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南二环内，穿过广宁公园的繁花和丛树，即可望见一处檐牙高啄、古色古香的庙宇，这就是报国寺。
报国寺始建于辽代，但规模不大，“有寺无额”，世称小报国寺。元忽必烈入主大都，为彰显功勋，依照旧寺的规格建了新寺，称其为报国寺。至明代初期，寺庙逐渐颓落。明成化二年（1466年），明宪宗遵母后之命于报国寺原基址上敕建新庙，扩建后的新寺改名为慈仁寺，寺庙规模宏大，后院建有毗卢阁，可登临远眺，“望卢沟桥行骑，历历可数”，京师之景尽收眼底。因寺内有双松，也称为“双松寺”。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京师大地震，慈仁寺建筑大部分坍塌。乾隆十九年（1754年）得以重修，改名大报国慈仁寺。尽管经历了名称的变化，但这座庄严的寺庙在历代皆可通称“报国寺”。
历史上的报国寺曾有“三绝”，前有双松，后有毗卢阁，毗卢阁内供奉着一尊镇寺之宝，名为窑变观音，此“三绝”远近闻名，并形成报国寺特殊的文化格局，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墨客驻足于此。
报国寺坐北朝南，现存中、西两路建筑群，单体建筑总计34栋，总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
走进山门，第一进院大殿面阔五间，院中东西两侧各有龟趺石碑一通。东边是明成化年间的“御制大慈仁寺碑”，记载了明代在报国寺旧址修建慈仁寺的经过。西边是清乾隆年间的“御制重修报国寺诗碑”。
明末清初，报国寺是京城最著名的书市，比琉璃厂书市还早。这里曾经是文人墨客的雅聚之地，清代著名文人高衍、王士祯、孔尚任等都是报国寺的常客，留下许多佳话。
清代诗人王士祯嗜好古籍，常到报国寺书摊购买古籍善本。据说许多想见他的人，每次到府上拜访，总是找不到他，反而是到报国寺能碰到他。《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王士祯的好友，他曾赋诗记录此事：“弹铗归来抱膝吟，侯门今似海门深。御车扫径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寻”。孔尚任还特意注明：“渔洋龙门高峻，人不易见，每于慈仁庙市购书，乃得一瞻颜色。”
寺庙的西侧有顾亭林祠。清初顺治和康熙年间，顾炎武曾多次寓居报国寺内。顾炎武去世后，友人常来报国寺祭祀。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由翰林院编修何绍基、贡生张穆等人发起，众多儒臣学士捐资，在顾炎武居住过的报国寺西小院修建了顾亭林祠。
顾亭林祠坐北朝南，位于寺院西侧，现为四进院落，院落东南隅设砖门楼，门上石匾刻有篆书“顾亭林祠”。
清康熙年间，报国寺曾为京城最大的庙市和花市，寺内景观精致典雅，引得文人雅士流连忘返。北京百科全书《宣武卷》载：“每月的初五、十五、二十五为庙会期。”庙会时，商贩在这里摆上摊位，出售图书、文物、古玩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报国寺被德军的炮火炸毁，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修复。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报国寺第一进院改建为昭忠祠。抗日战争时期，日寇在报国寺设立军需库。1945年日寇投降后，报国寺作为国民党政府河北田赋粮食管理处所属粮库之用。
新中国成立后，报国寺划归粮食部和商业部使用，之后也曾归属粮食部管理。1969年，北京金属熔炼厂在报国寺内建厂，寺内庙宇等建筑一度成为该厂的生产车间、仓库等。1982年，报国寺交付给原商业部所属中国商报社和中国商业出版社等单位使用。使用单位筹资将工厂搬出，又投资修复报国寺。修复工程从1989年秋持续到1997年，共历时八年。修复后，为保护文物和传承文化，寺内大院辟为“报国寺文化市场”。从1997年6月起向社会开放后，“报国寺文化市场”开展了一系列收藏艺术品交流、展示、讲座等活动，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收藏文化的交汇地和收藏市场的风向标。2020年，开设“报国寺文化园”，全力打造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充满文化活力、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休闲场所，让千年古寺成为展示地域文化的一座活态博物馆，在尽显古风中激活更多时尚元素。
1984年5月24日，报国寺及顾亭林祠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北京市第三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报国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报国寺和顾亭林祠修葺一新，寺中仍存明成化和清雍正、乾隆、光绪时期的石碑，前中后三排大殿气势仍可见当年辉煌。寺中树木以松柏、银杏、古槐见长，浓荫蔽日。每年春季，寺中玉兰吐蕊，丁香绽放，桃杏烂漫，海棠争春。一年四季景致不断，恰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吸引了无数游人流连忘返；于经历300多年岁月的古树下饮一杯清茶，正是人间好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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