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年过去，很多人已不在世。我活到这个年纪，知道许多人后来的情况，就像故事知道结局一样。但是很多时候，我脑子里出现的，还是他们当年的模样。那时候我们二十来岁，真是年轻。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陶琴薰
和我关系最好的是陶琴薰。她是陶希圣的女儿，小我两岁，比我低一班，我们经常在一起，无话不谈。我叫她“陶陶”，后来我女儿喊她“陶陶姨”，我们的子女之间现在还有来往，前些年她儿子沈宁到南京来看过我。据沈宁说，他母亲跟他们说过不少她和“静如阿姨”当年的事。我和她，真是可以称为闺密。
1944年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陶琴薰
在中大，晚上她常拉我去吃湖北米粉，因为贷金饭吃不饱。现在想来可笑，就因为吃米粉的事，两人一度还生分了。同学徐丽霞有次问我，你们吃来吃去的，都是谁给钱？我说多半是她。这是事实，我身上没钱，和在昆明时完全是两回事了，往往是陶琴薰自然而然就把钱付了。徐丽霞又跑去问陶琴薰，陶说，谁付钱还不一样，分什么彼此？不过是我给的多些。徐丽霞就跟我说，以后你别老跟陶琴薰出去吃了，她老向家里要钱也不好。徐家里是教育部的，日子过得比较紧，她以为陶琴薰家也那样。其实陶希圣就陶琴薰一个女儿，很宠她。但我从此心里就有点别扭，陶琴薰再拉我，我就不肯去了。老是不去，她觉得奇怪，后来调整宿舍，我们不住一个屋，慢慢就疏远了。不过有事时她还经常想着我。
有一次她请我去城里看话剧《戏剧春秋》，顺便领我去中央日报社见见她爸爸。陶希圣我早就知道，一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他执笔，二来他是“高陶事件”的要角之一，后来脱离汪精卫回到蒋这边。我在联大时他曾到学校做报告，讲时事。据说会场挤满了人，听的人很多。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就没去。陶琴薰领我到他办公室，他穿件长袍，没官架子，像个读书人。他说我毕业后可以到中央日报社工作。可能陶琴薰和我要好，知道我毕业后要找饭碗，之前就跟她爸爸说过。
1945年我生赵蘅的时候，她跑到医院来找我帮她出主意。那时沈苏儒（沈钧儒的堂弟）开始追她，同时有个叫陈志競的，已经追她有一阵子了，追得很厉害。她犯愁，问我该怎么办。沈苏儒在中大读外文系，姓陈的已经工作了，在陶希圣手底下做事。我说，姓陈的绝对不行。其实我也没见过陈，听陶琴薰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我只是因为他给国民党做事，在我看来，那就是“吃党饭”的。
后来她和沈苏儒结婚了。第一个孩子满月时，他们从上海到南京，给孩子办满月酒。那天她也请了我。他们住在破布营，请客是在新街口一带的一家饭店，请了五六桌。席上什么人都有，我记得我那桌有当过四川省主席的刘文辉的女儿。酒店有一间休息室，保姆和小孩待在那儿，敬酒时就把孩子抱出来，到各个房间，一桌桌地让大家看。我印象深的是，吃过饭，陶希圣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好多人围着他，问他对时局的看法，应该如何“应变”。那时是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亲国民党的人很焦虑。我们想的却是，“天就要亮了”。
陶希圣
陶希圣后来被宣布为战犯，即使这样，陶琴薰还是选择留在大陆。陶希圣当然是希望全家人一起走的，甚至恳请蒋介石让军舰等一段时间再开，为的就是带走陶琴薰。但陶琴薰拒绝了，她选择和沈苏儒在一起。沈苏儒的堂兄沈钧儒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反国民党的，沈苏儒显然受到了堂兄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陶琴薰在总工会工作，家搬到了北京。我只在去东德教书前在北京集训时见过她一面，虽然他们那时生活和工作不是很顺，情绪倒还不错。等我从东德回来，得知陶琴薰、沈苏儒双双成了右派。我们通信不多，但一直保持着联系，“文革”一来联系就彻底中断了。1972年我被“解放”，到北京去探亲，我哥哥杨宪益刚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我向他打听沈苏儒，他哪里知道，只是说，说不定已经死了。后来我终于打听到沈苏儒和陶琴薰的情况，那时陶琴薰已经不在人世了。
