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派人将于学忠全家接到北京居住,曾在抗战年代做出杰出贡献的他,在京的生活异常低调,他认为,只要自己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能好过一点。于学忠是何许人也?他为何会有此想法?他与我党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于学忠的父亲是毅军宋庆的部下,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在军营里长大,1911年北洋武卫左军毕业后,他便进入毅军,投到米振标麾下,米振标摇摆于各大军阀之间,早期投靠过皖系,后来又投靠直系,还投靠过国民第二军,后来第二军覆灭,他便归附吴佩孚。于学忠见米振标如此反复无常,心中对他十分失望。
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便对于学忠说:“我的部队就交给你了,你可以投靠张学良,但是不能投靠蒋介石!”这时,张学良已经率军进入河南,得知于学忠情况,便派人设法与其取得联系,于学忠一番权衡之后,转入奉系。后来于学忠在中南海怀仁堂见到了张作霖,张作霖说:“我与令尊曾在营口当差,一起共事五年,你是故人之子,便不是外人。”张作霖对于学忠十分器重,之后任命于学忠为东北军第三方面军第20军军长。
于学忠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西单的张学良官邸,二人一见如故,关于于学忠内部事务和军事任免,张学良统统放手,从不干预。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爆发,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开始执政,于学忠得到提拔,被任命为临榆驻军司令,率军驻扎在山海关。
1930年9月,张学良以武力调停中原大战,期间,于学忠展现出绝佳的军事才能,张学良对此大为震惊,便力荐南京政府,让于学忠做了平津卫戍司令兼51军军长。9·18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整个东北,并开始将魔爪伸向华北,河北省主席王树常面对日军的侵略显得力不从心,从天津撤军,张学良便推荐于学忠与王树常的职务对调,于学忠欣然同意,1932年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由于学忠出任河北省主席。
于学忠说:“在甲午战争中,我父亲曾与日军浴血奋战,我于学忠绝不能辱没先人。抗倭英雄戚继光是我的前辈同乡,我一生最钦佩他的民族气节,为抗击倭寇,将一切置之度外。我从小立志向他学习,身为武将,第一条就是保国。”
于学忠进驻天津后,加强军事应对,使局势稳定下来,日本人对此极为重视,开始对于学忠采取收买拉拢、军事威胁、策划叛乱等一些列活动,但均未能得逞。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日军在天津的驻军不能超过200人,但日军以换防为名,不断增兵,还搞起了军事演习,向中国耀武扬威。
于学忠与日军针锋相对,日军阅兵,他也阅兵,并且动员战士:“日本人有飞机大炮,咱们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怕什么?只要日本人敢动手,咱们就狠狠地揍他!”一次日军在天津城内阅兵,面对我方的警告视而不见,气焰十分嚣张,于学忠得知后当即下令,让10名士兵身上绑满炸药,只要日军靠近,就同归于尽,最终日军害怕了,灰溜溜地撤退了。
由于于学忠坚持爱国立场,大义凛然,日本人开始向他下毒手,前后组织了三次暗杀,雇杀手、策动他身边的人叛变、在食物中下毒,于学忠可谓“四面楚歌”“危机四伏”,好在最终均未成功。恼羞成怒之下,日军开始造谣生事,1935年5月2日,天津日租界内连续发生了两起暗杀事件,侵略军以此为借口,将矛头指向于学忠,并与何应钦交涉,要求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并罢免于学忠的官职,何应钦妥协了,于学忠义愤填膺地说:
“天津是中国地方,不能因日寇的威胁,即行迁走。设如迁至保定后,日寇再行威胁,我们还能迁至河北省外的地 方吗?这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似宜熟筹而后行!”
