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印是官员的身份证明，更是官员权力的象征。古代对官印的保管、使用有一套严格的规定，但是丢失官印的事情也不时发生。
我们来看几则古代官员丢失官印及如何处理的记载，从中我们能窥见古代的官场文化。
古代官印
司马光《资治通鉴》记载，唐敬宗时期，著名宰相裴度丢失相印的事情。
“（宝历二年）二月，丁未，以度为司空、同平章事。度在中书，左右忽白失印，闻者失色。”
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正月，在党争中被外放的名臣被唐敬宗重新启用，回到朝廷再度为相。
裴度回朝前，曾被李逢吉及其党羽编造“绯衣小儿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驱逐”的图谶进行阻挠。好在唐敬宗“虽年少，悉察其诬谤”，没有听信奸臣的谗言，重新启用了裴度。
但是刚拜相不久，裴度正“张宴举乐”，就发生了丢失中书省大印的事情，这无疑会给政敌把柄，难怪“闻者失色”。
唐代“中书省印”
名臣裴度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裴度“饮酒自如”，不急不慢，毫不在意，还告诫大家不要泄露此事，“戒勿言”。
结果如何呢？“顷之，左右白复于故处得印”。“夜半宴酣”之际，左右下属来报告说找到了大印，裴度仍旧不理不睬。
中书省大印丢失了，身为宰相的裴度为何不急呢？
“或问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盗之以印书券耳，急之则投诸水火，缓之则复还故处。’人服其识量。”
原来是裴度深知当时的官场道理，知道相印丢失是中书省的官吏偷偷拿出去盖章去了，若是急着搜捕，偷拿官印的人可能会毁掉官印，官印就再也找不到了。给点时间，他们就会还回官印。
听完裴度的话，大家皆“服其识量”。
名相裴度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北宋名相吕夷简身上。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谈》曾记载吕夷简失印一事。
“一日归自中书，欲发奏牍，令子弟开堂，印莫知所在，家人骇顾，公默然，但命缄扃如故而已。翌日至政事堂用印，印在如故，盖主吏时或窃用，自是防察谨严，奸勿能措。若即暴扬穷治，则非惟贻中外讯笑，而牵连抵罪者亦多矣。”
吕夷简失印这事和裴度极为相似，处理的方式也是类似。不声张，不搜捕，等着盗印的主动还回去。结果吕夷简也受到时人的赞誉，“世皆服公之识度绝人远甚也。”
这样的事宋徽宗时宰相蔡京也遇到过。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录》记载道：
“蔡元长秉政，一日秤匣颇轻，疑之，摇撼无声。吏以白元长，元长曰：“不须启封。今日不用印。”复携以归私第。翌日入省，秤之如常日，开匣则印在焉。或以询元长，元长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仓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则不可复得，徒张皇耳。’”
蔡京遇到的情况几乎就是前辈裴度和吕夷简的翻版，他处理方式和所说的道理也如同一辙。
不过《挥麈录》提到蔡京“验印”的方式倒是给后人留下一段宝贵的记载。
“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后开”，蔡京验印的方法是是“秤匣”，拿秤秤装印的匣子看轻重如何。这一次蔡京秤匣发现印匣轻了便起了疑心，摇晃匣没有听到晃动的声音便知道官印不在里面。蔡京当即决定不“启封”印匣。
裴度、吕夷简、蔡京都是宰相，堂堂一朝宰相都常丢失相印，那一般官员丢失官印的现象也就可想而知了。
裴度等处理相印丢失的方式，透露出一种官场生态环境，那就是有吏员私用相印，如“印书券”，公器私用。
这样的时期也多发生在吏治不良时期。
宋代官吏
官印丢失除了可见吏员私用官印的官场生态环境外，还透露出另一种官场生态环境。