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照。二排左二为陶琴薰，三排左三为沈苏儒
陈琏
中央大学有不少国民党要人的子女，除了陶琴薰，我比较熟悉的，还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陈琏小名叫“怜儿”，“琏”是从“怜”来的。她出生后母亲患产褥热去世，陈布雷很痛心，迁怒到她，发狠要把她从楼上窗户扔下去摔死。她姑妈不敢明着阻拦，只说周围都是官邸，弄得众人皆知不大好，不如我抱出去。后来家人告诉陈布雷，小孩已经被扔到嘉陵江里了，实际上当然没扔，在悄悄养着。过了一段时间，陈布雷气头过去，有点后悔，姑妈才慢慢说出实情。陈琏生下来就没了母亲，还差点被扔掉，很是可怜，小名就叫了“怜儿”。虽然我们成为同学时她早用了“陈琏”这个学名，但平时我们还是“怜儿”“怜儿”地叫她。她姐姐也在中大，小名叫“细儿”，和我也熟。
陈琏
陈布雷
陈琏上过西南联大，学地质，不过我在联大时不认识她，到中大借读后才认识。当时中大宿舍各系混住，陈琏姐妹和我是同房间的室友，住了一年，后来按系住了才分开，不过都还在三舍。因为同宿舍，接触就多。那时候赵苡才一岁多，刚断奶。天冷，我买不起毛线，赵苡没有厚袜子，脚冻得生疮。细儿、怜儿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粗的纱线，两人连夜给赵苡织了一双袜子。
同学们对达官贵人的子女多少都保持点距离，但对陶琴薰、陈琏姐妹是例外。陈布雷家教很严，陈琏姐妹没一点架子，生活也很朴素。像陈琏，永远穿一件蓝布旗袍，从来不涂脂抹粉。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成地下党的，反正后来大家都晓得他们夫妇俩不一般。她丈夫袁永熙是北大的，因为搞地下工作，在同学们眼中有点神秘。在联大时有一阵儿，好几个地下党同学忽然就不见了，其中就包括张定华、陈琏。也许她那时已经是CP（共产党）了,我不确定，但她是群社的，则是可以肯定的。
后来我听说陈琏被国民党抓起来了。
1948年我在南京街头遇到她，就在文昌桥那儿。我又惊又喜，问她怎么出来的。她说是“夫人”说了话。“夫人”指的是宋美龄。宋美龄跟蒋介石说，怎么能把他们抓起来呢？这像什么话？！我一听说“被捕入狱”，想到的都是酷刑啊，枪毙啊，连问她，在里面受苦了吗。她说没事，还笑嘻嘻地说，早上喝白稀饭，有油炸花生米吃。还有一次，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又遇上她，她很兴奋，有几分神秘地说：“天快亮了。”
她被放出来后就去了编译馆，就是我哥那里。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我去看她。我事先没打招呼，他们夫妇和别人约好了吃饭，正从家里往外走。我老远看见就喊“怜儿——”“陈琏——”。到跟前后她赶忙让我别这么喊，说她现在叫“陈璧如”了，还开玩笑说，你叫静如，我叫璧如，好记。快解放时她又消失了，编译馆那边还打电话问过我，我哪知道呢。后来听说，是地下党悄悄安排她去解放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又叫回了陈琏。20世纪50年代她在北京工作，是青年团少儿工作部的部长，还有其他的什么头衔，上下班有小车接送。她成了领导干部，我们同学和她就没什么来往了。虽然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反对等级观念，但我们慢慢地还是有了距离感。不要说我这样的群众，就是原来是地下党、后来没当官的那些同学，和她也不怎么来往了。读书时同学中和她关系最近的要数孙稚礼，她俩也不大来往了。不是陈琏自以为高人一等，是我们觉得地位悬殊，往上凑没意思。
