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川兴学史略 在合川，单就教育而言，要说具有广泛社会影响、深远历史影响和重大国际影响的人和事，当数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和他所创办的育才学校。从1939年3月选址合川办学到1946年4月育才学校绘画组迁往重庆，陶行知在合七年多，于中华民族遭受危难之际，开辟一块先进教育思想试验田，集毕生思想之大成，在中国教育史上矗立起了一座崭新丰碑。 陶行知选择合川办学，除去抗战的大背景外，看似是因为受邀而来，是一次选址的偶然事件，但深究起来，却也有它相应的人物关系和事件发生渊源。这渊源是卢作孚，更是卢作孚背后积淀千年的合川教育土壤。合川教育不仅传统底蕴深厚，而且在陶行知来合办学之前，已全面开启了近代化的转型升级，旧式教育全面退出历史舞台，新式教育初步覆盖城乡。这里，不妨顺着中国教育的大线索，让我们先来回眸一下合川的兴学史略。 我们知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教育源远流长。早在商周时期，我国的官学便已昌明，到汉代有所谓“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的传统。庠序是古代最早的学校，商代叫庠，周代叫序，后来泛称学校和教育事业。 ▲孔子杏坛讲学（油画） 作者孔奇 公元前520年左右，孔子“杏下设坛”，开始以私人身份从事讲学活动，打破了“学在官府”、“教育有类”的格局。从此接受教育的权利不再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教育开始步入民间。私人讲学的兴起，受教育范围的扩大，是孔子对我国文化教育的一大贡献。 西汉景帝时（公元前157~141年），蜀郡太守文翁为了兴学治蜀，启迪民智，一方面从郡县小吏中选派聪敏有才者进京师太学学习，学成后委托他们担任郡中高级职务；另一方面，他又在成都城南修建一所郡学，设礼殿，招收所属各县子弟学习，并形成制度。由此中央太学开始向地方官学延伸，地方兴学逐渐延展开来。 ▲文翁兴学图（拓片） 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国家开始以科举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考试通常分为地方上的乡试、中央的省试与殿试，从而扩展了封建国家招揽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集团。科举考试制度沿袭1500年，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官学和民间私学的发展。 作为州一级行政区，合州不论是地方官学还是民间私学，都很兴盛。 从官学体系来看，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先于宋仁宗下诏“建学于天下”20年，合州知州徐舜俞便创建了合州州学于涪江之南，这在巴渝地区同类官立学堂中是最早的。1065年，除州学外，合州所辖石照、铜梁、巴川、汉初、赤水5县均有县学。南宋时期，合州的文化教育很是发达，属于官立学堂的州学和5县的县学已具有一定规模。各官立学校相继建立孔庙（又称文庙），实行庙学合一，体现了崇儒尊孔的文教政策，使学校成为地方官员和学校祭祀先贤的场所，有着深刻的教化作用。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殿试榜被誉为“千年科举第一榜”，有人总结，一共出了“一名将三文豪九宰相”，榜中包括曾巩、苏轼、苏辙、程颐、程颢、张载等听来如雷贯耳的名字，其主考官则是大名鼎鼎的欧阳修。 元朝时期，在州学、县学的基础之上，又推行“社学”。“社”是元朝城乡的基层单位，通常以50户为一社。社学，即设在社上的小学。社学的设立，对于普及城乡教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直传留到了明、清两代。 到清代，随着“捐资兴学，相习成风”，开始有了乡学。合州乡学的兴起，促进了普及教育的发展，堪称清代合州学校教育史上的一大亮点。 从私学体系来看，在州、县学兴起之前，合州私人讲学授徒之风已十分盛行。 ▲私学讲学图 到明代，合川的民间教育更为兴盛，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已成体系。私塾、家馆已遍布城乡，义学、族学也广泛兴起，并且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即从学生入学拜师到授课，从教授的内容到考试方法，都有固定的规矩。这类民间教育属于启蒙教育，所学习的内容也都是从识字开始。 民间教育的高层次办学主要体现为书院形式。“书院”之名起于唐代，有官办和私办之分。最初官办的书院是藏书和修书的地方，并非讲学的地方。至宋代，书院聚徒讲学，其教育的功能得以充分显示。书院的教学内容高于一般启蒙教育，以传习儒学为主，同时教授学生学习时文，兼有学术传播和学术探讨教育功能。宋代合州有名的私家书院有石照县的清湘书院、铜梁县的度子书院和巴岳精舍等。 官办书院则当属合宗书院。合宗书院，又称濂溪书院、周子书院，是明朝嘉靖年间为纪念宋朝理学大师周敦颐（号濂溪）所建。1460年，知州唐珣建周子书院，书院内建有濂溪祠，故有濂溪书院之称。1531年，御史邱道隆按原规制，重建书院于今南津街，取名合宗书院，塑濂溪像奉祀其中，尊其为合州学术之宗。1904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合宗书院随即更名为“合州学堂”，1906年，合州学堂又改名为合州中学堂，为合川中学的前身。
▲庙学合一的合州文庙大成殿遗迹（摄于2001年7月，现已无存 刘智供图）
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兴起，启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进程。洋务教育的兴办，首次改革了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新式教育的转变。1898年，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主张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和发展农工商业的“百日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教育近代化进程却得以全面开启。
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合川也推进了教育的变革并开了向近代教育转型的先河。值得特别骄傲的是出了两位教育家：一个是张森楷，一个是卢作孚。前者被后者尊奉为老师，后者还参加过前者主持的《合川县志》编修。
张森楷不仅是史学家、实业家，也是教育家。他对教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既有传统的方面，也有创新的方面。他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融为一体，在学生中倡导独立思考、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他的实业教育代表了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他兴办实业学堂，走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所开设课程以理工课程为主，兼容部份文科课程，他还组织学生赴日本留学。
▲晚清新式学堂
而卢作孚所办教育，则是完完全全的新式教育。他始终秉承教育救国的理念，汇通百家、博采众长而又独树一帜。卢作孚在学校教育、职业教育、民众教育、师资教育、乡村教育、环境教育等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行政方面都有所涉猎，他是新文化的传播者，杰出的教育改革家，教育现代化先驱，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作为与陶行知同时代的教育家，卢作孚对陶行知十分推崇，尤其欣赏陶行知发明的小先生制。早在1934年，卢作孚与其弟卢子英就参观过陶行知兴办的山海工学团，对陶行知十分敬重。1938年，陶行知在武汉拜会卢作孚时，正值嘉陵江三峡地区乡村建设处于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时期。经卢作孚的邀请，陶行知便来到重庆。在看了卢作孚乡村建设试验区后，他便决定在这里办学。
至此，合川的学校教育在张森楷和卢作孚的基础上，又迎来了陶行知先进教育思想的推动。合川来了个“陶夫子”，这不仅给合川的教育，更是给整个中国的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整个教育界和社会界的关注。
话题：合川是教育之乡、教育大区。如今，除基础教育外，已有高等院校6所、在校大学生11万人，这是合川教育的一大历史性突破。如何推进校地合作，让合川的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合川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让更多的大学毕业生留在合川就业创业呢？相信你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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