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班头，九流编剧，不入流作家，半自由撰稿人。幼时慕关一斋之性情、汤义仍之才思，及冠，出落得放浪形骸、吟风弄月一狂生。
在关汉卿看来，苦水中有美好的灵魂，豪门里常堆积着污秽，他总是让两者激烈地冲突起来，又总是把冲突最后引向有利于正义的、弱小的、受屈的方面来。——余秋雨
马师曾饰演关汉卿
元杂剧产生于一个激愤的时代：
有元一代，由于特殊的历史变故，文人被凭空抛入了社会底层，他们失去了在以往传统社会中的清高和优裕地位，甚至失去了谋生之路……他们的郁闷长久凝结于心、哽咽于喉，突然借杂剧之孔隙而啸出。
元代复杂的社会背景，使得杂剧繁盛一时，也影响着剧作家们创作题材的选择。明宁献王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列举的“杂剧十二科”，分别是神仙道化、隐居乐道、披袍秉笏、忠臣烈士、孝义廉节、叱奸骂谗、逐臣孤子、钹刀赶棒、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神头鬼面。
朱权将“神仙道化”置于十二科首位，是此类剧作在元代剧坛中至有分量。“元杂剧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即以“神仙道化戏”名噪一时，著有多部此类剧作，如《太华山陈抟高卧》、《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神仙道化戏”中，有的人物怀有经世致用之意，却生不逢时，以至心中颇感不平，又有遭遇磨难、产生遁世避祸之心的人物，这些人物偶遇神仙高人，蒙点化后，便超然于世外了。“神仙道化戏”整体呈现出的消极厌世的心态，与元代的社会背景不无关系。
“水浒题材”同样是元杂剧中较为重要的题材。元杂剧“水浒戏”的常规套路是，宋江派遣某位首领下山办事，该首领于途中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一展梁山好汉“替天行道”的风采，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康进之的《梁山泊李逵负荆》就属于此类剧作。“水浒戏”的主人公，通常情况下是李逵。众所周知，水浒故事是围绕宋江等人啸聚水浒、反抗朝廷展开的，由于朝代更迭，水浒故事在宋元之际广受民众欢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下的元代剧作家们创作“水浒戏”，且颇为青睐李逵这一最具反抗精神的人物的用意，也就不言自明了。
尽管“神仙道化戏”与“水浒戏”一度成为元杂剧的重要题材，关汉卿现存的剧作题材又十分广泛，唯独没有“神仙道化戏”与“水浒戏”。尤其是“水浒题材”，包括关汉卿已散佚的剧作在内，他非但没有创作过“水浒戏”，他现存的剧作，还表现出了对水浒人物很深的成见。在《钱大尹智勘绯衣梦》的第三折，凶手裴炎与其妻在茶铺被公差拿获，茶铺的茶三婆唱道：“比及拿王矮虎，先缠住一丈青。批头棍大腿上十分楞，不由他怎不招承！向云阳闹市必典刑；杀么娘七代先灵。”她言语之间，将“嘴脸天生，鬼恶人憎”的泼皮裴炎，比作梁山好汉王矮虎，甚至愤恨地要“杀么娘七代先灵”。
这不是孤证，在《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送妻”的重要场面中，张珪唱道：“这厮强赖人钱财，莽夺人妻室，高筑座宫和寨，斜搠面杏黄旗，梁山泊贼相似，与蓼儿洼争甚的？”张珪被权豪势要鲁斋郎胁迫，亲自将妻子李氏送到鲁斋郎府上，他悲愤无比又性情懦弱，只敢背地里骂上鲁斋郎几句，把鲁斋郎比作“梁山泊贼”。关汉卿对梁山好汉的态度，与其他元代剧作家大相径庭。梁山好汉在写“水浒戏”的剧作家笔下，是惩恶扬善的英雄，关汉卿却用他们比喻地痞流氓、权豪势要，完全把他们放在了英雄的对立面。
在选择题材方面，社会背景对剧作家的影响是外在的，而剧作家的世界观与审美趣味的影响是内在的，且是更为重要的。关汉卿没有创作过“神仙道化戏”，至少说明他在思想上，是积极入世的，而他与《青楼集》中誉为“当今独步”的杰出演员朱帘秀，以及“各地勾栏中的杂剧演员和其他歌儿舞女，有着广泛的交往”，也恰能够证明此点。至于关汉卿不写“水浒戏”、乃至他对水浒人物有着极深的成见，是因为关汉卿身处元代这样一个激愤的时代，却保持着他独有的冷静。
关汉卿对清平世界有着自己的认知，他冷静地将自己的认知运用到创作中，他承认社会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但他不认为良好的社会要靠绿林好汉替天行道来维持，哪怕是仅存在于剧作中。关汉卿更不是用剧作来泄愤、来批判社会的。像《窦娥冤》般饱含不平之气的作品在关汉卿剧作中还是少数，他创作《窦娥冤》时已年过古稀，那惊天动地的一呼：“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为天！”是剧作家在历尽沧桑后，倚老为怙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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