我们对蛮左的人也是保持距离的，陈琏后来就蛮左的。同学、熟人间还是会提起她，从她工作的地方经过，会提一句“陈琏就在那大楼里上班”，却不会想起去找她聊天。1957年，袁永熙被打成了右派，陈琏和他离婚，从北京到了上海，孩子归陈琏。据说上面让她离婚，她就去找周总理。都说周总理是保护家庭，阻止犯错的人离婚的，其实也不全是，要看对什么人，对陈琏，就让她离了。陈琏原本“小辫子”就不少，光是家庭出身，还有那次被抓后怎么好好地出来的，就让她说不清了，再有个右派丈夫，日子怎么过呢？
到了“文革”时，陈琏再也躲不过去了，被斗得受不了，最后跳楼自杀，从南京路石门一路那儿的高楼上跳下来，很惨。那个年头，有过被捕经历的人罪名是现成的，陈琏无法解释她被抓了怎么没吃什么苦头又被放出来。要是说“夫人”保的，就更麻烦了。造反派斗她，死揪住这一点，一口咬定她是变节了才被放的。陈琏死后，从她身上搜出一个纸条，上面就一句话：我不是叛徒。
关于她的一些情况，我还是读了她姐姐儿子同学的一篇文章才知道的。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也不知是《钟山》的自由来稿还是他们组来的，是一篇“报告文学”（当时特别流行这个，经常引起轰动），题目是《陈布雷和他的女儿陈琏》。当时的《钟山》主编刘坪大概因为我认识陈琏，文章发表之前就让我看，也算是“审稿”吧。这样的文章当时还是很敏感的，刘坪很小心，把题目改成“陈琏和她的父亲陈布雷”——陈琏的名字放到前面，意思是主要写共产党员陈琏，不是国民党高官陈布雷。
刘坪怕惹事，又把文章寄给陈家人看，核实情况。陈琏的姐姐在杭州，倒没说什么，只说现在没看出什么问题，保留以后发现问题后提出来的权利。最终，因各种原因，文章没能发表。
陈琏与袁永熙
何如
何如是我在中央大学外文系借读时的同学，班上老大哥式的人物。他父亲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家境不是很好，他学习特别用功，成绩特别好。范存忠先生很看重他，要他留校任教。当时班上很多男生报名到美军中当翻译，他优哉游哉的，说范先生不叫他去，他要做学问。后来上面下令征调，外文系四年级男生统统去当翻译，范先生也没办法。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原本就不想去，那段日子他对美国人的印象不太好，他对我说，领工资时，美国人坐在那儿大模大样的，桌上放一把手枪。他觉得大家一起抗日，美国人干吗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当时工作出色的学生有机会到美国去留学，但何如没想到这些，不光是因为对美国人印象不好，更重要的是他要养家，他家里都靠他。
抗战胜利后他想回中央大学，这时那个位子已经有人了，是曹惇。何如和曹惇是好朋友，曹惇结了婚有了孩子，也要养家，不可能把位子让给何如。何如因为给美军当过翻译，到南京后可以住公教新村的房子，后来经朋友介绍，他去了“励志社”——其实就是黄埔军校同学会。他对政治完全没兴趣，也不喜欢国民党，只是找个饭碗而已，但这后来成了“严重的历史问题”。
在励志社他干的还是翻译的事，因为业务好，做事兢兢业业，总干事黄仁霖很欣赏他，但他一点没有往上爬的念头。他在励志社时我还到他那儿去过，为了看集体婚礼——五十对新人在会堂举行仪式，男的都穿西装，女的一概披婚纱。集体婚礼在当时是新鲜事，听何如说有这事，我就带着赵苡让他领我们进去看热闹。
后来国民党跑了，他又得找饭碗。有一家美国人开的酒店要他帮忙——时局变化太大，美国老板走了，让他和一个会计维持着，是他在远征军时认识的人介绍的。没多久酒店被没收了，他要接受审查。幸运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需要大量外语人才，他和方应旸、曹惇都被分配到了北京，他感激得不得了。
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政治学习一段时间后，他被分到中国作协主办的《译文》杂志当编辑。1956年我和赵瑞蕻要去东德教书，行前在北京和中大的老同学聚了一次，有陶琴薰夫妇、曹惇夫妇、方应旸夫妇，还有何如夫妇。那时大家过得都还比较舒心，老同学老朋友在一起，轻松热闹得很。曹惇喊一声“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们就拼命拍手；再喊一声“经久不息的掌声”，我们又使劲鼓掌，还喊“毛主席万岁！”。这是当时报纸上常出现的对热烈场面的描写，因为是给我们送行，大家就把这些搬出来模仿。
