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一个手艺人之前，我经历的两个成长故事

△ 胡晏荧，陶瓷球形关节人偶手艺人。本科在人大念中文，大学毕业后突破千人重围考进银行，留在北京。结果一年多后交违约金从银行辞职，跑去英国学纪实摄影，回国后当过一线媒体摄影师，知名独立杂志编辑，还待过演艺公司、出版社等等。

我从小在过度受保护的家庭环境中长大，我父母都是很努力的人，凡事要求尽善尽美的教育也让我成长为一个敏感而压抑的人。所以我不喜欢使用文字，一来文字能够穿透时间，回顾过去的文字需要极大的勇气；二则文字于我太过郑重而抽象，驾驭它需要极大的天赋和魄力；更何况用文字来描述内心这件事，好比仰慕一位贤者，想要引为知己，对方却不睬你，看不起你一样。

然而我所要讲的故事皆来自记忆，有大量的语言参与，也没有更多佐证，不得不付诸语言了。所以我此刻怀着的是一颗不安之心，用我并不熟悉的文字，来分享两个有关成长的故事。

一

我23岁时从银行辞职，去伦敦念书，在LCC学纪实摄影，上第一堂课的那天我和几个同学都到早了，同学们在一边聊天，我因为害羞站在角落里等教室开门。一会儿有位六十上下神采奕奕的老人（真不想叫他老人啊）来了，他四下看了看，跟所有人打了个招呼，然后走到我面前，很和气地问你也在这个course上吗？我说是的，他又说你怎么这么安静，为什么不和同学认识一下，我说我很害羞，他说不要害羞啊，“我叫Judah Passow，是你的老师，你叫什么名字？”

Judah Passow是我少女时代景仰的战地摄影师的名字，他的那组Shattered Dreams我当年看了非常震撼，当反应过来他本人就笑眯眯站在眼前之后，那个心脏狂跳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当年MA摄影系的亚洲学生很少，只有我和一个加拿大籍台湾男孩。我因为年纪小性格被动，又没有过做记者的经验，摄影技术也并不过关，一边做选题一边写论文有点吃力，上学上得很不顺心，有一次presentation莫名被教授打断表示不必再说下去了，没有给任何理由，非常难过，正好当天约了Judah的tutorial，垂头丧气地去找他，我问他说同学们都是有经验的记者和摄影师，跟他们比我是不是太差了，Judah当时说的一番话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他说：“别傻了。你抬起头来，看着我。”我抬起头来看到他的眼睛，他的眼睛特别坦率特别真诚，像蓝色的气泡，他就那样用蓝色气泡一样的眼睛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你记住了，最不必理会的就是偏见。你有一双能观察光线的好眼睛，你知道怎么拍照，不需要我教你，你有你自己的方式，能察觉别人察觉不到的事物之间的关联，你的照片里已经有了别人拿不走也模仿不了的东西，你还这么年轻。你心里是知道的不是吗，你很独特，只是不相信自己。我认为你非常棒，一定能成为了不起的摄影师，你什么都不用怕，你得有自信。明白了吗？”

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类似阳光刺眼的眩晕，我觉得Judah完全了解我正在经历的一切，他避开了所有让我尴尬的部分，肯定了我。

可能人在自我怀疑的低谷中时收到的认同都会铭记一生吧，尤其是当这认同来自你真心钦佩的人。当时只觉得字字句句震耳欲聋，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回过神来眼泪便掉下来了。那天我是哭着回的家。

毕业前的圣诞酒会我并不想去，但是我要去送Judah圣诞礼物。那天天气很冷，我在学校附近街边的长椅上吃着凉风慢吞吞地包礼物，不知怎的又掉起眼泪，用金色的丝带扎了一个花结粘在上面，然后慢吞吞地踱着去展厅。

Judah见到我很高兴，一把把我抱起来，使劲儿亲了亲我的脸，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擦着脸不好意思地说是不怎么想来，他哈哈大笑说你最可爱，要经常给我写信让我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天我跟他道完别就勿勿离开了，心里想着这么重要的人以后也许无法再见到，只觉伤心不已，又是哭着回的家。

毕业之后我在伦敦又住了两年，我有他的Email，有他的facebook，有他的Twitter、电话号码。可我当时没有好好拍照，我在逃避我的人生，所以我无法坦然地给他写信。能说出的不过只言片语，对于一些重要的人来说，传不传达也并不重要了。

很多年过去了，Judah未必对我印象有多深刻，但他所有的善意和鼓励照亮过一颗年轻敏感的心。尽管我后来最终没有成为摄影师，但是摄影成为了联接我内心与世界的桥梁，此后我只为自己拍照。

一个真正的纪实摄影师应该是冷静、真诚、关切、同情的，这一切的态度都体现在照片里，通过照片观照事件、世间、人性。我也不再在意我哪件事情做得不好，因为我学会了做一件事正确的态度：事情本身并不重要，不管做的是什么，不管处境如何艰难，都要咬牙坚持住，坚持也并非只为一个结果，而是为了始终去做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  摄影：胡晏荧

