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北京城秋风萧瑟，一群犹太人神色匆匆地走入中南海，连连说道想要面见周总理，称有大事要和周总理商谈。
中南海的警卫员们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赶紧将此事报告给了周总理，彼时周总理正在西花厅内办公，听到此消息后思索再三，决定接见这群犹太人。
那么这群犹太人究竟是何身份？他们找周总理又有什么大事要商谈？
1954年一群犹太人来到北京，找到了周总理，表示自己手中有从外国黑市上买来的浓缩铀。
“我们的东西肯定没有问题，这正是你们最迫切需要的”
只见一群外国人操着不流利的中国话，但却十分笃定地对周总理说道。
当时我国刚刚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经济社会发展百废待兴，而美帝国主义核威胁甚嚣尘上，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关键时期。
因此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决定秘密研究原子弹，来抵抗外国反华势力的威胁，正在关键时期，却有人送来了浓缩铀。
但无事献殷勤的犹太人，却引起了周总理的警觉，我国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只有极少数的中央领导人知道，这伙犹太人又怎么能确定我国需要浓缩铀呢？
而且浓缩铀是研制原子弹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物品，对于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战略物资，他们怎么能轻易的拿到手中？
诸多问题在前，就连一向聪明睿智的周总理此刻也犯了难。
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先确定这批浓缩铀的真假，可当时的中国工业的底子十分薄弱，核燃料工业研究领域更是一张白纸，谁要去接这个活儿不仅出力不讨好，更有可能背上巨大的责任。
因此当周总理询问核物理研究所的时候，谁能去判定这批浓缩铀的真假时，大家都沉默了。
“难道我们国家就没有一个人能确定这究竟是不是浓缩铀？”周总理痛心疾首地说道。
“我来吧。”就在这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定晴一看，原来是一位名叫杨承宗的科研人员。
杨承宗是何许人也？他是我国著名的放射化学家。
1947年，36岁的杨承宗独自去往法国求学，向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莱娜居里学习放射化学，并于195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可就在他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一封来自北京的信让他的心情激荡了起来。
“承宗，祖国需要你，希望你可以回国贡献自己的力量”落款：钱三强。
拿到这样的信，杨承宗的手有一些颤抖，原来早在几天前，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就向他抛来了橄榄枝，年薪高达55万法郎。
一面是生养和培育自己的祖国，另一面是悉心教导自己的恩师、高薪的工作和远大的前途，这不得不让杨承宗的内心产生了一丝动摇。
只见他眉头紧皱，几度将手中的信拿起来又缓缓地放下。最后，他仿佛用尽全部的力气，说道：“我是中国人，我的祖国需要我。”
就这样，杨承宗带着恩师伊莱娜居里的嘱托，用组织留下的3000美金和自己全部的积蓄换了13箱资料和设备回到了祖国。可当他回来后却傻了眼，缺设备、缺人才、缺原料、缺物资，真是一穷二白。
可杨承宗没有抱怨，转头就扎进了放射化学的研究中，缺设备就自己动手造，缺人才就自己编教材自己培养，缺原料、物资就想尽办法找，就这样放射化学研究室从无到有，逐渐扩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这伙犹太人带来的浓缩铀，杨承宗又一次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之际，杨承宗带领自己的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研究犹太人带来的浓缩铀，他语重心长地和团队中的研究员们说道：
“这次研究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这是真的高级别浓缩铀，将会大大减少我国原子弹的研究时间。如果是假的，我们也能打破外国人的阴谋。因此，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在杨承宗的鼓励之下，全体研究人员夜以继日地“疯狂”研究，经过无数次的计算，通过“蜕变理论”，终于确定这伙犹太人带来的浓缩铀中确实含有铀-325，但铀-325的含量远远低于制造原子弹的标准，全是一些低等的劣质品。
原来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铀-325只有浓度超过80%才能被称为高浓缩铀，浓度超过90%的才能被称为武器级高浓缩铀，只有高级的浓缩铀才能用来制造原子弹。
正是杨承宗的挺身而出，才打破了这个针对我国的惊天阴谋。原来当时美帝国主义一直用核武器来威胁中国，但又怕我国偷偷研究核武器，于是便派遣这伙犹太人来试探我们。
他们轻蔑地以为中国没有能力来辨别这些浓缩铀的真伪，且一定迫切的需要这些浓缩铀，而他们的做法不仅能试探出，中国在偷偷研制核武器的计划，更能乘机捞上一笔，还会让我国核燃料工业走上错误的道路。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杨承宗的出现，打破了他们的如意算盘，顽强的中国人绝不可能屈服在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正是有杨承宗这些科学家的力挽狂澜，打破了他们的阴谋，也为我国避免了损失。
虽然这次打破了针对中国的阴谋，但是我国的处境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美国的“核威胁”依然还悬在我们脑袋上，因此浓缩铀的研制迫在眉睫，而研制的重任又一次压在了杨承宗的肩上。
1960年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苏联方面停止了对于中国的一切援助，本来帮助的苏联专家也全部撤走，甚至连一张有用的纸也没有留下，研究所内弥漫着低沉的气息。
但是，当时的局面不允许我们停下研究核燃料工业的脚步。因此，1961年4月，时任二级部部长的刘杰明确指出：让杨承宗去，担任第五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所有的科研工作！
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国想要自主研制浓缩铀，还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人心的涣散。在那段时期，我国正面临着重大的自然灾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受到巨大影响，而五所的研究人员也同样面临着吃不饱肚子的问题，无法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研究之中。
