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秋，汪伪76号特工总部负责人、大汉奸李士群邀请关露来到他家里。
两人一番寒暄以后，李士群故作轻松地提了一句：“关小姐，你是老潘派来的吧。”
关露一听，心里吃了一惊，但是表面上还是要装出一副不露声色的样子，疑惑地问了一句：“老潘是谁？”
“关小姐，你就别打哑谜了。”李士群笑道：“上海还有我不知道的事情吗？我想见潘汉年。”
尽管李士群话里话外说得很明白，自己想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但没有党组织的命令，关露还是不敢稍露声色，万一是个陷阱，那么不仅自己危险，甚至还会牵连到与自己有联系的地下党员。
李士群见关露仍然不漏声色，顿时有些激动起来：
“我也是特科出身，虽然投靠了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但我抓了哪个共产党，杀了哪个共产党，我能不知道打狗队的厉害。”
李士群悄声对关露说：
“我可以给新四军提供钱，枪支弹药，日本情报。”
图|李士群
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关露经党组织同意，安排了双方的见面。
“我妹妹来信了，说她有个朋友想做生意，你愿意不愿意。”
李士群当然清楚关露话是什么意思，潘汉年根据对关露话的判断，在上海秘密与李士群见了一面，从这一刻开始，日军的清乡、扫荡计划开始源源不断的送到新四军手里。
李士群早年是中共党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曾赴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一直到1932年被捕以后，才叛变投敌。
有意思的是，李士群被关在国民党当局监狱中时，曾与中共著名的地下党施亚夫关在一起。
一次，李士群问了施亚夫一句：“你说是肉体重要，还是精神重要？”
施亚夫尽管对李士群的这个问题有些疑惑，但还是回答了一句：
“肉体只是暂时的，精神才是永恒的。”
图|汪伪特工总部原址
李士群听了施亚夫这一句话，只是长吁短叹，没有再说话。
两人都在狱中受尽酷刑，然而施亚夫始终坚贞不屈，李士群却投敌变节，加入中统，不仅如此，李士群当初受中统之命，在南京沦陷后潜伏，但他却在南京与川岛芳子勾结在一起，还拉来了自己的老上级丁默邨（原中共党员，后来叛变）一起组建了76号特工总部。
尽管丁默邨是名义上的76号的大老板，但实权却在李士群手里。
更有意思的是，李士群在汪伪政权时，还意外碰到了潜伏在汪伪政府的地下党员施亚夫，施亚夫当时公开身份是伪绥靖军第七师师长，一度很担心李士群泄露自己的身份，但出乎预料的是，李士群在当时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施亚夫还通过在李士群身边的关系，套出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大概那时的李士群，就已经预感到自己的结局不妙，为自己后半生做铺垫了。
李士群在上海负责针对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工的“锄奸行动”，李士群越是干得风生水起，就越遭到戴笠、陈立夫的嫉恨，当时同样投靠日伪的汪精卫（原中共党员，后叛变）已经与军统搭上了关系，并受军统的指令，与丁默邨合作刺杀李士群，李士群聪明绝伦，当然意识到自己处境不妙，想为自己找退路。
关露的出现，无疑是合适的人选。
而那时的关露，正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命令，伺机策反李士群。
图|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关露受命潜伏76号之前，是个著名的左翼作家。“关露”这个名字其实是她的笔名，她的原名叫胡寿楣，1907年7月，出生于山西右玉县。
当年关露在上海，一度与张爱玲、丁玲齐名，她不仅在1932年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还奉党组织命令，参加了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左联”是中国共产党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创办的领导的一个文学组织，在中国革命文学史上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力。关露在左盟工作的时候，除了日常的写作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海燕》、《邓肯自传》等优秀作品。
抗战爆发后，关露也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积极为抗战不遗余力地奔走。
“宁为祖国战斗死，不做民族未亡人！”
关露这一句口号，也为她赢得了“民族之妻”的称号。
但任谁也没有想到，关露后来会同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李士群走在了一起。
时隔多年以后，这个谜题才被揭开。
图|关露小说
1939年11月，关露的长篇小说《新旧时代》进入收尾阶段，突然接到了中共华南局最高领导人的密电，让她马上到上海去。关露马不停蹄地赶往上海后，与廖承志、潘汉年见面，三人之间有过一番对话。
三人谈话的内容在当时是属于绝密，一直到多年后揭秘，人们才知道，那时潘汉年给关露带来的任务就是：