热河失陷后,蒋介石逼迫张学良下野,于学忠对蒋介石这种嫁祸于人的行为表示不满,如果张学良出国,东北军很有可能被蒋介石吃掉,于是有意联系阎锡山、冯玉祥的旧部讨蒋,为此,在保定会议上,于学忠提议扣押蒋介石讨要说法,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反对。张学良出国前,将东北军17万军队指挥权交给于学忠,为此有人说:“于学忠不是东北人,他兵权太大,恐怕会靠不住。”张学良则力挺于学忠:“东北军最可靠的,非他莫属。”
事实确实如此。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此时的于学忠担任甘肃主席,受到蒋介石嫡系人物、时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的朱绍良指挥,于学忠十分认同张学良“逼蒋抗日”的主张,当即将朱绍良的卫队缴了械,并释放了关押在兰州集中军的红军。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进行谈判,最终和平解决,蒋介石得到释放。
为表诚意,张学良亲自陪蒋介石到南京,临行前,他亲笔手谕,将东北军交给于学忠管辖,但是张学良刚到南京,就遭到了蒋介石的扣押,东北军内部顿时陷入混乱,发生了多起暗杀事件,好在关键时刻,周恩来出面调停,于学忠团结了一大批能够顾全大局的爱国将领,才制止东北军的进一步分裂。
于学忠与共产党的关系一直都很好。1936年于学忠被任命为甘肃省主席的时候,便对中国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给予一定的支持,毛主席曾亲笔写信: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
1938年11月,于学忠任苏鲁战区总司令,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同志夹道欢迎,并设宴款待,席间,有人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相送,于学忠回去之后立即让秘书看了讲给他听,然后由衷感叹道:“毛泽东先生高明,在《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抗战定能胜利!”
于学忠还拜访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二人相谈甚欢,尤其是在共同抗日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一次长谈后,张经武对郭维城(于学忠的秘书室主任、中共党员)说:“于将军表现很好,我到延安开会,他还给毛主席、周副主席带了话,还问刘伯承将军好。”
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是一个反共的人,他对于学忠的主张进行强烈谴责,还状告蒋介石,蒋介石因此派自己的嫡系入鲁,意在取代于学忠,但并未得逞。在长期的斗争中,于学忠还保护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如郭维城、万毅等。
于学忠直接领导的51军是最能打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将士冲锋,英勇杀敌。在淮河战役中,51军以伤亡7000人的代价,击毙日军9000余人,巩固淮河防线。在战斗中,于学忠多次亲赴前线督战、指挥,以身作则,与将士同在。而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于学忠指挥部队英勇顽强,重创日军,同时他还参与了武汉保卫战、徐州会战等重大战役,他积极抗敌,保卫家国,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1943年,日寇在鲁南地区发动扫荡,于学忠指挥作战的时候,手臂受伤,中了五发子弹,蒋介石以治病养伤为由,将于学忠调离苏鲁战区,不久,该战区番号取消,于学忠做了军事参议院副院长,自此离开军营,失去指挥权。
于学忠是一个懂感恩的人,他非常珍视与张学良之间的友谊,张学良遭到扣押之后,于学忠一直收留着他的战马,因为他相信,张学良迟早有一天会回来的。于学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不能公开反对蒋介石,那样张学良将军的生命就危险了。”一直以来,东北军是于学忠最后的筹码,他是在用东北军换取张学良的性命,因此多年作战,保存东北军的实力,是他的一项基本思想。
1949年,解放军跨越长江,蒋介石邀请于学忠共赴台湾,于学忠断然拒绝,他选择去四川乡村隐居。在四川期间,他给当地村民发放枪支自保,但也约法三章:溃逃败兵走大路的不打、不烧不抢的不打,不奸淫妇女的不打。他的这项举动,让国军逃兵不敢胡作非为,保得一方百姓平安。当得知解放军到来,于学忠夹道欢迎,还杀了一头猪,对先头部队表示慰问。
周恩来派飞机接于学忠到北京,于学忠被选为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还做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河北省体委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于学忠一直很低调,他认为自己越低调,张学良的日子就能好过一点。
1964年9月22日,于学忠于北京病逝,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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