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五载（746年），三十五岁的杜甫来到长安，开始了他漫长的求官生活。天宝六载（747年），杜甫应招考试落第，之后的求仕道路也坎坷波折，直到天宝十四载（755年），四十四岁的他才得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杜甫在长安求仕的这十年，史称为“长安十年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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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一生流寓各地，在他人生的五十九年中，居住在长安的生活对他的思想和诗作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生命中的黄金和成功的阶段。对于生活在长安的杜甫来说，其审美观、价值观以及诗歌创作思想、风格特征等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内形成并且定型的。这十年也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盛世表面下掩盖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在这一时期，杜甫更背负了非同寻常的艰辛苦困，使他从一个“裘马颇轻狂”的世宦子弟，转变成了一个“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人。
杜甫长安十年的艰辛生活是其思想变化和日后诗歌创作的原动力。因此，这篇文章就从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经历出发，分析他思想的转变。
少年时期的杜甫同唐代大多文人一样，喜爱漫游大江南北。他二十岁开始悠游吴越，历时数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年），二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但这次考试的失败，对杜甫的打击并不大。毕竟此时的他正值盛年，意气风发，对自身才学的信心未减丝毫，对仕途充满了坚定的信念。所以，他紧接着继续兴致勃勃的漫游齐赵，就如《壮游》中所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洒脱快意。天宝五载（746年），三十五岁的他结束了数年的漫游生活，来到长安再次参加考试。
“长安十年”中，杜甫在初到长安的这段时间，也许是最惬意自得的。因为他还不知道他即将面临的是李林甫组织的一场“野无遗贤”的考试。此时的杜甫，尽力为自己后来的前程做准备，出入上层社会跟达官贵人交往。参加社交活动，似乎已经成为杜甫的生活主线。
杜甫初来长安时就是怀着“平交王侯”的气概活跃于达官贵人的社交活动之中，此时的他自视甚高，情绪激昂，犹如千箭在弦，蓄势待发。只需等待一个机会让他达济天下，建立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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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于天宝五载（746年）来到长安，目的是参加第二年举行的制举。唐朝的科举分为制举和常举，常举每年举行，而制举是为选拔“非常人才”而举行的不定期非常规考试，是“天子自诏”的考试。根据《旧唐书》等资料的记载，唐代对制举甲科的考生要比常举进士甲第更重视。杜甫上一次参加的是常举，而且那次的失败对他来说只是一次尝试。所以，他对这次的制举考试更为重视，寄予厚望。
天宝六载（747年）正月，玄宗下制“诏征天下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就选”，杜甫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仿佛来了。当时，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杜甫，急切地想要通过制举入仕。经过十年的漫游的他，无论是阅历还是文学造诣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自已非常有把握，但是结果却令人始料未及。因为，本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宰相李林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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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治通鉴》记载，此次制举考试，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他担心将来的有谋之士会动摇他的地位，便向玄宗进谗言：“举人多卑贱愚聩，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便下令各郡县地方官精心筛选，设下重重关卡，结果“无一人及第”，也包括满腔热切的杜甫。李林甫还上书皇帝，声称这是“野无遗贤”，赞颂玄宗任人唯贤、人尽其才。玄宗也竟听信他的话，怡然自得了起来。帝王开始走向昏庸，帝国逐渐走向衰落。
所以，杜甫赴京赶考、进入仕途的希望，因宰相李林甫在考试中设置障碍而破灭。
这次制举落第，令杜甫承受的沉重打击，比其他考生更甚。因为，据《资治通鉴》记载，天宝六载（747年）的制举临时以诗、赋、论，对考生进行考核。这对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的杜甫来说，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创作诗赋是杜甫的长处，他对自己写作诗赋的能力有着无比的自信，所以这次考试对杜甫而言，本应是发挥所长的最佳时机。与一般考生相比，杜甫对这次考试抱着更大的希望和憧憬；同样，他最后比一般考生更难接受落第这个现实，因为这个结果，就等于推翻最让他自豪的个人价值。
此次考试的失利是杜甫人生中的一次重要的转折，不但埋没了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志向，也开启了他最终走向关注苍生的道路。
