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是宣传品呀！”丨1984年，一个新华书店店员的自述
日丨课丨写丨作丨平丨台
80年代，中国的私营书店尚不发达。在新华书店买书，还要隔着柜台让售货员帮忙拿书。非市场化的经营，让人与书的距离很远，国营书店店员也大多不懂书，并且理直气壮。
那样的书店场景如今看起来很遥远，但在疫情期间无法去书店的日子，我们离书店的距离又变得遥远起来。此时此刻再看这篇国营书店店员的自述，又另有一番感慨：普通人的生活里，永远藏着一个时代最真实的样子。
小组长
小刘，新华书店的营业员。话很少，好象不太信任我们这两个陌生人。全部谈话都是一问一答，不问的不说，问了的也不一定答。今年二十七岁，中学毕业后分配到书店来的。现在是文学组的小组长，管十三个营业员，自己当然也站柜台。对，就是站柜台。我们可不能开架售书，否则丢不起。有个柜台挡着，还照样丢书呢。前年开架售书一个月，我们组破损、丢失了七百多本书，国家赔钱。开架方便了读者，也方便了小偷，不行。领导让开架就开，他说赔了，让收，马上收。我不知道外国，也不记得“文革”前的事，反正现在开架售书行不通。将来可能行，那是道德教育水平提高之后的事，光凭我们书店臭屁不顶。就这么隔着柜台卖，照样有人偷，抓住了罚钱。是啊，我们不是执法机关，没有罚人的权力，可是我们有罚钱的办法：按原价交钱，我们把书扣下，让他写检讨，盖上单位的公章再来领书。这些人才不敢让单位知道呢，根本不来领。这不就等于罚了一份书钱？!我认为这没错，有错也是小偷的错，退一步是经理的错，我们没错误。小偷偷书，一般藏在书包或者衣服里。我们感觉他偷书，就让他当场打开给我们看。一般不会抓错，错了也就道个歉呗！我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权力，可我还未见过不同意打开书包和衣服扣子的正经人。没偷，还不急忙证明一下自己清白？我的工资三十八元，不靠家里，也不给家里，自己养自己。每月可以存十元，留着结婚时用。现在存了七百多元了。谈过恋爱，谈过好几次，全吹了，而且全是她和我吹的。不，我不觉得丢人，您的意思是说我很没本事，丢人吗？我不觉得女的甩了我，我就丢人。我觉得这没我的责任，错在女方。不仅不丢人，而且很轻松。谈恋爱当然得靠人介绍，先交朋友试试，行就发展，不行就分开。我想要的条件是品质好，政治清白，待人好，漂不漂亮无所谓。确实无所谓，反正是过日子。我们店目前没有大学毕业生，领导班子的组成大概有两种人。一种是部队转业下来的干部，基本不知道业务，是先干工作后学业务。另一种是我们店经理这样儿的：他一九五一年在东北新华书店当店员，从营业员、组长、主任、副经理、经理，一级级升上来的。他当然懂业务，但不是业务上的尖子，他人好，人可靠。业务尖子，一般是当一个书籍部类的主任，完全是管业务的业务人才。公私合营时的旧书商，主要在中国书店工作，他们当不了我们的经理，起码目前当不了。我觉得我们经理兢兢业业三十年是我们的榜样。不，我可不是想当经理，当什么，看工作需要。和经理同事的人，现在当营业员的也有。谌容原来也是卖书的，后来成了作家，变成写书的了。她这样的更少啦！我不羡慕她，我有自知之明。是呀，有的同事也说我唯一的优点是不狂。狂有什么好处？狂没好果子吃。我觉得狂是坏事。狂一回，吃一辈子苦，子女也看吃瓜落儿(京俗，即受牵连——作者注)，例子还少吗？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活着。我当然可以同您谈一下怎么形成这个想法的。在中学时我就入了共青团，还是红卫兵团的“勤务员”。也算是个人物吧！到书店几年，一切全明白了，社会经验多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清除精神污染 ......哪一回都有好些书下架，“下架就是停售，送造纸厂回炉。您说哪本书的作者不做检讨。当然粉碎四害之后，作者犯错误也只是检讨一下，可也不舒服吧？所以，我还是随大流的好。再者，咱也没写书的本事。这是例子，我觉得这很说明问题。