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的传统学术大师之一，胡适身上没有封建老儒那种常见的古板严肃习气，相反，他是以温润活泼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朋友、同事、学生面前。他那谦和平易的笑容，那句流行于民国的经典话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应该就是这一形象的完美注释。
当然了，这样的一副形象肯定是跟幽默分不开的。有几件关于胡适的轶事，正可见他的幽默。
胡适开怀大笑
胡适有一次去大学演讲，他先后引用了孔子、孟子、孙中山等人的话。每引用一个人的话，他就在黑板上写一个“某说”，比如引孟子的话就写个“孟说”，引孙中山的话就写个“孙说”，最后他引了自己说的话，就在黑板上写了个“胡说”，引得满堂哈哈大笑。
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结婚后，就将江冬秀接到北京一起住，从此妻子管家政，他研究学术，倒也分工明确。
胡适爱喝点小酒，加上他名气大，朋友多，平日里的喝酒应酬自然是不会少的。结婚后，由于江冬秀的管束，他在喝酒一事上克制了许多。每当朋友请吃饭要求喝酒时，他就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刻着“戒酒”二字的大金指环给大家看，说这是太太送给他的，坚称不敢再喝。朋友们一见如此，也不好再劝他了。
自然，有人会笑话他怕老婆。但他并不在意，还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国“怕老婆”的故事。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日本、苏联、德国这三国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这三个都是独裁国家；而那些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将这种事做成了学术考证，来为自己的“怕老婆”辩解，也是让人啼笑皆非。
还据说他经常爱在朋友面前讲的一个笑话是：“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又引得朋友哈哈大笑。
胡适和他的太太江冬秀
季羡林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记载了他在北大时亲眼见过的一个场景：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梁实秋在他的《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我提起这桩小事，说明胡先生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
胡适与梁实秋
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懂幽默的人。他能有这样的风趣幽默，我认为离不开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他的母亲。
胡适的母亲23岁就成了寡妇，她作为后母，不得不在一个屋檐下和那些年纪和她相仿甚至比她还大的“儿子儿媳”们相处，受气的日子自然格外多。但她是一个气量大、顾全大局的人，从来不跟“儿子儿媳”们计较，处处忍让着他们。这一切都被小时候的胡适看在眼里。所以他在很多年后回忆起这些事时，写道：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二是美国。
胡适小时候其实并不活泼，而是少年老成，有点“小老头”的感觉。这种性格直到他到美国留学后才调整过来。他自己写道：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林语堂
胡适受美国的这种影响，其实从同样留学过美国的林语堂那里，也可以窥见一二。
林语堂在《论幽默感》中说：“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上颌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众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身心必定都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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