干谒诗就是古代文人为寻求入仕门径而向当朝达官贵人或有名望者所呈送、进献的诗作，以此来求得援引。唐代兴干谒，许多诗人都作过此类诗。
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云：“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纸书。”
此诗也说明了干谒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诗人作干谒诗，目的在于能够走上仕途。而杜甫作干谒诗，不仅有他的政治目的，其中也有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以及对理想的追求。
1 作干谒诗的原因
内在动力，求仕心切
杜甫出生在一个重儒崇儒的仕宦家庭，其十三祖杜预是西晋的名将，平吴有功，以冠盖一世的文采武略盛称于世。祖父是武则天时代有名的“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审言。
出生在这个儒家思想熏陶下的仕宦家庭，为先祖辉煌功业、荣名所激励，杜甫很早就确立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条。杜甫要实现忠君报国的理想抱负，就要入仕，就无法超越权势的制约。为了实现远大理想，他不得不以一种隐忍谦卑的态度来乞求于权贵，也是这种理想的力量支持着他度过一次又一次干谒的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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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原因，经济困顿
制举考试失利后，杜甫经济上也逐步陷入了贫困。
第一，他的父亲杜闲的去逝使他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在杜甫早年读书漫游时，他的父亲杜闲为兖州司马，那时杜甫还有一定的经济来源，衣食无忧，生活还算不错。但他来到长安之前，父亲已经去逝，这时杜甫就断了经济来源。祖上留下的产业也坚持不了多久，他的生活也陷入了“卖药都市，寄食朋友”的困境，生计困顿。杜甫面临着以后如何生活的问题，出身于仕宦家庭的他只能选择走仕途这条道路。
第二，制举落第使杜甫不得不急切地另寻入仕途门路。而且求仕的失败，也加剧了他的经济上的困难，他除了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洛阳的妻儿，他必须解决一家老小的生计问题。
生活的困顿和仕途的失意，迫使他开始了悲苦的干谒生涯。在一首干谒诗《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写下“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来描述这段奔走求告、干谒追逐的辛酸生活。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内容体裁无所不包，干谒诗是他困居长安时诗歌创作的重要的一部分。
2 向朝廷献赋，希望能直接引起皇帝的注意
杜甫曾把入仕的希望寄托在玄宗身上，先后三次给皇帝献赋。
第一次是天宝十载（751年），他适时地投其所好地给玄宗上了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把皇帝举行的不合古制的三大礼大肆颂扬了一番，满足了好大喜功的玄宗的虚荣心，龙颜大悦。但这次献赋并没给杜甫的仕途带来实质性的起色，玄宗在“奇之”后，并没直接授予他一官半职，而是“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他的命运又一次落到了“老朋友”李林甫手里，仕途之梦无奈再一次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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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次献赋的无结果并没有让杜甫死心。天宝十三载（754年），他又连续上了《封西岳赋》、《雕赋》，但投过之后，结果还是不尽人意。
3 向达官贵人投赠诗篇，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援引
杜甫除了向皇帝献赋，还向达官贵人投赠诗篇，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赏识援引。这些干谒诗的内容多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称赞对方的才华和能力；然后向对方诉说自己的苦衷和一心报效朝廷的决心；最后就是渴望汲引。
这期间他干谒的对象，有初到长安结交的一些与自己有情谊的王公亲贵，如汝阳王李琎、驸马郑潜曜、比部萧郎中和尚书左丞韦济等。这些官员比较正直，与杜甫意气相投，互相赏识。如汝阳王李琎对他有知遇之恩，在其落第之后也不生轻视。而且，在杜甫在落第以后，经济生活也是每况愈下，只有在达官贵人之处做门客或靠友人资助为生。生活不宽裕，壮志傲骨也不得不暂时屈服现实。
再者，杜甫也向品行并无足称的贵戚显宦献诗，如驸马张垍和依附杨国忠的鲜于京兆等人。杜甫当时向此类官员干谒，折腰乞怜时，内心是痛苦和矛盾的。他在作这些干谒诗的时候有极其无奈的苦衷，违背了内心的杜甫想必承受了极大地自责和内心的交战。
另外，杜甫在长安找不到出路，为了进入仕途，实现忠君报国的理想，他也曾打算想效仿好友高适入幕从军。如他投诗给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和他的行军司马田梁丘，哪怕他对哥舒翰的穷兵黩武颇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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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权贵献诗的同时，杜甫内心深处也产生了种种困惑，人格自尊与干谒之耻的矛盾、仕途的挫折与出处的选择、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等，都是困扰这位伟大诗人终身的问题。
从这一系列违心之举中，我们能得到的唯一答案就是：杜甫的入仕愿望太过强烈和执著，他迫切地向对方展示自己的能力与价值，表达自己的心声，以求得到认同，这驱使他卑躬屈膝、含辱忍垢、不顾人格尊严、违背儒家教义去奉迎讨好王侯权贵们，欲乞得一官半职。可是这些努力带来的只有失望，直到天宝十四年（755年）秋，杜甫仍旧是一介布衣。
