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37年初，章用乘船离开留学近十年的欧洲回国，不久坐火车转道济南来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数学系，开始一段新的也是短暂的教学生涯。
山大数学系创办于1930年，是当时最早设立此系的国立大学之一，系主任由著名数学家黄际遇担任，会集多位毕业于世界名校的数学才俊，教学科研实力不凡，章用的加入无疑为山大数学系增添了力量。
章用是何许人也，知道他的人实在太少了，甚至在他工作过的山东大学，也难以查到些许相关资料。但是说到他的家庭可能就无所不知了，他的父亲是政治活动家章士钊，母亲则是安徽名门之后吴弱男，曾在辛亥革命前担任孙中山的英文书记员。章用与著名外交家章含之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章含之是他父亲第二任妻子的养女，所以两人以兄妹相称。
章士钊
章用的父亲章士钊一生留下很深的时代烙印。章士钊一生共娶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吴弱男，第二位夫人奚贞，原名奚翠贞，她领养一女原名叫郭秀兰，后来随继父章士钊姓，改名章含之。第三位夫人殷德贞，也是领养一女名叫章眉。吴若男出生于1887年，小章士钊六岁，她的祖父吴长庆曾任浙江提督，父亲吴彦复乃祖父次子，曾与湖广总督谭继洵之子谭嗣同、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因倡言革命，时人称之“四公子”。
章士钊夫妇都是接受过西洋学校教育的，但对于三个儿子的教育还是以传统的家庭式为主。吴弱男对孩子的管教甚严，三个儿子几乎整天在读书，吃饭甚至连上厕所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这是为什么呢？吴弱男说怕孩子们浪费时间，章士钊也说：“愚家晚食，例不具餐，妻得面条一盂，儿面包数片而已。”又说：“寒门三子，自识字以至成章，皆夫人一手董理之。”吴弱男给孩子们立下的规矩非常严格，致使他们的身体机能受到破坏。大儿子章可曾说，他们兄弟都习惯了母亲的管教和生活方式，但是这也使得他们兄弟的身体状况极差，有时两三天甚至一个礼拜才大便一次。结果三个儿子皆有学识，却受身体拖累，无大作为。
1928年夏天，章士钊、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赴英国，最后定居德国哥廷根。章士钊只在此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就以经济困难为由回国了，吴弱男带着三个儿子继续留在欧洲。此间，季羡林也在德国留学，于1935年亦入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留德十年》一书中，季羡林有多次记载：“章士钊下台后，夫妇俩带着三个儿子，到欧洲来留学，就定居在哥廷根。后来章士钊先回国，大儿子章可转赴意大利去就学，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去读书。只有二儿子章用在哥廷根，陪伴母亲。我到哥廷根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关于章用，季羡林说，“我从柏林来到哥廷根，第二天随着一位中国同学去访俊之(章用的字)。他同母亲赁居一座小楼房的上层，四周全是花园。这次他母亲说话最多，俊之并没有说多少。在谈话中间静默的一刹那，我只注意到，他的目从眼镜边上流露出来，神秘地注视着眼前的空虚处。就这样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颇平常的，但不知为什么，以后竟常常往来起来。他母亲人非常慈和，很能谈话。每次会面，都差不多只有她一个人在独白。他虽然念的是数学，但因为家学渊源，对中国旧文学很有根底，作旧诗更是经过名师的指导，对哲学似乎比对数学的兴趣还要大。我自己虽然一无所成，但因为平时喜欢浏览，所以看了些旧体诗词。于是我们有了共同语言，交谈、讨论日渐频繁。”
1916年，章士钊与夫人吴弱男及其三子章用、章可、章因在东京的合影。
季羡林说，“后来，等到我们再聚到一起时，章伯母就笑着告诉我，自从我到了哥廷根，他儿子仿佛变了一个人，以前同他母亲不太多说话，现在居然有时候也显得有点活泼了。他在哥城八年，除了间或到范禹家去以外，很少到另外一位同学家里去。多少年来他就是一个人到大学去，到图书馆去，到山上去散步，不大同别人在一起。这情形我都能想象到，因为无论谁只要同俊之见上一面，就会知道，他是孤高一流的人物。”但是，章用唯与季羡林谈得来，他们成了最好的朋友，甚至季羡林是章用唯一的朋友。久而熟络，章用在季羡林面前展现了自己的很多才华，他给季羡林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对季羡林的敬佩之心：
空谷足音一识君，相期诗伯苦相薰。体裁新旧同尝试，胎息中西沐见闻。
胸宿赋才徕物与，气嘘史笔发清芬。千金敝帚孰轻重，后世凭猜定小文。
季羡林谦虚地说：“我看了脸上直发热，对旧诗，我虽然喜欢胡谈乱道，但说到做，我却从来没有尝试过，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门外汉，我哪里敢做梦做什么'诗伯’呢？但他的这番意思我却只有心领了。”虽然季羡林是谦虚了些，但也不得不佩服章用对于季羡林的观察与评价，还是很有眼力的，日后季羡林真的是成了学术界顶梁柱级别的人物。遗憾的是，“孤高一流”的章用，未能看见季羡林的成就便早逝。
章用到山东大学数学系教书，这个选择是不是受到季羡林的影响或是介绍，不得而知，因为季羡林曾于1926年就学于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对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印象颇佳。如季羡林所说，虽然章用主修数学，因受父母亲深厚的国学底蕴的影响，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研究颇多，可谓底子厚重。
上世纪30年代的山大文史拥有一批学科领袖级人物，章用应该略有耳闻，也有可能是本着山东大学这个文史研究出众的特点而来。但是，当时日本人已经觊觎整个中国，地处青岛的山东大学不得不开始谋划搬迁内陆，整个学校动荡不安，无法静心教学。而章用的身体每况愈下，实在无法坚持正常教学。因此，半年多之后章用便离开山大，转投时局相对稳定的浙江大学数学系，以便一边教学一边养病。然而，时隔不久，日军攻占东南沿海，浙江大学西迁江西，艰苦的生活条件使章用无法坚持，在征得母亲的同意后，章用转道香港治病。惜为时已晚，29岁的章用于1940年在香港病逝，未婚。
章用
季羡林说：“我们相处一共不到一年。一直到离别还互相称'先生’。在他死以前，我不过觉得同他颇能谈得来，每次到一起都能得到点安慰，如此而已。然而他的死却给我一个回忆的机会，我蓦然地发现，我已于无意间损失了一个知己，一个真正的朋友。”
章用在山大数学系执教虽然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却将自己短暂的人生经历与山东大学联系在了一起。其实，他的父亲章士钊与山东大学的很多教授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与书法家蒋维崧，在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以及广西桂林来往颇多，章士钊所用多枚印章均由蒋维崧篆刻。同时，章士钊还与山大中文系教授黄公渚、萧涤非相熟，当为“文友”。
不幸的是，章士钊与第一任妻子吴弱男的三个儿子，次子章用、三子章因都是英年早逝，长子章可虽然于1986年去世，享年76岁，却因为身体原因一生无子。据说章士钊晚年有所悔悟，常举自己的三个儿子为例，劝别人教育孩子时，更多要注意身体锻炼，而不能一味追求学习功课，当发自内心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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