另一方面，苏联方面停止对我国的一切援助。那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还比较薄弱，很多的技术都需要依靠苏联专家援助，但苏联人却紧紧把控着核心技术不让我国研究人员知晓，在苏联停止援助后我国的研究一时间进入了停滞，研究人员也对自己的前途开始迷茫。
二是条件的简陋。虽然说承担的是铀石冶炼和提纯的工作，但当时的五所连一间像样的厂房也没有，房顶上、墙壁上已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破洞，丢弃的矿渣随处可见，俨然像是废弃工地一样，看不到一点生机。
厂房的破旧还不是最重要的，更加困扰杨承宗的是设备的问题。苏联人离开的时候将能带走的设备和研究资料全部带走了，带不走的设备上积满了厚厚的灰尘，有些甚至还结上了蜘蛛网，根本没法投入生产。
三是极大的生产难度。原子弹能产生极大的破坏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也让世界看到了原子弹真正的威力，但现如今掌握原子弹的国家也只有区区数个，其中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原子弹所需要的核燃料的获取具有极大的生产难度。
当时获取武器级别浓缩铀，主要是通过气体扩散法和后处理技术，但这两种技术都离不开大量的铀矿石。
我国是一个十分缺铀的国家，能开采出来的铀矿石本身就不多，品质之间相差还非常巨大，而品质不一的矿石，提纯浓缩成为武器级别的浓缩铀的困难就更多了，走完全部流程甚至需要一亿倍提纯压缩，难度可谓如登天一般。
眼看着原子弹的研究要因为燃料的问题陷入僵局，杨承宗的心里非常着急，但是他丝毫不敢表现出来，他暗暗在心里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五所的领头羊，我不能乱，只有我先稳住心神，浓缩铀的研究才能继续下去，有什么困难也要咬着牙坚持下去。
坚定了信心之后，杨承宗便马上投入工作，研究人员情绪低迷，他就给他们增加信心。
他常常给一同的研究人员加油鼓劲，给他们讲自己在外求学不易，但还是一心希望报效祖国；讲我们国家经过帝国主义侵略但仍坚强不屈，用榜样的力量感染他们，终于研究人员们慢慢走出低迷，笑脸也重新出现在他们的脸上。
面对恶劣的生产条件，杨承宗带头完善厂区。在五所的厂区中，时常能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冒着烈日，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劳动的场景，豆大的汗滴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到地上，一瞬间就蒸发成了水蒸气，但这群人彷佛感觉不到疲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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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没有设备，劳作了一天的杨承宗就在深夜点上煤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查找文献，研究图纸，终于做出了一套自己的设备。
生产难度高，杨承宗就发挥不怕失败的精神，带领着五所的研究人员一次一次的试验，为了提高实验的成功率，他甚至自掏腰包购买书籍和仪器，一块铀矿石的含铀量只有万分之几，而制成原子弹需要的铀-325却还需要将它压缩成千分之七。
杨承宗带着五所的研究人员耗费了无数个日与夜，在此过程中甚至因为耽误了手术，右眼近乎失明。
终于，杨承宗带领五所的研究人员提前三个月完成了浓缩铀的提炼。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一声巨响震惊了世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再也不用畏惧西方国家的“核威胁”了。这时的杨承宗却悄悄地走开了，只有嘴角的微笑透露着他心中的欣喜。
1979年，杨承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担任副校长，继续为我国核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但一次无意中的对话却让他产生了深深的思考。
1977年，我国恢复了高考，但十年浩劫结束后，想通过高考读书深造的考生们，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一天，杨承宗从办公室路过，却看见一位同事在安慰另一位同事。
“高考成绩出来了，你们家孩子的成绩怎么样？有没有机会上XX大学？”
“唉，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差了零点几分，真是愁死人了。”
听到这里，杨承宗不由地愣住了。他想：少零点几分就能让一个孩子上不成大学，但是零点几分，难道真的就能证明这个孩子不是可塑之才么？于是乎，他的脑海中产生了创办联合大学的想法。
杨承宗从来就不是一个拖沓的人，心里有了想法，手上就开始操作。
他开始广泛搜集国外一些自费走读大学成功的案例，听取了教育界很多专家的建议，同时还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当地的实际进行广泛的思考。
不久后，安徽省政府便收到了一份关于创办自费走读大学的建议。同年8月，这所自费走读大学被批准成立，由杨承宗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
学校成立了，但如何办学又成为了新的问题。这时杨承宗又一次创新的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这所大学所招收的对象，就是一些因为微小分数和大学校园失之交臂的考生，此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唯分数论的思想。
学校采取了和别的大学联合办学的方式，上课时间、地点全部安排在别的学校教学资源空余的时期，而老师不仅是来自别的高校的名师，更有很多国内外著名学者。
同时，校内的学生走读、自主择业、自行吃住，这不仅减少了学校的开支，更给了学生多样性发展的空间。这所大学的创办和教学，更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100岁。
他为我国放射化学、核燃料工业、高校人才教育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因为行政关系的原因没有受到表彰。
当有人提及此时，他却总是淡泊明志地回应道：事情做出来就好了，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曾经飘扬出海科学求学，中年力挽狂澜研究国之重器，即使在晚年依然牵挂莘莘学子。
甚至在去世之后还要求子女捐献遗体，贡献最后一点光和热，这就是杨承宗地光辉一生。
在此，向这些为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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