二

我在上学期间因为房租贵、物价贵、冲印照片成本太高而经常面临经济问题，又不想总是伸手跟家里要钱，就去咖啡厅兼职打工。

工作的地方位于Oxford Street，是伦敦第二大的星巴克，每天都很忙。那时店里有个Supervisor名叫Camelo，35岁上下，有点英俊，看起来很聪明，做事情井井有条，说话有一点口音，但我听不出他来自哪里。因为我当时很瘦小，Camelo总是给我安排轻松的活儿干。我做咖啡动作有点慢，有时早班遇到带着起床气的客人吼我，他总是会笑眯眯地垂着眼睛跟对方说：“不应该对女孩大声说话噢，”有点轻蔑的表情，犹在眼前。

就那样工作了半年，后来我和几位同事同时辞职，全体员工相约去night club玩耍送别我们。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去night club。因为我不会跳舞也不能喝酒，就坐在角落里跟喝闷酒的Camelo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问我中国发展得那么快，来鸟不拉屎的伦敦做什么，我有点奇怪他对什么都很了解，就反问他从哪里来，过去是做什么的，他有点伤感地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Camelo来自哥伦比亚，他是一位小有成就的建筑师，他和太太是大学同学，他们一毕业就结婚，在海边一起造了一幢漂亮的房子，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过着范本一般漂亮的生活。我当时满脑子浆糊，怀着对建筑师职业的尊敬、以及一个狭隘的中国年轻人摇摆不定的价值观，问出了一个现在看来非常可笑的问题：“你是建筑师？那你来这儿就在咖啡厅打工吗？”他看了我一眼，直接忽略了这个问题。

Camelo说到他的太太：“我非常爱我太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班，第一天她和一群女孩走进教室，在她穿过那道门的一刹那我就知道，这个女孩是我这一生唯一想要的人（she is exactly the girl I want for life），她太完美了（just perfect），闪闪发光……”

“……后来我们之间出了问题，与任何人无关，是我们之间的问题。我告诉她我并不想离开她，她永远是我最爱的人，但我想要自己生活一段时间，她同意了……于是我就来了伦敦，但我不想再做建筑师，就来咖啡厅工作了，在这儿三年了，一切都很好，但是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回去……”然后又说到他的女儿：“她十一岁了，长得很像我，黑头发黑眼睛，她非常的棒……我给她打电话，有时她说的话和说话的语气会让我吃惊，她已经这么大了，我几乎不知道怎么面对她了……”

那时的Camelo面色无波，眉目间却浮现出一抹疼痛又温柔的神情，一种令当时的我望而生畏的复杂。然而一些年以后当我自己在深一脚浅一脚的扑腾当中时，我突然理解了因爱而生忧、因忧而生怖的惶惑，理解了自我的生灭如何同时发生，也理解了当时的他。

那天因为要赶末班地铁回家，就那样草率地跟所有人道了别，之后再也没有见到。两年前登陆facebook，发现Camelo在2010年我生日时给我留过言：Happy Birthday, Ying. 他大概记不得他曾经那样详尽地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中国女孩讲述过自己人生的困境、面临的课题、做出的选择。也不会想到他的那一番话是如何影响了我对自身困境、课题和选择的思索。

这种思索暗含着“世界上还有人在‘那样’思考、生活着”的寓意，与我的个人历程糅和在了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造就了此时敲击着键盘的“我”，从哽咽着一脚深一脚浅的我，到明白了“深则厉，浅则揭”的我，我一方面无法言表自己是多么的庆幸和感激，另一方面，对于“命运”有了更为切肤的领悟。

前阵子读到陈嘉映老师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我们是些偶然在此的生物……生活深处，世界不是分成你和你要选择的东西，你跟你周边的人与事融合为难解难分的命运……与命运为侣一道浮沉就好些吗？我觉得比总站在外面好些，虽然命运本身不是什么甜美的东西。”

命运当然不是甜美的东西，所有的选择都通往白世界的桥。在具象世界里我们四处躲避，人生却早已、正在、且即将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看似不甚相干的人、几乎是转瞬即逝的瞬间决定下来。

正如小学时代某个暑假的午后，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我蜷在沙发上读一册《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读到彼得·潘的故事。那不知是我第几次读那本书，也不知是第几遍读那个故事，那一段不知第几次映入我的眼睛：潘和胡克船长打斗，胡克被刺伤，流出了黄色的血液，他惊慌地问：“潘，你到底是谁？”潘说：“我是青春的活力，我是人生的希望。我只是一个小男孩。”唯独在那个下午的那个时刻，这段话令我心神巨震，像浑沌世界突然被劈开，照进了一束明亮的光。

这都是人生中我最珍视的部分，我个人的里程碑。我力有不逮，无法说得更明白，但我尽力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