还有，就拿我们区店（新华书店的机构是总店、市店、区店、书店，区店是批发及业务行政指导机构——作者注）的一个同志说，她高中毕业，功课极好，可是她爸是右派，没一个大学要她，只好当营业员。现在，她爸没事儿了，平反了，可她快四十了，什么理想全泡汤。所以，人还是老实点好，甭狂，甭给自己和后代找事儿。这不能告诉您，这是业务秘密。一般说，最好的发行数字是全国二百万册左右，这里面有政治书，包括领袖的文集、选集和法规，发行上千万的是特例，比如“毛选”。我们文学组，除了惊险小说，任何书没可能卖到这个数儿。最次的发行数字是全国二千册左右，比如次的诗集和历史小丛书中很没劲的分册。有政策性亏损的书，是由出版社来担负的，和我们没关系；但我们知道有的书肯定赔，而且大赔。例如大画册，八开铜版纸彩印，只印几千本，一定赔钱。这同我们没关系。也有的书，销路极好但是不再版，这种书也很多。读者、书店都希望再版，可是发行目录上总也不列这本书的事是有的。近年少了，但还有。这也不归我们管。嗯……这很不好说。比方《十日谈》就不再版。不，我不能举国内作品的例子。您这是换个方式追问我。我说话要负责任的。咱们这么说吧——《人啊，人》，快得很，会再版吗？这书，内容不好。不，不是我认为有问题，当然是有问题。否则干嘛收回去？报上不是批判过吗？这些事，得听领导的，领导掌握原则，情况了解得全面。不能什么书快卖什么，要算政治帐，不能光看见钱。钱是有价的，政治损失是无法衡量的。有时也搭配售书。原则上是不许的，可事实上有这种事。比如《霍元甲》搭历史小丛书。武侠读多了中毒，搭本《秦始皇统一中国》消消毒。《性的知识》《新婚必读》也快，搭一本《家用电器维修》。你们上别处看看，比我们搭得凶，《神拳》小人书搭两本文学书呢！这……我觉得也是业务秘密，不该同外人讲。大致说，卖一块钱的书，我们有二毛钱的收益，但还得纳税，还有破损、房屋折旧、工资支出。试行过承包，一个月就吹了。原因很复杂，我举个例子：营业员完成定额后，多卖有奖。可是奖金低于毛利率好几倍，于是营业员完成定额后不多卖，把好书、快书带回家去用业余时间卖——全部毛利归个人了，这哪行呢？还有别的原因，但我看还是不说的好。哪能呢！我赞成改革，中央号召改革呀！问题是怎样改，总不能砸了铁饭碗卖铁。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主意多；你要这么干，他要那么着，不行。我看，还是得听领导的，老同志有办法，有经验。什么是放手发动群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集中？我觉得大有学问。尤其书店，书店不是纯商业机构。不，我觉得卖书和卖菜大不相同。书，是宣传品呀！我基本不看小说，只爱看电影。爱看国产片，外国片太乱七搭八不搭的，看不懂。这一点，我和同事有区别，他们专爱看日本、美国的，我不爱看。晚上看电视或者在家想想店里的工作。我毕竟是个组长。我挺安心的，干一行爱一行，为人民服务嘛！我从来没想过当经理或调工作的事情。这个问题，我和您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人浮于事。一个人卖书、开票，另一个人收款，这是制度，货款分开。管书的不管钱，管钱的不管书，这有什么不好？不信问问营业员，他们也认为这样省心。一手钱、一手货？不行。真的不行。且不说觉悟低的贪污，万一有人怀疑你贪污你也说不清。这是制度！(据我们所见，除个体经营的书摊，新华书店及中国书店全是营业员只管书，单有收银员管钱——作者注。)您说的例子没说服力，那是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是自己家的商店。我不想告诉您。不，更不想告诉读者。我今天说得已经太多了，平常，十天也没这么多话。当组长，首先以身作则，干好工作。什么叫城府深呢？噢……那只好由您想了。我反正全是实话实说。我当然算同代人里一般的，但我过得很顺心。我不自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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