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3—1181年）这段时间是辛弃疾在南宋担任行政长官和军事职务将近二十年的仕宦时期，也是他想实现统一理想，用实际行动和南宋统治集团的主和派顽固势力展开激烈斗争的时期，结果是以被弹劾罢官的失败而告终。这里所谓“封疆大吏”的官衔，其实也仅适用于其中的后半期，前半期他还是在小官闲职中消磨着大好时光。在前半期那些日子里，他无非以鉴判、通判一类的一般辅助行政人员身份，在官场中游览宴会的场合，陪酒写写曲子而已。这哪里是少年英杰所想要过的生龙活虎的战斗生活因此，二十九岁时，在建康赏心亭陪宴的一次集会上，他第一次以“水龙吟”词调唱出了久积内心深处的矛盾。歌词中这样写道：
水龙吟意境
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他看钩（宝剑），拍栏干，无人理会的心事是什么呢？是鄙视那些迷恋小窝，贪图享乐的庸俗官僚，那帮求田问舍，不顾国事的利已主义者，而担心自己会象东晋桓温将军那样北伐未成，年华老去，等闲虚度了足以建功立业的峥嵘岁月。此时他只能孤独寂寞地呆在酒席筵前，对着美酒清歌，黯然无语，谁也没有觉察让红巾翠袖前来为他“英雄泪”。
江南游子意境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二十三岁南下归宋出仕，南宋接连出了几件大事，关系着辛弃疾一生事业的顺逆成败。第一件是他南下那年（1162年）高宗退位，由孝宗接班，朝廷暂时出现了新局面。第二件是孝宗初立，刚遇上采石矶战争的胜利，一时精神兴奋，不顾条件是否成熟，于次年匆匆令张浚北伐，先胜后败，孝宗便由极左转向极右，让主和派领袖汤思退掌了国家大权。第三件是1164年同金国订立了“隆兴和约”，从此两国关系缓和，数十年间主和派长占上风，主战派备受排斥打击。辛弃疾从南下开始到去世的四十四年间，就生活斗争在这样一个主和派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环境里，那些官场中人怎能不冷漠他！
冷漠的意境
尽管现实如此，心怀壮志的辛弃疾却不气馁。在江阴，他是一个九品起码级的签判（签书判官厅公事官员的简称），几乎相当于办公厅的办事科员一类的职务；在建康，也只是个知府行政助理的通判官职，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在商议一路军政大事时，不论就官守或言责都没有他的发言权，唯一的差事就是时常参加大官们的游宴集会，在席间干点写诗词唱和的帮闲事务，象歌伎们一样成为官场交际的点缀品。可是他的官职虽小，爱国热情却很高，利用这种同官僚们诗词唱和的应酬机会，结识了当时的政界名流，如他的顶头上司建康留守使史正志，军马钱粮总理叶衡，以及其他部门的首长，如赵彦端、韩元吉等人。他借填词一面显示自己的志趣才华，同时也向他们进行爱国宣传，鼓励他们认清形势，共同努力来完成北伐统一的壮业。如他给赵彦端写的祝寿词《水调歌头》，就不同于一般的逢迎俗套，而是祝愿他将来有机会回到朝廷，辅助皇帝实现扫清胡虏的计划。
水调歌头之意境
词中说：
闻道清都帝所，欲挽银河仙浪，天际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望飞车。
他用神话的比喻作象征，表达自己的希望和祝愿。在另一首《满江红》词里，又赞扬他的上司史正志说：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又还向，九重深处，玉阶山立。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在词句中，他借用《庄子》鹏鸟展翅高飞的寓言，和以山岳般的坚定，比喻史公的雄才远略，希望他将来一定要象神话里的女娲氏一样，用五色奇石把缺漏的西北天角补起来，也就是鼓励史一朝得势，要去替国家收复北方失地。（这里附带说明，“西北”一词在辛词中曾多次出现，它不一定指方向，而是借用神话“天倾西北”的典故，指代当时整个北方沦陷区。）这是他歌词创作的开始。像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一样，一个爱国志士写出来的歌词，无论是什么题材，它无时无地不唱出主战斗、反妥协的歌声。就在这些官场社交场合里，他结识了不少像韩元吉、叶衡等志同道合的朋友，这对他后来的晋升起了援引推荐作用。