4 对干谒的无奈和反思
一次次的干谒如石沉大海，杜甫不但承受着内心的痛苦，还看到了朝廷的黑暗，官员的腐败与无能。另外，他也看到了普通百姓的痛苦和灾难，因此杜甫的长安期间创作的诗作除了干谒，还有对民生的关注，如《兵车行》、《前出塞九首》、《虢国夫人》、《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詠怀五百字》等都是他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他对现实生活感受的反馈和广大人民遭遇的体会。后者是在献赋后逐渐开始增多的，这说明了杜甫在经历了多年的痛苦磨砺，逐渐向“老杜”发展，诗作也变得有血有泪了，变得充满生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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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杜甫离开长安后，回顾自己干谒的经历非常后悔和厌倦，将近十年的献赋、投诗不惜卑躬屈节、趋炎附势的奉承权贵，与他初来长安的初衷和心高气傲的儒者心态有巨大的反差，他自己感到极大地悲愤。
于是，他在离开长安时，用积郁已久的情绪写下了“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句道出了心中的苦闷。从此，“干谒”之诗在杜诗中消失了。
天宝十三年（754年），杜甫连进《封西岳赋》与《雕赋》，向玄宗表明心迹后，迟迟得不到回音。未料直至一年之后，即天宝十四年（755年）十月，才封他一个河西县尉。杜甫不愿大才小用，拒绝赴任，理由是：“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官定后戏赠》）。后又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也只是一个管理库房门钥得八品以下小官。在得到官职后不久，他复往奉先探视家小，经过骊山时，他想到唐玄宗与杨妃在山上的华清宫尽情享乐，但是百姓却饥寒交迫地挣扎在死亡线上，心中百感交集。等到他回到家里，发现幼子已饿死，更是心如刀割，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写下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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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总结了他困守长安十年的心路历程，并对自己十年求仕生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诗中还写到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也就是说，他一年到头都在为老百姓发愁，每每想到他们的苦难，都叹息苦闷，心里向火烧似的焦急，这与他初入长安“裘马颇清狂”的潇洒恣意截然相反。
长安十年，对于杜甫来说意义非凡，这期间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
杜甫是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成长的，其十三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对青年时期的他影响较大，从小他就树立了振兴家声的远大理想。“学而优则仕”是儒家传统的观念，绝大多数士人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入仕，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奉儒守官”也是杜甫一生的行为准则。而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忠君”。唐代士子多把辅佐君主使之成为尧舜之君作为实际行动中的直接目标。所以，杜甫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作为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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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两次考试失利以及献赋干谒未果后，杜甫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产生了变化。他在自己的诗中也几次自嘲，“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但不论杜甫怎样自嘲，或者他怎样的苦恼自己的现状，也终究没能改变他对儒家思想的坚守。即便是他看透了封建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在他心目中君王的地位也是至高无上的，甚至还忽视了唐玄宗的荒淫误国的行为，一心只为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形象。哪怕在离开长安去奉先时，他还写下“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
因此，杜甫的思想是矛盾的，也是复杂的。“儒冠多误身”并非否定了儒家思想的正确性，而是意识到“忠君”不等同于“爱国”，在“忠君”的同时更要“爱国”，他开始关注民生。
杜甫旅食长安，在穷困潦倒中为了谋生糊口而受尽了苦。生活的贫困、实际社会地位的降落使他更多的接触到了现实实况、了解到了普通民众的悲惨遭遇。《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云：“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杜甫出生于小官僚家庭，这样的家庭背景在封建社会也是有一定的特殊待遇，“既不服兵役，又没有交租纳税的负担。”却还免不了“幼子饥已卒”这样悲惨的遭遇，他意识到平民百姓的日子会更加辛酸，于是对底层人民的生活更感同情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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