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偶像,每个人脑海里闪过的名字与面孔并不相同。
年长一点的,可能会想起雷锋,想起那些炮火硝烟里的英雄;年轻一点的,可能会想到比尔盖茨,想到乔布斯。男孩子,更容易想起全球富家榜;而女孩子呢,可能欣羡超级女声……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偶像。或者说,一种偶象,折射一个时代。
在我看来,与其说偶像是神一般存在,不如说它是一个观察世态人心的窗口。是崇拜道德人格,还是追求个人财富?是拥抱科学与技术,还是沉迷于风花与雪月?追逐与仰望的背后,就是普遍存在的国民心态。
无数人打开了电视,目光汇聚于“我是歌手”的舞台。看吧,歌手在台上深情演绎,台下的歌迷们则挥舞手中的荧光棒。粉丝们泪流满面地呼喊着心中的“偶像”,我深深地理解他们。因为,歌手们所歌唱的爱情与人生,正是触动他们内心的美丽与忧伤。粉丝们都在“偶像”身上寻找自己并不完美的春春,都把自己对美的向往寄托到歌手身上。人们遇见了偶像,无异于遇见了梦里的自己。
然而,偶像从来就不是神祉,它是什么呢?我以为,偶像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把偶像当成一种精神力量,才不会去盲从偶像,我们才不会在偶像面前失去理性。
今天,由互联网、电视等大众传媒所裹挟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像是一个“造星工厂”。名星的服饰、化妆品、手表、项链与皮包,一夜之间就可能风靡整座城市。偶像的背后,是注意力经济的市场推手。一个偶像,意味着一条商业包装的产业链。
在这个“偶像”生产的过程里,物质大于精神,利益大于真情,人为包装大于自然天成。
于是,我们看得见炫目的灯光,看得见姣好的容貌,看得见曼妙的身姿,唯独看不见什么呢?我们看不见“偶像”作为精神存在的价值。
当偶像还原为一种理想与精神,选择“偶像”的标准必然指向人类崇高的精神。偶像固然可以是名星,然而,那些真正推动人类科学进步的人,那些为艺术、为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成就的人物,他们一直在朴素的民间,昭示着一种原道的精神。
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的郊外,有一片稻田。有时候,偶尔会看见田间地头走着一个老人,朴素得如同一个农民。他是谁呢?就是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先生。
先生年轻时,正值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他目睹过太多死于饥饿的人间悲剧。于西南农学院,他选择农学作为此身之志业。于政治动荡的岁月,他以安江农校一介教师的身份,悄然开始了“杂交水稻”的研究。寒来暑往,南来北去,他的事业在稻田,仿佛此生只为那粒叫“杂交”的种子而来,只为一颗叫良心的种子而来,只为一个“禾下乘凉”的梦想而来。
多年以后,他的“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真正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给世界带去了粮食与温暖。他老了,带着草帽,或骑着自行车,像一个寻常的农人。
因为是一种精神,所以是一种偶像。他的精神,就是始终以科学的方式,表达对世界与人类的深切悲悯。
当偶像成为精神,欣赏就会代替崇拜,理性就会代替迷狂。而我们,也才会去从偶像那里去追问成长的过程,从过程里去获得智慧与力量。
偶像的力量,从来就不在一个显赫的结果,而在于追求的过程之中。
我认识一位七十岁的画家。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她被下放到一个偏僻的乡下做小学美术教师。
那十多年的乡居生活,让她真正将自己的心安顿在朴素的中国民间,安顿在生动的田园风光里。后来,她凭着自己的优秀与卓越,成为了一家少儿出版社的编辑,一辈子坚守在儿童插画创作的领域。
终于,优秀的绽放里必有芳芬的遇见。那一年,她和日本绘本之父松居直先生共同创作了一个绘本,叫《桃花源的故事》。这个追问美好的“中国故事”,从此走进了日本的小学课堂。
这,就是画家蔡皋。今天,人们更容易惊羡于她画下的桃花源如何美丽。可画家说,这一切的背后,其实是那些乡村生活的的赐予。那些当初看起来受苦的经历,成为日后绘本创作的根。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精神存在,偶像不可复制。我们仰慕偶像,显然不是想成为“偶像再版”,或“偶像第二”。
偶像的存在意义,只是让我们反思自己,让我们重现发现生活,发现自己。如果盲从,如果迷信,我们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一个失去了理性、失去了独立人格的人,还是一个“人”吗?
把偶像当神,必然走向盲从。而盲从,就是个人、国家与民族灾难的开始。
想当年,德国人当年那么崇拜甚至迷信希特勒,结果呢?法西斯屠杀犹太人,世界因此爆发出一场大战。由因溯因,不能说不归咎于偶像为神。中国的文革十年,为什么那么多知识分子死于非命?偶像为神的愚昧与疯狂带给我们的劫难还不够惨烈吗?
偶像不是神,而是精神。而有一种崇高的精神,叫做:独立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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