九重深处
在前十年的卑官时期内，他做了三件影响后来晋升的重要工作。即1165年向孝宗上《御戎十论》（即《美芹十论》）；1170年召对延和殿，上《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同年又向宰相虞允文上《九议》。几次上书的内容，虽没有及时被朝廷采纳，却赢得了皇帝和高级官员们对他才能学养的认识，不久便把他从地方闲职调为独当一面执掌实权的父母官滁州知州，从此迈步跨进了封疆大吏的行列。《美芹十论》是辛弃疾在“隆兴和议”以后两年，针对当时朝廷内主和派的失败主义、悲观主义舆论而写出的成熟的恢复统一计划，是非常精彩的政论文章，目的是打击主和派的气焰，坚定主战派的信心。这是他参考了前辈及同时人们的意见，取其建议中有价值部分，然后结合他自己在敌后实地考察所取得对敌人内情的充分了解，提出来的。
辛弃疾
总的精神是无论战还是和都不能处于让敌人摆布的被动地位，抵抗而失败比不战而降要好。所以他对第二次北伐的符离战役是肯定的，认为虽然失败，但足以激励民心，鼓舞斗志。《十论》的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是分析敌国的内情，指出金人并不可怕，理由是：地广而易分，财多而难恃，兵众而易溃；加以人心怀宋，内部矛盾尖锐，如果南宋有计划有准备地进攻，一定能够克敌制胜。后七篇《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是具体提出南宋政府在充实国力，筹划反攻等方面所应采取的措施与步骤。主要论点是：反对“南北定势论”，用以反驳主和派宣传的“吴楚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失败主义谬论。其次是主张抗战，而且强调山东在反攻战略上的重要性。
辛弃疾
他认为由山东可直捣燕京（金人政治中心），再反定中原，极为有利。再次是提出自治图强的策划，其中《久任》一项是针对用人不专的传统积习而发，指出多少名将贤臣无法有较长时间在固定岗位上发挥专长，取得较大的政治建树。《防微》一项，则提出不要歧视起义南归的军民（对此他有切身体验）。除此以外，关于重视水防务的两篇议论，是对当时南宋国防的重要建议。他提出淮河东西地区的战略地位，和依靠民兵巩固两淮防务的具体意见。他驳斥了主和派史浩提出的“两淮可以放弃，只须守住长江”这一谬论。至于上虞允文的《九议》，是辛弃疾怀着殷切希望写出来的北伐计划书，主要论点是：援引项羽北上灭秦的历史事实，痛驳主和派的“南北定势论”，以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论点，批判主和派的“欲终世而讳兵”的失败投降主义，又以收复失地为正义事业，痛斥主和派诬蔑主战派是“为国生事，孤注一掷”的恶毒攻击。
辛弃疾
同时也反对主战派部分人“速战论”的观点，主张要作长期准备。最后这一主张，成为他晚年和韩侂青政见的重要分歧，结果韩北伐惨败，输掉自己的脑袋，证实了辛弃疾多年前的远见。他的建议没有被虞允文接受，主要原因还在于皇帝没有决心，宰相当然不能做主。他却终于因此被虞允文赏识，从而有机会由低级官吏不断上升到封疆大吏的地位。这四篇计划书，贯彻着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中原可以收复，而且必须收复。他相信金人不可怕，和议不可靠，唯一的出路只有备战，决不能采取妥协投降政策。这个计划书还显示出青年辛弃疾的散文写作才能，证明他不单是一个能够填写优美歌词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个作风坚实善写政论的散文作家。刘克庄论他的文章说：“笔势浩荡，智略辐辏，有《权书》、《衡论》之风。”《权书》、《衡论》是北宋散文大家苏写的，有《战国策》纵横议论的文风，并具有以古鉴今指斥时弊的特点，曾在北宋风行一世，这正是辛弃疾写作政论文最好的学习样本。
辛弃疾作词
辛弃疾在官场的后期，确实担任了不少也不小的行政和军事职务。从1172年作滁州知州，到1181年在江西安抚使任内罢官，为期约十年。这时期虽然他已能独当一面，但统治集团对他的态度，是不能不用他，又不肯信任他。问题很清楚，一是他坚持主战的抗金观点，二是他起义南来的“归正人”身份，使南宋政府对他很不放心。他们的手段就是一方面委以重任，同时又不断调遣他的职务，不让他在一个官职上久呆以致无法实现他建军备战的计划，这一点使他感到非常苦恼。反映在词里，如1178年离开江西时写的《鹧鸪天》上片云：
