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看岳南的《南渡北归》三卷版有点累,不妨看一下这本书。
经常说风流,可惜一个好词,从魏晋开始的褒义,如同歪和尚,好端端的恁是念成了贬义。大师们的民国,是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风流展现时期,一如当时的动荡社会,其展现的个性和风采,目不暇接。岳南的作品读起来好玩,品起来含泪。尤其是西南联大撤离,辗转长沙、昆明,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活的艰辛和人性的展现。以其代表陈寅恪,让人唏嘘和多少流泪?
这本书足够简单,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故事,当然,主题是有的。
比如说,顾颉刚的虚怀若谷,教书时被学生谭其骧指出错误,他能与学生一起讨论并感谢学生的指正。中学老师钱穆从未上过大学,他协助年轻的钱老师发表文章并推荐到燕京大学教历史。而他的老师胡适,号称及时雨,从经济上、生活上帮助过顾颉刚、林语堂、陈寅恪、李敖等人。但也有天才的傅斯年,他可以发难孔祥熙、赶走宋子文,却容忍不了“闽东四大才女”之一的游寿,仅仅因为她是燕京大学而不是清华和北大毕业的文凭,就是不让她发表文章,史语所成了他的个人舞台,在这里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学阀。
比如,坐牢。陈独秀说过,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就是民主的摇篮。号称当年第一位真正的记者的《中央日报》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陆锵说过,一生就两件事:做新闻,坐牢房。1947年顶着巨大的风险报道宋子文贪污三亿美金外汇的事情,老蒋亲自和他谈,都没让他屈服。
对待文凭,有三十多个博士帽子的胡适,也有不要帽子的一众大师。华罗庚初中毕业到清华当讲师,26岁去剑桥留学,但不愿意拿博士学位,原因是不去拿学位,就可以什么课都可以去上,不受拘束。梁宗岱在岭南大学读大一,留法时游学欧洲就是不愿拿文凭。陈寅恪二十几岁去德国留学,学满天下,也无一纸文凭而归。有文凭,可以誉满神州,无文凭,照样成为一代大师。《围城》的方鸿渐?
留洋照样可以称为反洋的先锋。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十三岁留学欧洲,回来后是马褂长辫子的前清遗老的代表形象。刘文典留学日本,一生最恨日本。苏曼殊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日本人,但也痛恨日本。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人的救济粮。
大学问家,不少是更为可笑的生活上的弱者。章太炎出门必须门童带路,否则没办法回家。湖湘三公子之一的陈三立(陈寅恪之父)连穿衣、洗脸的事都没办法做,出门就走错路。黄侃,结了九次婚,一生好吃。当然,这点典故,不是要学习,是吐槽和好玩。
袁世凯为了做皇帝,为了收买梁启超,出资二十万银元(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年薪3000银元,可以买房子过非常小资的生活),尽管后人对此事存疑。十年后,邵飘萍创办《京报》批判反动政府,揭露军阀政客,为民呐喊请命,张作霖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然而邵飘萍不但拒收,还在报上大义凛然地发文:“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最终被张的部下枪杀。
也有人生的矛盾。著名的美女作家苏雪林,因为曾主动和鲁迅握手未获回应,一生与鲁迅为敌。罗家伦极为推崇强者哲学,身为清华校长治校有功,却成为唯一一个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鲁迅的文章说到罗家伦,从不写其大名,只用大鼻子代替。鲁迅也与顾颉刚、傅斯年水火不容。黄兴与孙中山为革命战友,但在东京会议上,面对当时革命党一盘散沙的局面,孙中山拟将集权及忠于党领袖写进党章,黄兴公开反对孙中山的集权做法。最终黄兴与李烈钧出走美国考察民主。谁是谁非?后人尽可置评,当事人可人在局中。
《民主与宽容》之辩,是富含胡氏的哲学思想,还是革命的主题不够突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千年一叹,只有沉重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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