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乐十九年，即公元1421年的正月，永乐皇帝朱棣正式迁都北平，将南京的一众皇亲国戚、富商大贾一并迁到了新的都城之中。所有朝廷六部以及宫内官署全部一分为二，南北两京各组建了一套政府班底。在南京曾经隶属于官署八局之一的内织染局，自然也踏上了北境的土地。在《明会典》中详细记录了“两京织染”，隶属于工部，专司负责皇家所用衣料丝绸的织造，其中地处南京的内织染局又称“南局”。而地处北京的内织染局则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与皇家更为密切的衙署，为鼎鼎大名的内府二十四衙门之一。
除去南北两京织染局外，明朝还在全国各地设有官营织染局二十三处，这还不包括直接隶属于中央的六处织染局，最重要的丝织重镇有苏、杭、松、嘉、湖五地，可见大明王朝对于织造业的重视。随着明代中后期海禁的开启，丝织品与原材料大量出口欧洲及东南亚国家，给日渐孱弱的明王朝带来了大量的税收白银。
不过好景并不长，随着山海关门户大开，吴三桂降清，崇祯皇帝最终在景山上结束了大明王朝276年的统治，清军入关。
成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统治者对于丝织品的热爱，丝毫不逊于在此之前的数百任帝王。清朝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整体织染格局，只是大范围的缩减了地方官营织染局的数量，从原来的二十几处变成了江南三织造。
皇位过度到清圣祖康熙时，清王朝也不过刚刚经历了十几年的动荡期，年幼亲政的皇帝认为明朝的灭亡在于暴政使农民没有饭吃，才揭竿而起，推翻了统治。因此从他即位之初，就制定了以农桑为国政之根本的一系列措施，其中便包括一本图册的绘制——御制《耕织图》。
▲ 御制《耕织图》
“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康熙三十五年二月廿二，御制铜版耕织图正式面世。激动不已的皇帝亲自为这套艺术品写了序，并在其中表示之所以绘此画作，就是为了“以示子孙臣庶，俾知粒食维艰，授衣匪易。”只有知道耕织的不宜，才可以珍惜每一根丝线、每一粒粮食。
颐和园西北向，一片名为耕织图的景区，每日都要迎来数以万计的游客在此驻足。此处包括延赏斋、织染局、蚕神庙、耕织图石碑、水村居，以及耕织图长廊等多处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相互结合。缘何一幅图画竟成了一处园景呢？
乾隆十六年，即公元1751年，皇帝将内织染局“移万寿山之西，与稻田毗近，立石曰《耕织图》”。内织染局正式从景山后身的织染局胡同搬到了清漪园中，织染局的名字也由此改成了“耕织图”，就连织机上“织染局”三字也改用“耕织图”作为标示。在此之前内织染局织出的布机头上都有“织染局”三个字，可迁到耕织图后，生产的织品机头上就只见“耕织图”，不见“织染局”字样了。可见，“耕织图”到了乾隆十六年后就正是替代了曾经的“内织染局”。
尽管织染局的驻地从宫外搬到了皇家园林之内，但是仍然挡不住内织染局的日益衰落。明朝盛时南局有织机300台，北京织染局织机减半，仍有150之数。然从清朝初建织染局时，织机的张数就只有32台，乾隆十六年更是改为16台，道光二十三年织染局正式裁撤，织机之数几不可寻。工匠的数量更是断崖式骤降，曾经在南局服务于大明皇室的织工多达三千余名，数量之大，实属令人咂舌，单单为了宫中贵族穿衣这一项，就消耗了帝国三千名最优秀的工匠。康熙初年为内织染局设定工匠、杂役共825名，中途多次裁减，到乾隆十六年将织染局整体搬至清漪园耕织图时，已经仅剩几十名尚在为皇室服务的工匠。江南三织造承办了皇家几乎全部的衣料需求，即使是筹建耕织图时，也只是从三织造各挑选了8名挑花匠与织匠赴京。随着江南三织造的发展，内织染局逐渐从实际工作的衙署转变成了只附有象征意义的代表。
“柳金桃绮春风梦，蚕陌鳞塍耕织图”，当年，这座“墙外红桃才欲绽，岸傍绿柳已堪攀”的清漪园耕织图遍植桑树，周遭修建富有江南风情的水村居，河湖、稻田、蚕桑，生活于此的匠人们用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将一根根比头发还细的丝线织成绚烂的锦绣纹章，古代中国的丝织技艺也正是通过他们，传承给了子孙后世。
作者：大葆台西汉墓博物馆 赵芮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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