为官时候的辛弃疾
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但将痛饮酬风月，莫放离歌入管弦。
离开湖北时写的《水调歌头》上片云：
折尽武昌柳，挂席上潇湘。二年鱼鸟江上，笑我往来忙。富贵何时休问，离别中年堪恨，憔悴鬓成霜。
好一个“聚散匆匆不偶然”！为什么要“二年历遍楚山川”？又为什么“二年鱼鸟江上，笑我往来忙”？这都可从“不偶然”三字中听出他的弦外之音。他对统治集团的阴谋手段一目了然，感到无比愤慨。因此，在第一首词里，他表示唯有饮酒赏景，连音乐也不爱听了。在第二首词里说得更为坦率，他关心的并非自己官运的升降，而只怨象这样不断地调来调去，把可以建功立业的时光白白耽误了。比这表现得更尖锐突出的，要算同年写的那首名篇《摸鱼儿》词，在词的下片尾声里写道：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忿然警告那些苟安享乐的当权人物，你们因循误国，坐失良机，再欢再美，终归是没有好下场的。
词意境
最后，他甚至把王朝的政治前途比做在烟柳暮色中西沉的落日，比做摇摇欲坠不可凭倚的危栏，矛头径直对准了主和派的后台当朝皇帝赵昚。当然，牢骚尽管发泄，有机会他还得抓紧从事力所能及的安内攘外的备战工作。他在后期的官场职守中，突出的表现有四桩：一是重建滁州，二是平定茶商武装，三是创飞虎营，四是隆兴救荒。下面分作简介。
辛词意境
重建滁州是他执掌实权后的第一次建树，把一个被异族严重破坏又是国防前线的军事重镇重新建设起来。他招抚流亡，豁免人民积欠税款五百八十多万，贷款给人民修建房屋，发展农业，减轻商贩征税，设立招商旅店及繁荣市场，教练民兵，使流散居民相继还乡，远近商人闻风群集，很快就改变了这个城市的面貌。他还修了一座“奠枕楼”，作为人民游览娱乐的处所。当时他曾特写了一首《声声慢》词，描写滁州的建设规模和当时边防安定的情况。词的上片云征尘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可见他在重建滁州的百忙工作中，在战局相对稳定时期，即使在登临游赏时节，始终没忘记要收复“西北神州”。
辛弃疾绘图
在滁州的政务成绩，使统治者认识了辛弃疾特出的才能，觉得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工具。于是，当1175年一支以赖文政为首的茶商武装暴动队伍由湖南侵入江西的时候，当地的官军抵挡不住，受到降级撤职的处分，最后朝廷想到了在滁州的干练能员辛弃疾，特调他来接任，讨捕所谓“茶寇。辛弃疾一方面用多种军事布置把茶商军重重包围，一面用招安劝降办法把头人赖文政诱杀，茶商军从此平定。这次军事上的成功，使辛弃疾更受朝廷重视，除由州一级官职提升到路一级（京西转运判官，专管一路财政钱粮）之外，还加了个“袐阁修撰”的荣誉职称这虽是有名无的虚衔，但却只有科举正途出身的人才能取到。
时代的悲剧
辛弃疾没有经过考试而获此荣誉，说明朝廷当时对他的褒奖和重视。可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应该算是他一生历史中的污点，因为他执行了统治阶级镇压茶商的起义的任务。对一个爱国志士来说，没有把他的军事才能用在反抗异族侵略斗争方面，却成了统治阶级镇压国内人民的工具，这是时代的悲剧。辛本人固然是受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但追索根源，统治阶级应该负主要责任。就在这次提职的事件中，朝廷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主和派认为这次赏赐是过分了，只是因为孝宗对他特别赏识，才坚持把他提升。他由此发现政绩突出固然是好事，而政敌们也越来越多地忌恨他，群起进行攻击，在政治上他是越来越孤立了。
辛弃疾
