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最大四合院群落保护改造区的三眼井胡同西口的墙上，至今挂着一块醒目的路标，上面写着“毛泽东第一次来京居住地旧址 东城区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8号”。在胡同中部，一条向北延伸的胡同口的墙壁上，也嵌着一块中英两种文字的说明牌，介绍吉安所：“以吉安所为中心，西有吉安所右巷（全长233米），东有吉安所左巷（全长187米），北有吉安所北巷（全长152米），形成一个长方形的胡同群。明代这里是司礼监衙门，设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管理。司礼监是内廷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皇城内一切仪礼、刑名、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及关防门禁、催督供应。以后到了清代，司礼监改为吉祥所，为宫眷死后停灵的处所，取吉祥安葬之意。民国初年改称吉安所，西夹道改名吉安所右巷，东夹道改名吉安所左巷，现仍有吉安所部分建筑遗存。吉安所左巷8号是毛主席旧居。”而早在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也曾在此挂过一个牌匾，上边写着非常简单的四行字：“吉安所左巷 北起吉安所北巷，南止三眼井胡同，全长187米，宽3米，民国36年称吉安所左巷。此巷8号为毛泽东故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有这些都说明，吉安所左巷8号即是革命文物地，且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当地居民又记得，前不久胡同两头还张挂过同样中英两种文字的说明牌，介绍三眼井胡同：“胡同全长306米。三眼井胡同清朝属皇城，乾隆时称三眼井胡同，因胡同内有一口三个井眼的井而得名。宣统时称三眼井。后其井因阻碍交通被毁掉。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二眼井并入，改称景山东胡同，1981年复称三眼井胡同。今胡同内61号院，是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又明确指出，三眼井胡同61号院才是革命文物地。只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有关部门又把这个牌匾拆掉了。
毛泽东初次来京所居之地，就此有了两个不同的说法。
三眼井胡同位于东城区景山东街东侧，属老北京皇城范围内，其西侧的吉安所，在清代也叫吉祥所。据《国朝宫史》记载：“吉祥所，凡宫监毙逝，殡于此。”“宫监”与“宫眷”可不是同一等级的人物，“毙逝”与“病逝”也非同一性质的物事，因此这里应是宫中的太监、宫女死后，在下葬之前停放灵柩之处。宫中绝非太监、宫女的养老场所，在他们年高而无法执役时，都会被放出宫。因此真正死在宫中的太监、宫女，不是得了急病重病，就是出了差错而被责罚，甚至“立毙杖下”，景况都很凄惨的。所以这个吉安所并非吉祥之地。
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到北京是在1918年，目的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此行由杨昌济先生所促成。杨先生是湖南长沙板仓县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和德国，是学贯中西的爱国进步学者，此前曾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老师，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很深。而杨昌济也把毛泽东、蔡和森两人视为自己最有才华和必有成就的学生。杨昌济于当年5月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因而举家北迁赴京。当他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之毛泽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因而有了毛泽东的首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于1918年8月19日到京，最初短时间寄居于杨昌济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的寓所。杨先生很快介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以解决生计问题，为了工作的近便，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在距北大红楼不远的三眼井胡同一个小四合院租屋居住，大约住了半年时间，使之成为毛泽东在北京的第一个故居。
毛泽东自己显然对这段时间不长的生活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写到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专门谈到了在此的旧事，他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时，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而还有一些考证和回忆的文字记述说，院内呈长方形，作为正房的北屋共三间，旁连两间耳房，毛泽东等8人租住的房间，就是正房西侧的屋子，面积约有十多平方米，每晚回来，8个人就睡在靠窗所砌的土炕上。据房主讲，这些年轻人都是文化人，待人和气、友善，出来进去都不忘与房主打招呼。
这次来京，虽然毛泽东待的时间并不长，他自己也没有走向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却结识了李大钊先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寻找救中国的革命道路，促使毛泽东向马列主义者转变方面，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眼井胡同61号院和吉安所左巷8号院，现在还都在，基本保持着早年的样貌。吉安所8号院一直是私人住户，李姓房主称祖上从清光绪年间买下此院，至今已五代，一直自家居住，从未对外出租，不知因何被认定为革命文物。而三眼井61号院外的一位王姓长者则说，听过毛泽东早年在此住过的说法，但被传为毛泽东所住的房屋，应该已被住户拆掉重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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