“马上返回上海，策反李士群。”
要知道当时关露已经是名满天下的著名左翼作家，完全可以拒绝这个任务，但时至今天，关于几人的谈话内容，我们已经无法考证，但关露最终却毫不犹豫的选择接受任务。
潘汉年对关露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今后要是有人说你是汉奸，你可不能辩护，要辩护，就糟了。”
而关露只回了4个字：
“我不辩白。”
事后我们才知道，党组织之所以选择关露来执行这个任务，是因为她的妹妹胡绣枫推荐的。
1933年，李士群被捕入狱后，他的老婆叶吉卿身怀六甲，走投无路之下曾找过胡绣枫帮忙，胡绣枫将叶吉卿收留在家中照顾，李士群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后来将胡绣枫视为恩人。
图|胡绣枫
本来党组织考虑让胡绣枫来执行这个任务，但胡绣枫当时远在重庆，工作同样十分忙碌，所以才推荐了自己的姐姐。
然而时隔多年后，胡绣枫回忆起这件事，曾感到十分后悔：
“我不该把我姐姐认识李士群的事情告诉潘汉年，本应我去，结果却让姐姐代我去了。我这一辈子都觉得对不起我姐姐。”
回到上海以后，关露就成了汪伪特工总部76号的座上客，她与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交往更是密切，两人时常逛街。
与此同时的是，关露被“左盟”除名了。
一天，左盟的负责人找到了负责诗歌工作的蒋锡金。
“关露还要参加你们的活动吗？”
“是的。”
“今后不要让她参加了。”
关露自从接受了党组织委派的任务后，也有意疏远以前的一些朋友们，朋友们后来在谈论起关露，甚至都要往地上吐唾沫，以表示厌恶。
面对此种情况，关露的内心感到十分苦闷。
图|潘汉年
据胡绣枫透露，关露在上海期间曾给他写过一封信，是用很隐晦的话语，表达自己想要重回党组织的愿望：
“我想到'爸爸、妈妈’身边去，就是不知道'爸爸、妈妈’同意吗。”
胡绣枫就此事专门向邓颖超做了汇报，没过多久，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就找到了她，向她传达了党组织的要求，胡绣枫据此给关露写了一封回信：
“'爸爸、妈妈’不同意你回来，你还在上海。”
关露只好忍辱负重，继续潜伏下去。
1942年5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妄图将中国变成他们的大后方，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侵略，同样还有文化上的侵略。当时日军雇佣了一批文化汉奸，在中国开办了很多文化刊物，关露也受邀出任了日本海军部控制下的《女声》杂志的编辑。
1943年7月，《女声》杂志准备派关露赴日本参加即将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中方派去的几十名代表都要拍照登报，关露意识到，如果一旦拍照登报，那么自己的“汉奸”之名将来就再难洗干净。
就在关露准备拒绝的时候，潘汉年又转给她一个新的任务，让她带信到日本转交给秋田教授，当时在中国的日共领导人野坂参三与日本国内的日共领导人失去了联系，渴望通过秋田教授恢复联系，没办法，关露只好接受安排前往日本。
关露在伪机关任职期间，尽管为抗战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比如利用职权在《女声》杂志刊载暗含反战爱国色彩的文章，培养进步文学青年。
在日本期间，日方要求中方代表通过广播发表讲话，给关露的题目是《大东亚共荣》，关露予以坚决拒绝，并换成了《中日妇女文化交流》。
尽管有种种行为，但关露的身份依然很难洗白。
关露在日本出席各种活动的新闻迅速上了国内的新闻媒体，使得关露“汉奸”之名彻底坐实。
1943年，《时事新报》刊载文章称：
“当日报企图为共荣圈虚张声势，关露又荣膺了代表之仪，绝无廉耻地到敌人首都去开代表大会，她完全是在畸形下生长起来的无耻女作家。”
也因为种种缘故，关露在抗战胜利后，上了国民党当局的锄奸名单，党组织为了保护她的安全，将她转移到了新四军根据地。
关露接受党组织安排撤回解放区以后，党组织并没有公开澄清关露是地下党员的身份，以至于她遭受了不少的冤屈和误解。
好不容易挺过了新四军的干部审查，关露渴望恢复工作。
然而就在发表诗文的时候，《新华日报》社长范长江却劝说她改一个署名：
“如果共产党报纸上出现关露的名字，就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有人会以此为口实攻击共产党。”
关露身边的朋友也都劝她：
“你为什么不能让人们把关露这个名字忘掉呢？你应该考虑党报的荣誉，不要去考虑你个人的荣誉。”
然而关露付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名声，同样还有爱情。
关露曾有过两段恋情，都无疾而终，而他的第三段恋情，是在建国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炳南。在过去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员中有两位王炳南，一位是湘鄂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贺龙的好友，原红三军第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于1933年6月20日牺牲，建国后被追认为烈士。两人不是同一个人。
王炳南与关露结识于抗战爆发前夕。
图|王炳南
