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励科不是一个人名，是一种职业，起源于旧京伶界的“四执交场”（即剧团各种工作人员），在民国时，旧戏班的“四执交场”变为新七科，具体是经励科、剧装科、容装科、容帽科(也叫盔箱科)、剧通科、交通科、音乐科。
这七科属于内行，都有专门的学问，虽然不登台，但是也是有专门的师父传承，绝非外行上手就能做的。
其中经励科尤其厉害，它类似现在的经纪人，但是权力更接近“穴头”，最大的权力就是派戏和决定演员收入。
马三立大师在成大名之前，就备受“经励科”王十二的欺负。
那年是1940年8月，马三立大师第一次“北漂”失败，回到天津东兴小书场演出。这时，天津的一位“经励科”出现了。
冬天，王十二（王新槐，编者按）到书场来通过高桂清（当时相声班主），约我到兄弟剧团帮忙。我算临时演员，就进入了兄弟剧团。
表面上这是好事，但是这位王十二可不是善男信女的星探，他可谓手眼通天，为了约角儿、抢角儿、挖角儿可以动用黑白两道的势力，也算是网络文学最喜欢的“霸道总裁”类型。
但是马三立大师作为艺人就有的受了。
一个戏一个戏的排下去了。只许他们不要，不许提出不干。剧团的东家是恶霸汉奸袁文会，下面有五虎上将、八大朝臣。对主要次要演员的待遇是非常的悬殊。进了兄弟剧团，可以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的生活困难之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
就算是出门跑码头，也会被追回天津。
我和刘奎珍到了济南，很受欢迎，业务很好。不久，王十二派宋小轩到济南找我，逼我立即回津。
这样的生活、演出持续了5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袁文会放手剧团，马三爷才敢辞演，回到鸟市撂地儿。
但是王十二还是没有放过马三爷，他把马三立与侯一尘凑成一对，让他们到北京演出赚钱。
即使解放后前几年，马三爷还是“离不开”王十二。
50年我和张庆森由北京来到天津，在燕乐上演，并在中行电台作广告节目。51年，红风曲艺社改组，建立“天津市曲艺工作团”，由常连安为团长、赵佩如为副团长。业务总负责人是王十二，所有演员都算工作团的成员。52年春节，我提出自愿离团了。
这位王十二可算是马三爷人生的一大阴影了。
实际上，王十二真名叫王新槐，曾与常宝堃、赵佩茹、陈亚南、顾存德等义结金兰，排名十二，所以被叫做“王十二”。凡是京津有名的演员，必由其接洽。资方和艺人靠他中介，其实他在商谈工资和场次时，两头克扣，从中渔利，双方明知而不言，可见当时曲艺行的陋规和恶例。王十二在解放后被定为“曲霸”赶出了曲艺界。
王十二不仅欺负马三立大师，就是从北京到天津卖艺的侯宝林，也躲不过他的黑手。
1940年左右，为了排挤竞争对手，袁文会还逼走了燕乐当时最红的北京戴少甫，迫得燕乐园请出张寿臣来压阵，还从北京搬来了“新人”侯宝林。
侯大师一炮而红，成为与常宝堃并立的两大相声，甚至不仅能演倒二，还能在演出中“攒底”压大轴。
有一次，在天津大观园王十二让侯大师替唱大鼓的林红玉攒底，当时林红玉攒底能赚五百多，侯宝林只能拿二百四。侯宝林罕见地爆发了，说什么都要提价，理由就是相声能攒底就证明不比其他行低贱，不能拿这么少。
王十二顿时恼羞成怒，骂起街来：“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
最后，侯宝林大师经过据理力争，以四百六成交，这是相声艺人首次攒底拿到攒底钱，所以张寿老就此说侯宝林对相声是有功的。
从王十二敢骂侯宝林欺师灭祖，也可以想到这位经励科的底气有多足了。
除了打压手下艺人，王十二为了剧团生意好，倒也想出了主意，他可能是现代相声剧的间接鼻祖。
为了赚钱，王十二想出了新辄。他与小蘑菇商量将联义社更名为天津市兄弟剧团，专门演出反串戏。
何为反串戏？就是由小蘑菇、赵佩茹、马三立这些相声艺人来演京剧和地方戏种的折子戏，如《大劈棺》、《纺棉花》、《花田错》、《姻脂虎》等，加上相声演员的夸张、搞笑处理，成为荒诞的剧种。为求生存艺人们只得依从，毕竟团里开着包银月俸，不演也没有其它办法。
电视剧《马三立》中，就有马三爷大年三十反串的情节。
没想到反串剧的生意还不错，为使演出效果更好，王十二还请来京剧名家正经说戏，这倒使艺人们得益匪浅。除了反串戏，剧团还经常上演一些化妆相声，称为“彩扮相声剧”。对相声艺人来说，这些演出属于不务正业，不过在其中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剧团后来还办了巡回演出，在唐山、北京一带打出名气。
因为多是相声名家参与，所以在北京演出时，惊动了李万春、侯喜瑞、张君秋等京剧名角前来观看，对这种怪诞的剧种倒也欣赏。
马三立大师也记得在北京常接受京班大戏名角儿们的宴请，而他只能说几个小段，算是回礼了。
王十二作为曲艺界“经励科”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出旧社会艺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不仅受着老板的欺压，连“自己人”经励科都要在他们身上吸血，虽然伶界有经励科五大家的说法，不过到了解放后，这一行当自然而然的衰落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