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集体印谱篆刻讲堂九十七

明末清初的时期，出现了几位著名的印章鉴藏家，各人都曾辑有集体印谱行世，可以说是明代各个时期印学作品的综合展现，同时对印学的提倡和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今天我们稍微的介绍下这几部印谱。

首先是《学山堂印谱》。编者是张灏（生卒年不详），字夷令，亦作彝令，一字长公，又名休，字康侯，号白于山人，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张溥之从兄。他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先辑成《承清馆印谱》四册，后又于崇祯四年（公元1931年）辑成著名的《学山堂印谱》六册，次年再增辑成十册，凡收录当代篆刻印章二千多方。

其二，是《赖古堂印谱》。周亮工（1612~1672），字元亮，号栎园、减斋，河南祥符人，久居南京。周亮工也是《印人传》的作者。清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其令其子周在浚、周在延、周在建辑成《赖古堂印谱》四卷，凡收录各家篆刻一千多方。

其三，是《飞鸿堂印谱》，也是辑成时间较晚的。汪启淑（1728~1800），字慎仪，号秀峰，安徽歙县人，后居于江苏娄县。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辑成《飞鸿堂印谱》五集，每集二册，共四十卷，凡收录各家篆刻四千多方。

以上三部集体印谱，都是辑存的当时各家为他们自己刻的作品，可谓洋洋大观。特别是《飞鸿堂印谱》的辑者汪启淑生平所编辑的印谱便有二十七种之多，并辑著了《续印人传》行世，对我们了解明代篆刻家和明清朝代交迭之际的篆刻家的生平和相关印作都有帮助，尤为难得。

这三部集体印谱，基本上代表了三个时期印章风格。《雪山堂印谱》的时代距离文彭、何震不远，这批印章还是明代印学全盛时期的作品，唯一稍微可惜的是张灏前后编辑两种印谱都只钤印了印面，并未拓款。也是其时对款识并不是十分重视。但是其编辑的《承清馆印谱续集》中，每方印下方都注明了作者的姓字，这种体例更加的妥善。而《学山堂印谱》仅仅在册首总的开列了主要作者的姓字，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无从知晓各印的具体作者究竟是谁，有些可惜。

《赖古堂印谱》的时代，就是《印人传》的时代，若干名家已经不在，新兴的印人正多。这部印谱也只是钤印印面而没有拓款。从中我们可以了解明代对印章的款识是不太重视的，或者说款识发展为篆刻艺术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还有一段距离。更加可惜的是此印谱册首与册中都没有开列作者姓名，周亮工著有《印人传》，对篆刻家是十分了解的，这点上有些可惜，亦可能是其子在此处有所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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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鸿堂印谱》的优点是皆分注作者姓名，但是也未拓款。其中收集了丁敬的作品，但其时丁敬尚未成名，所作也稍显不成熟，当然亦有说是伪刻的。《飞鸿堂印谱》是文、何末流板滞庸俗相习成风的时代，谱中印章，虽然有一部分是学山堂旧藏，但是绝大部分是新收新刻的。大多数的印作让我们感觉其时的大批作家追求装饰而不讲法度。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篆刻在文、何创派使得印章从实用工具进入文人艺术殿堂之后，面临了第一次低谷，其中的“江河日下”，有不得不变的趋势。

这种不得不变的趋势，也是西泠印派应运而兴起的前提，也是文艺发展的必然规律，一种风格由兴而盛，由盛而滞，由滞而衰，必然会由新的风格所替代，正如明清的朝代交迭一样。慢慢我们的讲堂将会进入清代，这是西泠印派独领风骚的时期，篆刻艺术的中心也有吴门转到了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