘤内科、病理科、放射科、外科医生坐到一起讨论，为每个病例制定治疗方案，而不是“不由分说地拉去开刀”。
“过去我们外科一味追逐开刀，手术难度很大，医生也很累，手术后的效果还不好。现在讲求的是转化，怎么把晚期转化到相对早期，降期对患者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朱正纲现在更愿意称自己是“肿瘤医生”，外科医生更关注开刀漂不漂亮，拿不拿得下，肿瘤医生则更关注患者到底能活多久，活得好不好，这有本质区别。
尝到这种治疗的甜头，令朱正纲这样的“种子医生”现在迫切地想做三件事：
第一，让社会知道晚期病人不要“病急乱投医”，不要轻易放弃。
第二，想对医务人员说，观念要更新。
第三，继续坚持基础和临床相结合的研究。
“我真有点急了，‘转化治疗’可以挽救一大批病人，但这个理念远没普及。”
朱正纲算了算，瑞金医院也好、协和医院也罢，一年胃肠外科也就看三五千例病人，对比每年全国新增的42万例胃癌患者，真是大海中的一滴水。
“种子医生”正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把声音再放大。
朱正纲致力于牵头全国的多中心研究，希望纳入更多病例，进一步复制、推广成功经验，并结合基因测序、关键基因筛查、个性化用药等基础与临床结合的角度做深入探究。
这个经验国外学术界也很期待，因为国外晚期病例有限，大部分病人在早期就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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