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姜永宁，1952年从香港回国，作为香港新科冠军被特邀参加第一届全国乒乓球比赛，在比赛中获得单打冠军，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国手，一共参加了四届世乒赛，为中国队成功晋级世界四强立下汗马功劳。尤其在第23届世乒赛上，在对阵美国、南韩、南越三队时，每场比赛均斩获三分，是中国乒乓球在世界比赛中挑落世界冠军的第一人，登上世界乒联排行榜的中国第一人，也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奠基人之一。1963年，父亲调入北京体委担任北京队总教练。
我的母亲孙梅英是新中国第一个全国单打冠军、第一代国手，代表中国队参加了六届世乒赛，是中国女队从乙级第三名晋级甲级第二名（世界亚军）的第一主力队员。特别是在26届世乒赛后，她退役从事教练工作已经一年多，在离27届世乒赛仅有三个月时间、中国女队处于青黄不接状态之时，上级领导决定让她重新担当比赛选手，她没有考虑个人得失立即投入训练，并在第27届世乒赛上取得个人最好成绩——世界第三名。之后她继续从事教练员工作，为国家培养了李赫男、李莉、梁丽珍、王健、张立、曹燕华、何智丽等优秀国手，并被推举为全国第六、第七届人大代表。
25届世乒赛，容国团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载誉归来，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在机场的合影（右二为姜永宁）
“把我给小英的存钱罐处理了，那可能是四旧”
记得文革开始后，随着贺龙元帅受到迫害，整个体委陷入了阶级斗争的恐怖，父亲所在的北京体委也不例外。北京体委的领导接连被批，坐“土飞机”、剃阴阳头，搧耳光、顺着头顶灌红、蓝墨水的场面我都亲眼见过，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已是北京体委党委成员又总是沉默寡言、兢兢业业的父亲也会被这场狂潮卷了进去。
1968年的5月9日，父亲如往常一样很早起来，穿着他最喜爱的灰色中山装赶去上班，出门后的他不知何故又折返回来，指着大衣柜下面的抽屉对母亲说 ：“你把我给小英买的那个存钱罐处理了吧，那可能是四旧。”当时父亲所说的这句话并没有引起我和母亲的重视。
就在当天下午，我放学回来不久，曾是父母队员的一对夫妻匆匆来到我家，表情严肃地对母亲说：“孙指导，有个事要告诉您，您千万别着急，姜指导被他们隔离审查了，北京队的人可能马上就会来抄家，您把要紧的东西收拾收拾，我们帮您带走保管好。”说话的功夫又来了几位母亲主管的队员，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将父亲喜爱的相机（那是他用作为中国体育界第一个援外教练，用几乎全部薪水购买的）、手表、像册等交给他们，他们刚刚走，北京队的人就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两拨人在楼下撞了个正着。
父亲过世的那天，母亲又被人带走了
后来的这拨有七、八个人，带头的一进门就打开语录，大声念道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反革命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随后说道，“姜永宁是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他就是反革命，所以我们要对他采取革命行动。”话音刚刚落地，“革命行动”就开始了，家里所有的东西仿佛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被这伙人撕的撕、砸的砸、踩的踩，待到行动完毕，除了他们带走的，地上全是各类东西的碎片，碎片中就有我的那个大头娃娃状的存钱罐。他们走时把家给封了，还把母亲也带走了，那年我十岁，妹妹还不到半岁。
后来家里陆陆续续又被抄了两次，父亲在隔离审查期间被要求承认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反革命，这只是因为有人揭发说看到过一张他穿着有青天白日旗T恤衫的照片，那张照片我见过，但在抄家后就不见了。父亲的同事、好友王锡添后来吿诉我们，父亲在关押期间天天挨打，愁眉苦脸，王问他是不是被打得太厉害，劝他想开些，父亲只是点头但不语，一周后父亲不忍屈辱，含恨离世。
就在父亲过世的那天，母亲又被人带走了，可我们并不知道原因，直到几天后一位女队员接上我去探视母亲，我们才被一起告知。父亲去世后我不知道母亲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当时的她也被冠上了“特嫌、漏网右派、反革命家属”的帽子，除了挨斗还要写检查，忍辱负重、度日如年。直到7月初，“三杰”（傅其芳、姜永宁、容国团）去世的消息被周总理知道后，总理专门派军代表进驻体委才把母亲放回来。后来，周总理又专门为母亲的事讲了三次话，她才得以在公开场合露面。母亲曾告诉我，在关押期间她挨过批、挨过打，有一次就因不承认是“资产阶级”差一点被几个年轻人活活打死，但每当艰难之时想起幼小的我和妹妹她就忍着坚持下来。
1978年拨乱反正时，才将文革中父亲死于“对政策不理解”的结论改为“受四人帮迫害致死”。1985年，由中国乒协副主席王锡添提议，中国乒协为纪念“乒坛三杰”举办首届“三英杯”乒乓球赛，在开幕式上，荣高棠先生讲道 ：“文革开始后，周总理让我们保护好体育界的这些栋梁之材，可是由于我们先被关押审查而没能做到，他们过早的离世真是让人痛心啊！”
至今，父亲离开家又折返的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无数次地回放，永远挥之不去。
作者姜小英近期参加比赛时与清华大学王欣老师的合影（左为姜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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