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敬意,不在于她(包括钱先生)有多么伟大的作品。就作家这一方面来说,她着实感动过我,不论《洗澡》还是《我们仨》;就学者这一面,给了我很多启发——一方面是她的学术实绩,一方面是她和钱先生始终在人生和人群的边上做自己的学问。
作家容易被作品所遮盖,这也是好作家的标志
作家有其作品形象,以致太深入人心的作品形象,会遮盖他们的本来形象。
比如提起鲁迅,一尊铜像就从脑海里压过来,他的每个字是铜的,文字摔在地上溅起的每滴血是铜的,愤慨、慈悲都是铜的;再比如杜甫,很难想象他脱贫了的状态,尽管他一定有不穷的时候。某一代人一般也就对作家的某一时期有感触,比如对80后,提起巴金,就是“巴金老人”;提起冰心,那自然的“冰心奶奶”。
读者攀登作家,登顶后即抛一顶帽子在上面——故地重游,我们还是去找那顶帽子吧。
作家本人是比较难见的,读者在他们身上记录的是自己,为一己的褊狭所簇拥,只好不忍地替作家制出一副名片:作家,某某书的作者,某某奖的获得者……
福柯在《什么是作者》一文里说:写作联系着生命本身的献祭,它成为自己作者的谋杀者。
福楼拜、卡夫卡、普鲁斯特无不被其作品抹掉,他们脱离了“人”这一共在的联系,恍恍惚惚在读者心中登神。
杨绛的作品的确没那么好,她本人有时大于作品
杨绛先生也是作家,但她没有被自己的作品抹掉。甚至不少人在起先知道了她是作家的前提下,会再加一个“钱锺书夫人(遗孀)”的描述。
杨绛先生的本来形象虽没被作品遮盖,一面读一面知道是“杨绛说”,不是林黛玉、祥林嫂在说;却又令不少人尴尬地感到:总有一片钱锺书的魅影晃悠在附近,尤其那些相对熟悉钱先生《围城》、《写在人生边上》这两部作品的读者。
钱先生的《围城》有些地方写着写着,他本人就管不住要跳出来;杨先生的小说不时也有这种情况。通过杨绛先生和钱先生,我渐渐有一个体会:小说创作是要谋杀作者的,杀不干净就没那么杰出;杂感创作是作者从骨灰里挣扎而出并登高一呼,他那意思:“我还在”。
当然,有现代小说家故意在小说里把自己摆得很大很大,如果我们愿意对比的话,把他们真的和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摆在一起,会觉得:还是讲故事去比较好,处处无我处处我。
但我仍要表达敬意,为了她的作品感动并启发过我
写到这里,我差点忘了我要写一篇向杨绛先生致敬的文章。我之敬意,不在于她(包括钱先生)有多么伟大的作品。就作家这一方面来说,她着实感动过我,不论《洗澡》还是《我们仨》;就学者这一面,给了我很多启发——一方面是她的学术实绩,一方面是她和钱先生始终在人生和人群的边上做自己的学问。
杨绛先生在《一百岁感言》里说:
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如何把世界归结在自己身上?她说得很具体:
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这不太像一个百岁老人的调调。
我过去很怕读德高望重者撰著的短文。
一方面,本来就是短文,你还总觉得他字缝里还有字,“一百岁”这个数字概念本身就是一部密码本;一方面,通篇的云淡风轻、沧桑落尽,原谅复原谅,看开再看开……
而杨先生写在一百岁的感言,有一些不原谅的意味在里面。
她对世界底色的认识是偏悲观主义的,与世无争,但还需保持一份实力防范别人。在于人性的边边角角终究难以打扫得太干净,说不准哪里就张着一片小小的蜘蛛网,上面有更弱小者在垂死挣扎。该不原谅的,为什么要原谅呢?
人生走到后来,更能看清什么是美好,以及哪些美好会受岁月的弹动,自将散去;哪些美好会受大世界的剥削,次第强迁。
我们习惯了听毛孩子咋咋呼呼,而老人家拄着龙头杖出来表演智慧和慈祥。
事实上:有顾忌、但更有冲动说出实话的年轻人搞不懂哪些才是实话;无太多顾忌而失掉了冲动——也许给德高望重堵住了嘴的——老人家,才明白什么是什么。难以估量:这一不平衡已带给人们多大的损失;以及今后它还要充当候鸟,衔着愚蠢在年龄和智慧的两季来回来去,要消耗多少人们的期盼。
杨绛的语言不错,作家的使命之一就是语言
通过杨绛先生的作品,我再次确定“感动”也是件极其讲究节制的事。这个词很长时间不用。
杨绛先生的文字,冷峻、清明,她的一口气是提得很高的,决不是混在一片话语的烂账里姑且写写。
语言上不混,情绪上才不混。是土壤在保佑种子。
寻常“感动”的话语方式可能有问题,倒不在感情不真挚。
而话语方式长期成问题,感情就被这个坏舞伴、臭棋篓子带着——跳舞、下棋全忘了——唯余一副表面的动作的形状。——每次上岗,都不过拱进那副躯壳而已。
当然,语言的起源之一还在情感。尤其是个人的语言,不仅起源于围绕着他的小群体的情感,还有包裹着小群体的大世界的情感。如果大世界的情感系统坏掉,就一层一层败坏进去,个人不能独活,语言也随之糟糕。
作家的使命之一在“拯救语言”,在反抗大世界里的那些不完满一天天令语言堕落下去的趋势。
——当然,这种对人生、人群的“古老的敌意”,必须是自发选择、本职使然,不是矫枉过正的结果。
什么都会过去,又永远不会过去
王元化先生在《一切都不会白白过去》里引据一段典故:
犹太王大卫的戒指上刻有一句铭文:一切都会过去。契科夫小说中的一个人物却反其意说,他要在自己的戒指上也刻上一句铭文:一切都不会过去。
什么都不会永续存在,也不会毫无痕迹地湮灭。我们在世路上走,踩着一地昨日的碎片,觉得硌脚太正常;而迎向明日的玻璃,撞伤是常事。曾撞伤我们的,我们撞碎它,它硌别人的脚。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里说:
梦神以他的崇高姿态对我们指出,这个痛苦的世界是完全必要的,因为,通过它,一个人才不得不产生救苦的幻觉。
杨绛先生等等那些作家,谁又能完全去掉梦神似的救苦的幻觉?但更宝贵的:他们帮我们撞碎明日的帐幔,帮我们记住疼痛、快乐,陪我们一次一次在留着别人体温的碎片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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