我们不妨看《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的一起北宋官员失印和处理方式的事迹。
“司勋员外郎何洵直特展二年磨勘，以亡失司勋印及告身故也。初，议重责洵直，吕公著曰：‘洵直失本部印诚有罪，若加重责，则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乃因赦宥，量展叙迁岁月而已。”
郎官何洵直丢失了本部官印，宋哲宗“欲重其罪”，执政的吕公著为他开脱，说了一句话。
“若加重责，则自今猾吏皆有以制主司矣。”
这说明有“猾吏”私自盗拿官印来报复要挟主官。
这说明官场的另一种文化：某下属可能悄悄把官印藏起来或毁掉，来报复主官。
吕公著是前面提到的名相吕夷简的儿子，他自然也是深谙官场之道的。何洵直丢失官印被处罚，是因为他的官印没有找到，不像裴度等宰相那样失而复得。这说明他的官印不是被吏员私用的，而是真的丢了。
在吕公著建议下，何洵直最终被“薄其罪”，只是把考核提拔的时间延长而已。
丢失官印无疑大重大过失，何洵直被从轻处罚无疑是幸运的。
但是要论幸运，明代的胡濙绝对是古今第一了。
明代官员像
胡濙曾奉明成祖命令秘密察访建文帝踪迹多年，可见深受皇帝的信任，他历仕六朝，任礼部尚书三十余年，“其荣遇古今所少”。
但是胡濙在此期间，曾“失去本部印者凡三度”，他三次丢失礼部大印。
若是旁人早就被撸职议罪了。但是他毕竟是前朝老臣，明英宗并没有怪罪他，“诏弗问，命改铸”。胡濙第三次丢失官印的时候，明英宗有些生气了，“又失，被劾下狱”，把他投进大牢，好在“未几，印获，复职。”
胡濙三次丢失官印，这里面就能说明一些问题。第三次丢印案告破是“而印偶获，则部吏所盗也”，仍是被手下吏员盗取的，是拿去私用还是故意报复很难说清楚。
与裴度、吕夷简等宰相失印很快就失而复得相比，明代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就悲催很多了。
据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年间，内阁曾丢失了大印。
“文渊阁印一颗，用银铸，玉箸篆文，乃宣宗所赐，止许阁臣用以进奏，不得施于外廷，历世相传珍护，至万历十四年四月廿六夜，忽为何人连箧盗去。大学士申时行等上疏请罪，上命穷追严治，竟杳无踪迹，上不得已重铸以赐，今所用者是也。”
明成祖时，特派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文渊阁遂被称为内阁，内阁制度正式建立。现在“阁臣用以进奏”的文渊阁大印丢失，这事情闹大发了。
申时行像
内阁首辅申时行率领一众内阁成员“上疏请罪”，万历皇帝也下令“穷追严治”，然而“杳无踪迹”，毫无线索，最后不得已重新铸造一枚。
估计这枚大印被人毁掉了。
“当失印时，典籍吴果司其事，仅夺俸两月而已，识者以为罚太轻。”
万历皇帝对这事的处理也有争议，他处罚的太轻了，保管阁印的官员吴果仅仅是被夺俸两个月。
此外，申时行丢失文渊阁印一事，是很值得玩味的。
一般来说，官衙重地，寻常盗贼是很难进入的。官印丢失官印，多是官吏们监守自盗，很少有被盗贼有意盗窃的。
万历十四年文渊阁印丢失，最大的可能仍是阁中书吏所为，可能是万历皇帝“穷追严治”，使得偷印的人索性销毁大印。
古代官印
从裴度、吕夷简等一系列的丢失相印官印的事情中，我们能看到古代的官场文化或官场生态环境。
这其实也就是官和吏的关系角力。
官是长官主官，有身份。吏是衙门里做事的在服役人员，身份上仍旧是百姓。
“铁打衙门流水的官”，官是流动的，而吏则是长期扎根一地，专司一职。
吏熟悉风土人情世故，可以上下其手，营私舞弊，甚至蒙蔽操控主官。
正是深谙这样的官场文化，当裴度、吕夷简、蔡京知道相印丢失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下面的吏员私自拿走相印谋私去了，而不是大肆搜索。
也正是深知这样的官场文化，吕公著为丢失官印的何洵直说情，以防那些猾吏效仿偷藏官印来掣肘、刁难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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