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民国的传统学术大师之一,胡适身上没有封建老儒那种常见的古板严肃习气,相反,他是以温润活泼的形象出现在他的朋友、同事、学生面前。他那谦和平易的笑容,那句流行于民国的经典话语“我的朋友胡适之”,应该就是这一形象的完美注释。
当然了,这样的一副形象肯定是跟幽默分不开的。有几件关于胡适的轶事,正可见他的幽默。
胡适开怀大笑
胡适有一次去大学演讲,他先后引用了孔子、孟子、孙中山等人的话。每引用一个人的话,他就在黑板上写一个“某说”,比如引孟子的话就写个“孟说”,引孙中山的话就写个“孙说”,最后他引了自己说的话,就在黑板上写了个“胡说”,引得满堂哈哈大笑。
胡适和他的小脚太太江冬秀结婚后,就将江冬秀接到北京一起住,从此妻子管家政,他研究学术,倒也分工明确。
胡适爱喝点小酒,加上他名气大,朋友多,平日里的喝酒应酬自然是不会少的。结婚后,由于江冬秀的管束,他在喝酒一事上克制了许多。每当朋友请吃饭要求喝酒时,他就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刻着“戒酒”二字的大金指环给大家看,说这是太太送给他的,坚称不敢再喝。朋友们一见如此,也不好再劝他了。
自然,有人会笑话他怕老婆。但他并不在意,还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各国“怕老婆”的故事。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里,只有日本、苏联、德国这三国没有怕老婆的故事,所以这三个都是独裁国家;而那些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民主国家。将这种事做成了学术考证,来为自己的“怕老婆”辩解,也是让人啼笑皆非。
还据说他经常爱在朋友面前讲的一个笑话是:“太太年轻时是活菩萨,怎好不怕!中年时是九子魔母,怎能不怕!老了是母夜叉,怎敢不怕!”又引得朋友哈哈大笑。
胡适和他的太太江冬秀
季羡林在《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一文中记载了他在北大时亲眼见过的一个场景:
“适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决不老气横秋,而是活泼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难忘。有一次召开教授会,杨振声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贵的古画,为了想让大家共同欣赏,他把画带到了会上,打开铺在一张极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啧啧称赞。这时适之先生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桌前,把画卷了起来,做纳入袖中状,引得满堂大笑,喜气洋洋。”
梁实秋在他的《怀念胡适先生》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有一天我们在胡先生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先生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大家听了为之粲然。我提起这桩小事,说明胡先生尽管是圣人,也有他的轻松活泼的一面。”
胡适与梁实秋
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懂幽默的人。他能有这样的风趣幽默,我认为离不开两方面的影响。
一是他的母亲。
胡适的母亲23岁就成了寡妇,她作为后母,不得不在一个屋檐下和那些年纪和她相仿甚至比她还大的“儿子儿媳”们相处,受气的日子自然格外多。但她是一个气量大、顾全大局的人,从来不跟“儿子儿媳”们计较,处处忍让着他们。这一切都被小时候的胡适看在眼里。所以他在很多年后回忆起这些事时,写道:
“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岁零两三个月)就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胡适的母亲冯顺弟
二是美国。
胡适小时候其实并不活泼,而是少年老成,有点“小老头”的感觉。这种性格直到他到美国留学后才调整过来。他自己写道:
“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我相信我自离开中国后,所学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这种乐观的人生哲学了。”
林语堂
胡适受美国的这种影响,其实从同样留学过美国的林语堂那里,也可以窥见一二。
林语堂在《论幽默感》中说:“民主国的总统会笑,而独裁者总是那么严肃——牙床凸出,上颌鼓起,下唇缩进,像煞是在做一些非可等闲的事情,好像没有他们,世界便不成为世界。——罗斯福常常在公众场所中微笑,这对于他是好的,对于喜欢看他们总统微笑的美国人也是好的。可是欧洲独裁者们的微笑在哪里?他们的人民不喜欢看他们的微笑吗?他们一定要装着吃惊、庄严、愤怒或非常严肃的样子,才能保持他们的政权吗?我所读到的关于希特勒最好的事情,是说他在私生活中是极其自然的。可是独裁者如果非装做愤怒或自负的样子不可,那么独裁制度里一定有什么别扭的地方,整个身心必定都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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