他感到危险和愤怒，所以在湖北调迁官职时写的《摸鱼儿》词，就有这样的句子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稍后的《满庭芳》词也说：倾国无媒，入宫见妒，古来频损蛾眉。这些话都是有针对性的。他之所以遭人妒忌，表面原因固然是由于他的立功受奖，根本原因还在于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坚持抗金派。宋孝宗对辛弃疾额外加恩提拔，是要利用他的军事才能，继续为朝廷镇压人民的武装起义。果然，1179年朝廷忽然又从湖北调他到农民多次暴动的湖南去，朝廷的意图他当然清楚，无非是叫他再去镇压人民。
农民起义
他的心情极端矛盾反感，可又不能不去，这就是他在临行前别酒宴上写出那首《摸鱼儿》词中所隐含的愤懑情绪，以致不惜把矛头暗中指向最高决策者宋孝宗本人，使孝宗对他也有了看法，埋下日后罢官的祸根。这一次，他有了经验，不再盲目对人民使用武力，而是先作过细的调查研究工作，深入了解湖南人民多次暴动的根本原因通过人民陈述的种种案件，他摸清了情况，明白了这些年此地之所以盗贼蜂起，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不良，法令不能贯彻，以致“贪浊之吏，迫民为盗”，这使他感到朝廷的讨捕政策是错误的。他决定了自己的对策，统治阶级叫他把矛头对准老百姓，而他现在要惩办的却是一大批祸害人民的贪官污吏。不过在开刀之前，他做得比较周密，首先必须争取皇帝对他的信任支持。
宋孝宗
到任后不久，他立即写了《讨盗贼札子》的奏章，文中一方面列举赃官们民为盗的多种事实，指出讨捕政策的不当，一面又说自己在政治上一向孤立，处处小心谨慎，惟恐出错授人以口实，虽有心为民除害，怎奈力不从心，希望皇帝谅解他的苦衷。这时皇帝也意识到湖南局势的严重性，如果长此下去，可能激起更大的暴动。于是在批示中命令辛弃疾：“行其所是，勿惮豪强之吏。”有了这把尚方宝剑，他便放手大干，处决了不少来头大的赃官，为人民平了怨气，社会秩序基本安定下来。同时他又以防盗为名，向朝廷建议建立一支新军，取名叫“飞虎营”。朝廷大臣以周必大为首的主和派非常敏感，极力反对，批评他“轻锐（急躁冒进），但有皇帝和主战派大臣王淮的支持，终于得到批准。他内心的打算，当然是为将来的北伐作好军事准备。
北伐战船
因此他不顾预算超支，大量花钱，抓紧时间，利用五代时期旧兵营的基础建栅造垒，招募了两千步兵，五百骑兵，并备办了充足的战马和铁甲、武器。他在湖南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招来了主和派对他的攻击。他们挑唆皇帝发出御前金牌，命令他马上停止兵营的修建。为了抗金备成的远略，他竟把金牌藏起，催促监办官吏，限一月内完成任务。当时秋雨连绵，工程进度因所需的二十万匹瓦无法及时交货而受到影响，他当机立断，下令除官衙及神庙之外，所有居民每户献瓦两匹，两天不到便如数收齐，使军营按期盖成，然后将既成事实申报上去，皇帝与主和派也只好默认。他创立的这支新军，尽管在当时成为宋朝最精锐的部队，对几十年后的北伐战役也发挥过积极作用，被金人畏惧地称作“虎儿军”，但对辛弃疾本人来说，反而成为他最后被弹劾罢官的有力罪证。
辛弃疾
统治集团对他很不放心，就在新军建成不久，很快就把他调往江西去了。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辛弃疾出众的政治、军事才能，和他勇于创业，敢于负责的无畏精神。朝廷对他暂时容忍，没有立即降罪，并不是他们深明大义、宽宏大量，而是因为江西的隆兴发生严重灾荒，急需他去解决难题。所以，他被提升为江西安抚使。辛弃疾在隆兴实行的救荒措施十分简便干脆，就是在大街上张贴出八个字的安民告示： ＂闭果者配，强籴者斩。”原来，隆兴地区在1180年遭了旱灾，引起粮荒。豪绅大贾囤积居奇，抬高米价，百姓挨饿，到处抢米，社会秩序大乱。他到任摸清情况后，立即贴出这张安民告示。辛弃疾在湖南执法如山的声威早已为人们风闻，命令一下，谁敢不听？既已有粮可买，抢米风潮也就自然平息。
旱灾