何如可能比我们其他人都更有一份感激，因为组织上对他似乎很照顾。他那时的上司是杨朔，就是那位后来大名鼎鼎的散文家。他找何如谈话，说到何如的“历史问题”时，表示在励志社工作一事，组织上出于工作需要，还有对他的保护，只是内部掌握，不对外讲。意思是要他好好工作，不要背包袱。何如周围的人果然也都不知他在励志社那一段。何如是不声不响、很谨慎的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审查很让他害怕，杨朔这番话让他放心了。是不是不再战战兢兢了，不好说，但他肯定是感激的。后来让向党交心时，他就把他的感激说出来了。
他说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不像国民党，如果像国民党一样，那不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了吗？当时发言都是要做记录的，也不知怎么的，到了记录上他原是感激的话变成了攻击的话，说他说的，共产党和国民党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这还得了？！他因此被打成右派，还是极右。“文革”后他跟我说这事，说他原话里的“如果”没了，我跟他说，你搞什么虚拟语气嘛！
惩罚很严厉，何如被送到北大荒的兴凯湖劳动改造。在那里，他和巫宁坤遇上了。在联大时，巫宁坤比我低一级，我们互相知道，但不熟，没什么来往。他们聊天时说到过去，说起各自的学校、同学，不知怎么提到了我，一对名字，“杨静如”，居然是共同的熟人——那时我和巫宁坤还不太熟，但他留学美国时和穆旦认识，两人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巫宁坤回国后一度在南开任教，穆旦1953年回国后也在南开任教，没准提到过我；还有巫宁坤出国前在上海时，和汪曾祺是巴金家的常客，他们和萧珊是很好的朋友，没准也提起过我。在那种情况下，说到一个都认识的人，是一种惊喜，会拉近关系。不过他们俩一个内向，一个外向；一个大胆口无遮拦，一个小心谨慎，后来好像也没走得太近。
他们都是在“文革”结束后和我联系上的。怎么通上的信，我已记不清了，清楚记得的，是真正见面时的震惊。他们变化太大了，特别是何如。因为在中大时同班，1956年还见过面，我印象中他的样子是很清晰的。大概是1978年，何如已经被改正，到南京来找工作，之前他在北大荒劳改结束后到了江苏宝应乡下，一直在当农民，生活的艰苦是可以想象的。他摸到我家，我差点没认出来——他原来是文弱书生的样子，此时憔悴黑瘦，看上去像个农民，不光是因为穿戴，还因为他手里拿着的扁担，他是用扁担挑着东西来的。我领着他去范存忠先生家，他是范先生的得意门生，我希望范先生能帮他想办法。见面后范先生看了他半天，说了一句：“何如，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文革”后许多老朋友、熟人劫后重逢，经常是这样的震惊：那些年小心做人，生怕担上“反革命串联”的罪名，多年不敢互相联系，再加上精神压抑，生活艰苦，再见面时在彼此眼中真的是“面目全非”。
何如在南京没地方落脚，在我那儿住了几天。那一阵赵瑞蕻在北京出差，陈瘦竹先生就提醒我，说，这样不合适吧？他的意思是何如是男的，这样影响不好。陈先生是好心，被“文革”搞怕了，担心“革命群众”动不动就往男女关系上想。我说有什么不合适呢？老同学呀！再说何如现在这样，你让他住哪儿去？那时候没酒店，只有招待所，住招待所要单位开介绍信，就算有介绍信，那时何如也住不起。那时亲戚朋友来，都是住在家里的。
从巫宁坤、江瑞熙处得知穆旦后来的情况
“文革”后我和巫宁坤第一次见面，是我去看他。他已被改正了，在芜湖医院里疗养。芜湖离南京不算远，坐火车当天可以来回，我就去看他。他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床上堆的全是书。我们说了很多话，主要是说穆旦，我很想听他说说他知道的情况。
