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初唐四杰以年少才高、浪漫气傲的灿烂形象矗立在我国文学史上，杜甫的一首《戏为六绝句》却道出了“初唐四杰”被盛唐人讥笑的情形。
杜甫（761年）写下这首诗时，正处于我国诗歌全盛的时代，而此时四杰中最晚离世的杨烔已去世70年。
一、盛唐人是怎么哂笑“四杰”的？
盛唐人具体怎么“哂”的四杰，诗圣没提及细节，只笼统地说唒的是当时体，唐人这方面的记载也不多见。
倒是杨炯、骆宾王曾有“点鬼簿”、“算博士”的外号。
盛唐时的小说家张鷟曾在《朝野佥载》卷六云：
“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衡）之略谈，陆士衡（机）之所记’、'潘安仁（岳）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
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且论三万六千是，宁知四十九年非”，“三条九陌丽城限，万户千门平旦开”，时人号为'算博士’。
说的是杨烔在写诗文时总是将许多古人的姓名用到诗中，有刻意堆砌、卖弄学问之感，嫌他提及的古人太多，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点鬼簿”；
骆宾王总是用数字为对偶，诗文里的数字太多，被讽刺为“算博士”。
此外，据说裴行俭在选官吏时 ，曾对四杰有过否定之语 ，说:“ (杨 )炯虽有才名，不过令长， 其余华而不实，鲜克全终。”批评四杰在为人上浮躁浅露、华而不实。
二、四杰怎么“轻薄为文”了？
初唐诗史的80年里，诗文风气仍由宫廷文学统治。
这种宫廷文学上接魏晋南北朝130余年的诗风，追求辞藻与格律，绮错婉媚、堆香砌玉，多为声色娱乐的工具。
在贞观诗坛，一代明君唐太宗虽然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但是在文学品味上仍是喜欢前朝那种靡丽华美的齐梁宫体，摆脱不了六朝的靡靡之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四杰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文风必然受到沾染。
杜甫诗中所说的“当时体”，通常被为是齐梁体，因为四杰诗仍有齐梁韵味，尤其是卢骆，他们的长篇歌行辞藻华靡，铺陈到底，极尽藻饰。
例如卢照邻著名的七言歌行《长安古意》：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丈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闻一多高度赞扬这首诗生龙活虎的节奏，觉得它让人“大梦初醒而心花怒放”，但他也承认，卢照邻是“以更有力的宫体诗救宫体诗”。毕竟这首诗极重雕刻藻饰，对偶工整，音律精细，继承了陈隋特点。
也有学者对四杰“当时体”文章进行了具体考证，通过将四杰与六朝、盛唐的文章相比，发现主要的区别在于：
一是文章结构不同。四杰的碑、序等文都喜欢开篇先发一通长篇大论，运用大量典故铺陈事件的重要，甚至脱离实际的神化叙述对象，导致使华而不实。
比如杨炯名篇 《王勃集序》，开头一段用了四百多字，长篇大论地讲了文章的起源及沿革，与文章核心并不相关，体制上仍然受到齐梁文风的影响。
“大矣哉，文之时义也！有天文焉，察时以观其变；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范。历年滋久，递为文质。应运以发其明，因人以通其粹。仲尼既没，游夏光洙泗之风；屈平自沈，唐宋宏汨罗之迹。文、儒於焉异术，词、赋所以殊源。逮秦氏燔书，斯文天丧；汉皇改运，此道不还。贾、马蔚兴，已亏於雅颂；曹、王杰起，更失於风骚。黾勉大猷，未忝前载。洎乎潘、陆奋发，孙、许相因，继之以颜、谢，申之以江、鲍，梁魏群材，周隋众制，或苟求虫篆，未尽力丘坟；或独徇波澜，不寻源於礼乐。……”
二是用典繁密。四杰文章用典之多远超盛唐，也远超齐梁。比如王勃 《晚秋游武担山寺序》:
“若夫虎丘仙镇，吴王殉殁之墟;骊峤崇基，秦帝升遐之宅。虽珠衣玉匣，下贲穷泉 ;而广岫长林，终成胜境。亦有霍将军之大隧，回写祁连;樗里子之孤坟，竟开长乐。岂如武担灵岳，开明故地，蜀夫人之葬迹，任文公之死所。”
武担山是座有名却非常小的土包，但王勃着笔，却先追述春秋，又提及秦汉，发了一通见解后，才说到武担山的传说和今日的游览，绕了非常大大圈子，与文章主干并不相关，确实卖弄学问、故意堆砌之嫌。
再如有人对《杨炯集》进行过统计，这本字数不过十万字的集子，用典却将近一万条，用典繁密、吊书袋的程度让人吃惊。
因此，盛唐人讥笑四杰轻薄为文的“当时体”，主要体现在文章结构的不同和过度用典上与盛唐不同，更多带有齐梁余韵。
三、盛唐人为什么看不起初唐四杰？
盛唐是我国诗歌尤其是格律诗达到全盛的时代，用再多美好的词汇都无法形容出盛唐带给我们中国人的感动和力量。
生活在那个时代是幸运的，尤其是诗人。
那时诗歌诸体皆备，五言、七言、律诗、乐府、古体、歌行，各体繁盛；边塞、山水、田园、怀古、送别、咏物、抒情，内容题材包罗万象；功能上摆脱了六朝偏重诗歌“体物缘情”的倾向，“诗言志”的功能被大力提倡；艺术形式上经过六朝的演变，诗歌既重华彩，讲究'圆美流转“，又重质朴，追求言之有物。
这一时期文人对文学的理解又进了一步，复古革新思潮兴起，提倡“汉魏风骨”,抵制浮靡诗风。
尤其到了盛中唐时代，文学复古思潮占领主导，韩愈、柳宗元两大家在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中一度将骈文挤出文坛。
在盛唐文人对六朝文风的反思中，初唐四杰成为攻击的焦点和目标，因为他们名气最大也最容易挑出诸如长篇大论、堆积典故、华而不实这一类的毛病，因此有些极端的后生以反对四杰来全盘否定六朝文学。
这种批判也反映出文学潮流的变迁。
四、后人如何评价四杰？
后人对四杰还是很推崇，认可他们在扭转诗风上的贡献。
“初唐四杰”虽然没有力挽狂澜，未脱尽六朝余气，但四杰仍有意识地革新浮艳纤弱的文风。正像闻一多先生所说，四杰使诗歌从宫廷走向了市井，反映社会现实和人生，扩大了题材，有强烈的生命意识，风格清丽优美，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功绩不可磨灭。
胡应麟曾说“唐三百年风雅之盛，以四人者为之前导也”，又称王勃是“唐人开山祖”。
就像诗圣所说的，今人哂笑四杰，“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
“初唐四杰”不愧为时代的先驱，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们是唐诗的揭幕人，是唐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
如此分析下来，盛唐人对四杰的讥讽是种后生对前辈巨大名声的不满和不服，也许就像是今天网上也很流行提“舒婷的地位是否被拔高了”一类的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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