他又召开了一个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市民大会，叫推举能者出来，由政府出钱让他们去非灾区买米，运回销售，还本之外，利归个人，限一月内完成任务。结果粮食源源运到，灾荒很快解除。这时隆兴邻近的信州同样受灾，知州谢源明向辛弃疾求援，部属的官员们搞本位主义，表示反对，辛弃疾却认为同是受灾的百姓，不应划分地区，见死不救下令把运回的粮食调拨十分之三去救信州的急难。由此可以看出辛弃疾大公无私的高尚风格。由于救灾有功，他的荣誉职称的官阶又晋升了一级，由宣教郎改为奉议郎，同时发表了委任他两浙西路提典刑狱的公报，准备把他从隆兴调走。然而就在此时，朝廷的谏议官王蔺对他提出了弹劾，他未到新任便被罢官。这一年是1181年，他四十二岁。将近二十年的官场生活，除了捕灭“茶寇”，他的确为国家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连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个干练有为的人。
辛弃疾
可是，在昏暗的南宋朝廷中，由于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异己分子，故越是表现积极，越容易引起政敌们忌恨围攻，排诋打击，非把他拉下马来不可。王蔺提出弹劾，完全是主和派的阴谋，是颠倒是非的政治诬陷。如他们说辛弃疾在湖南任内的罪状是：“奸贪凶暴，虐害田里”，“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而且还“冯凌上司”，又说什么“缔结同类，方广赂遗”等等。不错，辛弃疾在湖南是杀过一批贪官豪绅，在建军方面是花过不少钱，并且为了完成建军大事藏过皇帝的金牌以抵制命令。这一切，谁是谁非，主和派心中有数，辛弃疾也是分外了然的。因为他是为正义而办事，为理想而斗争，明知对自己不利，为了国家和人民，有机会就得干下去。这种精神正是稼轩词产生最根本的基础，最实质的核心。
辛弃疾
在罢官之前，他是早有预感的。他曾劝朋友周孚说：“且痛忍臧否，深知人言可畏。”反映他自己是用怎样大的耐心长期和他的政敌们周旋着。因此，当他刚调湖南要准备大干，就得先在写给皇帝的奏章里坦率地表明自己困难的处境，他说：“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为，杀身不顾。……但臣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出口，而祸不旋踵。”这里一面是向皇帝诉苦，一面也表示自己“事有可为，杀身不顾”的决心。因此，当他一面在放手大干时，一面也在积极准备退路。就在他三次任职的江西，在那信州上饶郡城北一里多路的地方，买下一大块土地，兴建一所大的庄园，作为将来退隐时的定居所在。这所庄园取名叫“带湖新居”。新居落成的时候，他尚未罢官，初去看过一次，写了一首《沁园春》词，表明自己心情的矛盾。词的上片写道：
辛弃疾
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鲙哉？秋江上，看惊弦雁避，骇浪船回。下片最后是这样结束：沈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徊。上片说他之所以想积极退隐，并不是为了要享什么田园清福，然后用秋雁避弦和回船阻浪作隐喻，暗示自是受人排挤谗害不得已而告退的。下片又想到皇帝对自己的爱护提拔，退休未必能得到批准，内心不免感到犹豫。结尾两句，与其说是诗人的天真，不如说是他忠于自己的理想。二十年来他受过多少政敌的打击毁谤，他一直“痛忍臧否”，一心要争取北伐统一理想的实现，非到万不得已决不退出战斗岗位。
北伐
可是到181年年底，他终于以“奸贪凶暴，虐害田里”的罪名，戴着“残黩”、“酷吏”的帽子，被南宋政府撤职罢官。他多年的忧惧变成了现实。只是由于王淮的建议，给了他一个提举冲佑观的名誉职务，领一份干薪，退居养老，以示优待。其实他才四十出头刚进入成熟的中年时期，而昏的南宋政府竟迫使这位爱国志士提前告老了。王淮说，辛弃疾虽然是一个不驯服的人，不过以后还有些用处，不能过分冷淡了他。这建议大概代表着南宋政府中比较公正人士对辛的看法。明白了辛弃疾这将近二十年仕途的艰难处境，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他豪迈雄壮的歌词里，有时会唱出欲言又忍的消极调子。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辛弃疾并鉴赏他的《稼轩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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