巫宁坤
穆旦去世是江瑞熙（诗人、翻译家，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写信告诉我的。那时我在南京师范学院的翻译组译联合国文件，虽然已经“解放”了，但之前七斗八斗的，我一直还有一种被管制的感觉——收到信，他们问我哪里来的，我就非说不可似的。不过那封信用的是新华社的信封，我倒没怎么被问。信上一开始就说，“……良铮已经去世了”，我看来看去，眼睛里就是这一行。江瑞熙、巫宁坤他们得到消息后都哇哇大哭，后来见面时再提起，他们当着我的面也都哭了，大男人，哭得哇啦哇啦的。我是不会哭的，就算当时周围没人，我也不会淌眼抹泪。但当时的系主任老桂看我脸色有点不对，说，杨老师，你到隔壁休息一下吧。翻译组在的地方原来是越南留学生的宿舍，有两间屋，一间给我们工作用，一间堆放资料，平时没人。我就到没人那间独自坐了一阵，脑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没想。
赵瑞蕻从北京出差回来就跟我说，这次见着杜运燮（诗人，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江瑞熙了，真没想到，查良铮去世了。他把这事当新闻，我拿张报纸看，一声不响，也没表示吃惊，因为之前已经知道了。他说查良铮这样，活着也没多大意思。我没接话，不过从有些方面来说，我也觉得他解脱了倒好，整天在图书馆，见人矮三分，还要扫厕所，这样的日子怎么熬？
那段时间我听见“谁谁谁去世”时，常有这样的想法，“文革”那道坎太难过了，对许多人来说，真是生不如死。巴金对我和穆旦的关系是了解的，他早就知道了穆旦去世的事，来信中却一直没提，直到我告诉他，他才说已经知道了，他不提是担心引起我“感情上的波涛”。我对巴金也表达过这对穆旦也算一种解脱的意思。当时我不知道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变化，穆旦要活到80年代，就不同了，他一定会写出不同凡响的诗。
穆旦去世时是1977年，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但还在提“两个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穆旦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没摘下。要不是李政道回国，邓小平接见他，他提出要见穆旦夫妇，穆旦的改正还得往后拖。（李政道、杨振宁、穆旦、巫宁坤在美国时来往很多，还在一起讨论要不要回国，结果李、杨没回，穆旦和巫宁坤选择了回国。）当时南开接到通知，让周与良（穆旦妻子）去见李政道，周与良不知见了面说什么好，就问巫宁坤怎么办。巫宁坤跟我说这事时挺得意，说，静如，你看我这主意好吧？——巫宁坤点子多，他给周与良出主意，让她说，不好去，去了是什么身份呢？“历史反革命家属”？李政道问起，难道就说穆旦死了，现在还没改正？
穆旦与妻子周与良
这话汇报上去，不久就给穆旦改正了，开了规模很大的追悼会，有很多花圈，当中很显眼的，是周叔弢送的，上面写着“贤婿查良铮”什么的。之前周家对穆旦一直不怎么好。周叔弢是“红色资本家”，政协常委，爱国民主人士。周家长子周一良对这个“历史反革命”一直是保持距离的，怕被牵连。周一良后来在回忆录里为此道过歉。
（原文《中央大学同学（上）》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6期 口述/杨苡 整理/余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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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丨王苑 审核丨杨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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