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直至民国，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西北之重要性日趋显现，有识之士开始重视西北、研究西北，无论是任职西北的封疆大吏，抑或是被贬遣流放的文人墨客，或者是专司采访报道之记者编辑，皆利用出使、考察、旅游等各种机缘，用笔墨记录西北之境况，形成了诸多的“西北行记”。如祁韵士《万里行程记》、 林则徐《荷戈纪程》、方士淦《东归日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倭仁《莎车行记》、袁大化《抚新记程》、徐炳昶《西游日记》、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陈万里《西行日记》、方希孟《西征续录》、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林鹏侠《西北行》、明驼《河西见闻录》、裴景福《河海昆仑录》、庄泽宣《西北视察记》、高良佐《西北随轺记》、李孤帆《西行杂记》、李烛尘《西北历程》、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刘文海《西行见闻记》、马鹤天《青海考察记》、谢晓钟《新疆游记》、杨钟健《西北的剖面》等等。
这些“西北行记”涉及不同内容，主要是晚清民国时期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道路、交通、山川、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北地区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晚清民国时期西北社会、历史、文化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他们用他者的眼光记载下的西北影像记。
祁韵士（1751—1815年）字鹤皋，山西寿阳人，嘉庆十年（1805年）被遣戍伊犁，其《万里行程记》记载了其遣戍行程。“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时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祁韵士堪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第一人，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官等职，撰有《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并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在获罪遣放伊犁之时，撰写了此《万里行程记》。祁韵士之后，西行之人多携带此《万里行程记》为指路地图，林则徐《荷戈纪程》就多次出现“阅祁鹤皋先生《万里行程记》”“祁鹤皋先生《行记》”“阅鹤皋先生《日记》”之语。
方士淦字莲舫，安徽定远人，官至浙江湖州知府，道光六年（1826年）以事遣戍伊犁，《东归日记》即其由伊犁东返纪行之作。林则徐（1785—1850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被贬新疆，《荷戈纪程》为其遣戍伊犁旅途日记之自订删削本。倭仁（1804—1871年）字艮峰，姓乌齐格里氏，蒙古正红旗人，咸丰元年（1851年）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莎车行记》是他赴叶尔羌的旅途日记。陶保廉（1862—1938年）字拙存，浙江嘉兴人，1891年，其父陶模调任新疆巡抚，陶保廉一路随父至乌鲁木齐赴任，《辛卯侍行记》就是其长途旅行的日记。袁大化（1851—1935）字行南，安徽蒙城人，宣统二年（1910）调任新疆巡抚，《抚新记程》是其在宣统三年（1911）赴任新疆巡抚时的纪行之作。
晚清时期，出行西北的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来此任职的封疆大吏，一类是遣戍之人，他们虽然身份悬殊，但是他们皆是当时的文化精英，这些人的西行对当时社会的意义是什么？其一，就是视野的开阔，承平日久且久处内陆的人们，对西北是不熟悉的，而西行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其二，这些人，经行西北，成为影响西北之人，如何治理西北，如何经营西北，成为他们的所思所想，甚至是行动。
民国时期，人们对西北进行考察的交通工具也有了较大的进步，而晚清时期却还是一如既往的步行与马车模式，这样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了解、记录西北，他们可谓是用脚丈量西北。
陈万里（1892—1969年）江苏吴县人，1925年春天，美国哈佛大学考古队华尔纳等将赴敦煌考察，邀请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派人参加，北京大学派陈万里同往调查，2月16日从北京出发，7月31日回到北京，共历时五个半月，《西行日记》是其纪行之作。林鹏侠，旅居新加坡的华侨，祖籍福建莆田，1932年11月24日从上海出发，30日至西安，开始了她对西北陕、甘、青、宁各省的考察，《西北行》即是其纪行之作。陈赓雅(1905—1995年)笔名任安、石英，云南蒙化人，《申报》记者，《西北视察记》一书是其于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对西北各省做考察采访的通讯集。李烛尘（1882—1968）字竹承，1942年10月19日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盐碱情况，于1943年2月13日回到重庆，此行共计180天，行程达二万里，考察归来后，李烛尘将沿途所见、所闻整理为《西北历程》。
民国时期，交通条件有了大的进步，这个时期来西北的人士变得更多，而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来西北的普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没有了封疆大吏的前呼后拥，也没有了遣戍之人的悲酸愁苦，他们用新的态度来面对西北，西北新的面貌也被他们发现，因为他们更关注西北的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物产特产等，于是一个新的西北被他们重新发现了出来，当然，他们也看到了西北的贫穷落后、保守顽固、陈规陋习等等，而建设新西北，开发新西北，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
在宋以前，西北是中国的枢纽，西域是中国繁盛与否的关键点，一旦失去西域，河陇就不得安宁，河陇不得安宁则关中无以为凭，汉之兴盛就是如此逐步开拓出去的，唐之衰乱亦是如此一步步败亡下来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很重视西北，而前后绵延不绝的出行，造就了诸多的“西北行记”。
利用西行文献研究西北区域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其实并不是新鲜事，法显、宋云、玄奘、王玄策、丘处机、陈诚诸人的西行记录早已被史学界所熟悉与使用，并且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蜂拥而至，亦留下了诸多考察日记之类的文献资料，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考察日记，皆是学界关注的宝贝，但是国人考察西北的西行文献，尤其是晚清民国时期的西行文献却没有那么受到重视，其实晚清民国时期的西行文献亦是很多，数量丰富，记载翔实，而国人看西北之眼光更是深邃，故他们的记载必然可以为我们展现一个全新的西北。
（刘全波 朱琪琪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