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看岳南的《南渡北归》三卷版有点累，不妨看一下这本书。
经常说风流，可惜一个好词，从魏晋开始的褒义，如同歪和尚，好端端的恁是念成了贬义。大师们的民国，是最后一代知识分子的风流展现时期，一如当时的动荡社会，其展现的个性和风采，目不暇接。岳南的作品读起来好玩，品起来含泪。尤其是西南联大撤离，辗转长沙、昆明，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活的艰辛和人性的展现。以其代表陈寅恪，让人唏嘘和多少流泪？
这本书足够简单，就是一个个小小的故事，当然，主题是有的。
比如说，顾颉刚的虚怀若谷，教书时被学生谭其骧指出错误，他能与学生一起讨论并感谢学生的指正。中学老师钱穆从未上过大学，他协助年轻的钱老师发表文章并推荐到燕京大学教历史。而他的老师胡适，号称及时雨，从经济上、生活上帮助过顾颉刚、林语堂、陈寅恪、李敖等人。但也有天才的傅斯年，他可以发难孔祥熙、赶走宋子文，却容忍不了“闽东四大才女”之一的游寿，仅仅因为她是燕京大学而不是清华和北大毕业的文凭，就是不让她发表文章，史语所成了他的个人舞台，在这里他真正成为了一个学阀。
比如，坐牢。陈独秀说过，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监狱与研究室就是民主的摇篮。号称当年第一位真正的记者的《中央日报》副主编兼采访部主任陆锵说过，一生就两件事：做新闻，坐牢房。1947年顶着巨大的风险报道宋子文贪污三亿美金外汇的事情，老蒋亲自和他谈，都没让他屈服。
对待文凭，有三十多个博士帽子的胡适，也有不要帽子的一众大师。华罗庚初中毕业到清华当讲师，26岁去剑桥留学，但不愿意拿博士学位，原因是不去拿学位，就可以什么课都可以去上，不受拘束。梁宗岱在岭南大学读大一，留法时游学欧洲就是不愿拿文凭。陈寅恪二十几岁去德国留学，学满天下，也无一纸文凭而归。有文凭，可以誉满神州，无文凭，照样成为一代大师。《围城》的方鸿渐？
留洋照样可以称为反洋的先锋。辜鸿铭出生于马来西亚，十三岁留学欧洲，回来后是马褂长辫子的前清遗老的代表形象。刘文典留学日本，一生最恨日本。苏曼殊父亲是广东人，母亲是日本人，但也痛恨日本。朱自清，宁死不吃美国人的救济粮。
大学问家，不少是更为可笑的生活上的弱者。章太炎出门必须门童带路，否则没办法回家。湖湘三公子之一的陈三立（陈寅恪之父）连穿衣、洗脸的事都没办法做，出门就走错路。黄侃，结了九次婚，一生好吃。当然，这点典故，不是要学习，是吐槽和好玩。
袁世凯为了做皇帝，为了收买梁启超，出资二十万银元（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年薪3000银元，可以买房子过非常小资的生活），尽管后人对此事存疑。十年后，邵飘萍创办《京报》批判反动政府，揭露军阀政客，为民呐喊请命，张作霖汇款30万元，企图收买邵飘萍。然而邵飘萍不但拒收，还在报上大义凛然地发文：“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最终被张的部下枪杀。
也有人生的矛盾。著名的美女作家苏雪林，因为曾主动和鲁迅握手未获回应，一生与鲁迅为敌。罗家伦极为推崇强者哲学，身为清华校长治校有功，却成为唯一一个被学生赶走的校长。鲁迅的文章说到罗家伦，从不写其大名，只用大鼻子代替。鲁迅也与顾颉刚、傅斯年水火不容。黄兴与孙中山为革命战友，但在东京会议上，面对当时革命党一盘散沙的局面，孙中山拟将集权及忠于党领袖写进党章，黄兴公开反对孙中山的集权做法。最终黄兴与李烈钧出走美国考察民主。谁是谁非？后人尽可置评，当事人可人在局中。
《民主与宽容》之辩，是富含胡氏的哲学思想，还是革命的主题不够突出？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没有千年一叹，只有沉重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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