1937年，王炳南受党组织委派赴上海，出任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会常务委员。通过与左联的朋友关系，关露与王炳南逐渐熟识。
尽管两人初次相识相遇，还并未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但彼此间已经互生好感。
受党组织委派，王炳南准备赴武汉工作，临行前关露将自己的诗集赠给他做纪念，王炳南向关露提出请她在书上签名，关露签好后，下意识的将自己的派克钢笔夹在书里，然而就在递书的时候，关露发现王炳南的手冰凉，便对他说：
“你的手怎么这样冰凉，赶紧放兜里暖一下吧。”
也正是因为这一句话，让王炳南感觉十分温暖，后来到了武汉后，两人之间通信不断，彼此暗生情愫，王炳南在给关露的一封信中，夹了一张自己的照片，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你关心我一时，我关心你一世。”
虽然两人这是分隔两地，但感情却日渐升温，不久就确立了恋爱关系，那时两人还想着，等到抗战胜利以后，就结婚组织家庭。
图|关露五十年代手迹
到两人再度重逢时，关露已经39岁，为了革命的胜利，已经蹉跎了自己的青春岁月，如今再遇良配，自然是倍感珍惜，王炳南也十分珍视这段缘分。
抗战胜利以后，王炳南参加了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当局谈判，曾担任毛主席的秘书，在毛主席返回重庆以后，担任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外事委员会副书记兼中共代表团发言人，协助周恩来在南京不断的扩大中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一次，王炳南借助军调处的飞机前往苏北新四军根据地，临行前按照党组织原则，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与关露的恋情，并顺势解决婚姻的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反复考虑后，认为两人的结合不利于开展工作，邓颖超还专门到机场，苦口婆心的劝说王炳南：
“恩来和我反复研究，认为关露是个好同志，但由于她的这段特殊经历，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不好的名声，群众以为关露是文化汉奸，而你又是长期搞外事工作的，群众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如果你们俩个人结合，将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好的影响。”
王炳南对党十分忠诚，党性原则也非常强，组织上反对两人的婚恋，这让他的内心非常痛苦，但他还是决定，遵守党的纪律。
为了彻底断绝两人的联系，王炳南写了一封分手信给关露。
对关露而言，这无疑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以至于精神上出现了问题。
好在华中分局组织部长曾山了解关露的情况，为她恢复了党组织关系，这让关露的心灵深处有了一丝慰藉，事后关露被分配到华北大学第三部工作。
图|关露晚年
1949年3月，关露偶然得知王炳南在香山的消息，专程前往探望，虽然两人多年不见，但彼此依然情深义重，尽管关露依然试图挽回这段恋情，但如今已经时过境迁，已经逝去的感情无法挽回，王炳南将当年关露赠书时送给他的派克钢笔还给了她，连说了三句：
“忘记过去吧。”
关露强忍泪水，点头答应：
“炳南，我可以忘掉我们的过去，从今以后，至死，我也不会来找你。”
王炳南此后配合周恩来从事外交工作，1955年任中国驻波兰大使，参与大使级会谈，一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国。
相比之下，关露的境遇就要坎坷得多，不仅仅是源于潘汉年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自始至终关露在抗战时期这段特殊经历，让她陷入深深的苦难之中。
关露的身体健康也急转直下，除了精神上的疾病，还有脑血栓等各种病症，经抢救后身体虽然好转，但记忆力衰退，很多年轻时候的事情已经不大能记得了。她没有办法再写字，甚至连笔都拿不起来。
幸运的是，1982年3月，中组部终于为关露做出了《关于关露同志平反的决定》，并且上面首次澄清了真相，关露在抗战中期是受党组织安排到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至此强加在关露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终于完全被推翻了。
关露的精神枷锁也彻底揭开了。
十多年后，关露去世，陪伴在她身边的除了一个大塑料娃娃外，还有一张她爱人的照片，照片背后有关露写的两句诗：
“一场幽梦同谁近，千古情人我独痴。”
1982年12月5日，文化部为关露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也就是在葬礼上，王炳南出现在现场，他默默地站在人群的最后，神情沉郁，自始至终也没有与人说一句话。
“我认为，让一个已经驰名的左翼作家去当'文化汉奸’，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这样的安排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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