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的爱国忧民，是那样的超拔于时代

去宜宾李庄游览的人，有三分之一是冲着林徽因去的，至少，是因为林徽因这位网红，带上了李庄的好货。

也难怪，哪叫林徽因在那个时代鹤立鸡群的！

林徽因与徐志摩、梁思成和金岳霖之间的情感纠结，都是以“一生”为时间单位，好奢侈！

徐志摩总在找机会接近林徽因，他命丧济南，就是听了林徽因的建筑学讲座之后返回途中；梁思成半生的痛苦，全因林徽因的婚外缠绵；金岳霖一生未娶，心心念念的，当然是林徽因。

不过，如果把这些情感纠结放到当时的背景下去考量，都不是什么大事。

与徐志摩在伦敦相遇，是少女的情窦初开，比她老辣得多的风流才子徐志摩，一定是给林徽因下了套，叫一个小姑娘如何对付得了情场老手的死缠烂打？

与金岳霖的感情纠葛，是这位沐浴过欧风美雨的青年女性一时迷失菩提。这事传得太离谱，林徽因1955年离开江湖，直到现在，江湖上还有姐的传说。

1931年，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同时爱上了金岳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梁思成让林徽因拿主意，后来金岳霖主动退出，三人达成一致：“往事不再提，情谊永存在。”

1941年金岳霖从昆明来李庄休年假就没再回昆明，而是住下来养鸡为病中的林徽因补身子，林金之间应该没有出格的情感牵缠，不然，梁思成不会沉默。

自然，金岳霖这位情种在精神上一生离不开梁家，这应该不是林徽因的错，至少后来不是她的错。

金岳霖说，离开梁家的日子，让他失魂落魄，他的生命已经和梁家紧紧连在一起了。“失魂落魄”那个成语用得很生猛。而林徽因呢？比较轻描淡写。她说：

我的家，好比纽约中央火车站，我是站长，梁思成或者是车站。而“老金是车站的过往人群，或送客，或接人，对交通稍有干扰，但却能使车站略显生动有趣，同时给站长带来一些快乐。”

你看，梁家有了金岳霖的感情掺和，显得更有生机了不是。

林徽因在北京病逝以后，金岳霖为林写了一副挽联：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颂扬她诗情奔放以及明丽清新的人生，这样的才女，哪位男人不爱？所以在对林徽因的评价上，男女间存在着天然的鸿沟。女人问，你们男人凭什么对林徽因评价那高？男人问，你们是不是忌妒林徽因的才情？

如果放开这些细节，我们取林徽因的大节说事，或者，我们对她的评价会摆脱儿女情长的局限，而进入国恨家仇安得广厦的层次。

我先不说她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理论与实践中的贡献，也不说她作为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正儿八经的建筑系教授对建筑人才培养的贡献，还不说1949年新政以后参与了数项大的项目设计为世所看重。我只说她在三件事上的思考与建言，就一定超拔于那个时代，就一定配为巾帼豪英。

林徽因的三弟林恒，同父异母，生于1916年。1941年在成都双流机场，林恒驾机迎战敌机，飞机未拉起而中弹身亡，时年23岁。3年后的1943年，林徽因写诗悼念牺牲的弟弟，不是空喊思念，而是反思中日两国的空战硬件，震聋发聩。她写道：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老鹰式七五，那样笨，那样慢，可是，它还是飞行员们渴望的机型。而无论哪种机型，都不是中国生产的。

林恒当年驾驶的战机，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产的“道格拉斯O-2型”老式驱逐机，帆布蒙皮、敞着座舱，又慢又笨，火力很弱。空战中为了抢高度，我机要一圈一圈地往上爬，而日本的零式战机却能够一下子拉起来，它永远在中国军机的上面。如果我机一次俯冲射击不中的话，就很难再有攻击的机会，只能等着挨打了。因此，林恒他们都希望得到美国或英国的新型驱逐机，这就是“老鹰式七五”和“旋风”。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这是中国人民的渴盼。但是空喊没用，必须在硬件上能够掐住日本，这是林徽因悼念胞弟的主题，她是呼唤科技救国啊，杜鹃啼血，唯有弟弟他们能懂。

想想看，如果是你我写悼念诗篇，肯定是痛骂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而不是检讨武器的快慢与精粗。这正是林徽因高出时代的地方。

直到今天，那种空骂而不思进取的恶习，似乎还在。

今天的人哪能想到，当年就是这样的战机！

 

1941年，在与美国友人费正清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质问：

“中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远离战争。如果美国能够禁止对日本出售石油，一年，哪怕几个月，日本飞机还能像现在这样不分昼夜对我们狂轰滥炸吗？”

病榻之上的林徽因，思考的却是世界战略问题，这就是她区别于一般女性的地方。

美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开始保持中立态度。美国不知道，一旦纵虎成患，最后老虎会对自己下口，日本对美国是，德国对苏联也是。后来日本的胃口太大，美国似有察觉，立即组建了一个搜集全球情报的机构，有远东背景的费正清被选中。

正是这位费正清，后来被派到重庆，从事文化交流工作，主要搜集日本情报，成为美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决策智囊人物。他还专门到李庄看望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们的书信里，在他们的长谈中，我相信，林徽因一定通过费正清部分影响了美国对日参战的态度。

上图为梁思成和费正清两对夫妇

我还要说第三件事，那就是林徽因在中国住房上的超前思维，难能可贵。

先说一下中国城市人获取住房资源的变迁。

1949年以前，私人买房。

1949年以后，住房公有。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住房还是政府分配。别以为分配就一定有房子住，僧多粥少，小的排队。那时人才无法正常流动，缺房也是一大原因。房源的紧张和空间窄小，新一代年轻人基本没有概念。尽管今天房价高得离谱，人们怨声不断，但是，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住房窘迫的现象，已经大有缓解。

改革开放之后，房地产开始兴起，一上来就是商品房，买得起的买下多套，买不起的一生望梅。

记得有个做房地产的人说过一句话，差点被全国人民骂死，那句话是：商品房就不是做给穷人住的。

其实，这句话还有下面几句：商品房是房产需求的一种商业补充形式，一般平民住国家分配的廉租房，想买商品房的家庭，请出高价，国家用对商品房征重税的方式，补贴平民的廉租房，实现居者有其屋的大同理想，而不是同在一口锅里抢饭。

我们对廉租房的概念还很陌生，我听到这个词是在十几年前，后来就只有部分困难的家庭关心它了，其实它应该是面对大众的啊！正如自助餐这个词汇，我还是大学二年级在英语九百句一书里读到的，我的见识多么浅陋！

林徽因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这个概念，这种安得广厦的思考与焦虑，实在让人感动。可惜，这套西方国家成熟的房源配置理论，在本土，直到今天，仍只实行了皮毛。

林徽因毕竟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学习了多年的人，她视野的开阔，她观念的前卫，是我们许多人所不及的。试想一下，如果的这种廉租房理念进入国家决策层面，该能解多少生民于倒悬？只可惜，时局弄人，人微言轻，壮志难酬。

上述林徽因的三个故事，总结起来，就是她婴疾李庄，身卧病榻，还在忧国忧民爱国爱民，只是她的方式，不像今天某些人们时刻准备U型锁而已。

她离去时，只有51岁，如果是今天的女人，还在抖音中晒颜值，我想起了一个词：天妒英才。

她离去的那年那月，我不满1岁。在这个世界上，我与林徽因有一年共同“戴天”时间，仅以此文悼念这位早逝的阿姨，也算游完李庄的一点心得。

明天请看拙文《李庄的“三白”李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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