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西蒙斯 （James Harris Simons） 微分几何 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LLC）创始人
我不记得哪段时间我对数学是不感兴趣的。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会计算2的任意次幂。当父亲告诉我，汽车里的汽油会用完时，我觉得不可思议，心想这怎么可能！因为当你用掉油箱里的一半汽油时还剩另一半，然后你再用掉一半又剩一半，可以一直这样下去。我并非特别擅长于算术。我做算术时会出错，但我知道数学适合我，而且努力地往前赶。
当我进麻省理工学院时，已经学会了一些高等数学，因此起点略高一些。于是在我大一春季那个学期，我修了研究生的一门代数课程，因为它不需要预备知识，只要求数学上的某种成熟性——而这正是我所欠缺的。我艰难地学习这门课，做着习题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它们。到暑假里，我突然一下子全明白了，一切都豁然开朗。第二年我选修了另外一门高等课程，又是同样的经历：一开始糊里糊涂，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又一下子全明白了。
我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后到伯克利拿了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我以数学家的身份工作了15年。我和父亲还跟某些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一起在南美洲做投资。结果证明这非常成功，但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与此同时，我忙于做数学研究。 在越战期间我去了普林斯顿从事密码破译工作。我就职于美国国防研究所。这是为国家安全局工作，属于高度机密。国防研究所允许我将一半的时间用于自己的数学研究。
在那四年里，我解决了所谓的普拉托问题（Plateau problem）和伯恩斯坦猜想（Bernstein conjecture），它们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
我老板的老板是一个叫泰勒（Maxwell Taylor）的人，一个非常有名的将军，同时也是肯尼迪（John Kennedy）的军事顾问。他为《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我们是如何赢得越战胜利的，观点愚昧至极，这激怒了我。我写了一封信给《纽约时报》说，虽然作为泰勒将军的下属，但我对于他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自然地，我被解雇了。 在29岁时我需要找一份工作。纽约大学石溪分校聘请我去担任数学系的主任。我那时是一个做事雷厉风行的人，总想把新东西安排得井井有条。对此人们很了解。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我们建立起数学系，我研究数学并引出了以“陈（省身）一西蒙斯不变量（Chern-Simons invariants）”著称的东西。我在数学中仍然很活跃，但从某方面来说我很沮丧，因为我研究的问题无法取得进展。同时，南美洲的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考虑到那一点，我认为转行的时机出现了，于是我转行了。
我进入投资市场时从来没有想过要应用数学。我有一些想法，而且很奏效。几年以后，我们开始应用数学，但那种数学完全不同于我之前所研究的数学。我曾花了15年的时间做数学家，研究几何与拓扑，非常抽象的数学。我在投资市场已经干了30年了，而且用了一些数学方法，但这个工作完全偏离于那些在学术界所必需的非常深刻而抽象的思维。
有趣的是，我在越战期间从事密码破译的工作对我极有帮助。作为密码破译者，你看到对手的大量数据；你有了想法，然后检验这些想法；大多数想法是错的；如果运气好，你猜中一些，然后开始得到正确的结果。这与预测金融数据相似：你有了想法，那么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你会期待出现某种模式；你可以检验它们；你也许对也许错；这是使用数学方法的实验科学，但不是数学。 这个工作主要是建立金融市场的模型，希望通过恰当的组织数据以帮助预测未来，非常不同于在牛顿之前为太阳系建立模型的方式。我研究大量的金融数据，试图从中形成数学图景；这个工作可以做得很漂亮，但它完全不同于定理证明。
最近几年，我又重新回来做一些纯数学的研究。当你在研究一个数学问题时，你会非常深入地思考它；躲开其他事务，集中考虑你的问题；你会在一些很奇特的场合得到灵感；这种难忘的经历经常发生在你置身于其他事务的时候，比如说在参加某个宴会或在看某个电影时。
思考数学问题让你心无旁骛并忘却烦恼。这种感觉真好。做数学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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