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曾国藩、学生李鸿章，这是两人的关系，而晚清历史上整儿八经的两位牛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故事，而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恩怨情仇，希望通过我的文字，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曾国藩、李鸿章。鉴于写两人的文章确实多如牛毛，个人水平业余，还希望诸位看客多批评少拍砖，一块儿还原那一段被历史尘封了的往事。并再次说明，本人写史为的是通俗易懂，难免多了些调侃和打趣，习惯正统教育的各位还要海涵，不是我不敬畏历史，而是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换种方式说历史可能更容易让人接受。废话不说，正式开始！
第一章 有些东西谁碰谁倒霉
第一节 震惊朝廷的教案事件——老曾当了冤大头
热芋头扔了过来
这一年是公元1870年，同治九年。对于曾国藩来说是痛苦的一年。放到现在，年已六十的他早就该退休看孙子了，可曾国藩却不能享受这样的天伦之乐。作为直隶总督的他，勤勤恳恳地在工作岗位上尽着一个臣子的责任。繁重的工作已经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他的健康每况愈下，而且右眼失明了，带来了经常性地眩晕。没办法，曾国藩只好打报告静养一段时间。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也很体谅他的痛苦，同意曾国藩带薪养病。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天津那边却出了大事。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兴建教堂、广收教徒。在天津法国传教士修建了教堂，而且为了向中国民众显示“慈祥、文明”，还开办了“仁慈堂”来接受孤儿以及弃婴。这本是一件好事，但这种作秀的善举，却带来了灾祸。因为当时中国民众排外思想深入人心，所以传教士收养的婴儿很少。为了“增加业务”，传教士们想出来个馊主意——送婴有奖，只要送来婴儿就有物质上的奖励。可这么一弄，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一些无良的坏蛋拐骗婴儿，再将婴儿送往“仁慈堂”获取奖金。更让人疑惑地是“仁慈堂”收养的三四十个婴儿全死掉了。这下各种各样的谣言铺天盖地而来，有的说是法国传教士指使人去拐骗婴儿，还有的说传教士把婴儿弄死了，更邪乎的说传教士挖了婴儿的眼睛、心脏做迷药。谣言就是这样，越传越离谱，但就是这样离谱，老百姓还是相信，因为他们确实从心里恨这些在自己家门口为非作歹的长毛鬼子。
官府可不能坐视不管，于是行动起来抓人贩子。6月18日抓获了一个拐犯武兰珍，他供述了在天主教堂王三的指示下迷拐婴儿的犯罪事实。得知此事，民怨蓄势待发。当时在天津分管洋务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见了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双方对质。到了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押着武兰珍去教堂对证。虽然证实并没有挖眼剖心的事情，但聚集而来的群众的情绪很不稳定。看到王三出来了，就拿砖头砸这个他们眼中的汉奸，顺带着还把教堂的玻璃砸破了。法国领事丰大业知道了，就拿着枪气势汹汹地跑到崇厚的衙门要求给个说法。崇厚劝了半天也没让丰大业消气，丰大业放了枪，崇厚立即吓得逃跑了。这还没完，丰大业还真是“疯大爷”，等知县刘杰来到衙门，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连放数枪。幸好刘杰命大，自己没伤到，反而是手下伤了。当官的拿洋人不敢怎么样，可老百姓却不怕。看着丰大业这么嚣张，大家一窝蜂地冲上去，把这位领事打死了，群体性事件引发了血案。事情还没结束，打死了法国领事引发了仇洋的导火索，老百姓的怨恨得到了彻底地释放，这下洋人倒霉了。老百姓自发形成了组织，冲着教堂和洋人卯足了劲儿，天津全城一片混乱。混乱过后的结果是，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被焚毁，二十个外国人被打死，还有几十个信天主教的中国教民被杀，而祸及池鱼英美俄等国都有人员和财产损失，这就是轰动内外的“天津教案”。
这次明显是洋人吃了亏，他们岂能善罢甘休。法国联合英、美、比、俄、普、西等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并集结军舰示威。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知道事态严重了，立即下诏让曾国藩去处理，他是直隶总督，他不去还能谁去。不过在上谕中倒是很“客气”，只要曾国藩身体行就去，他们也知道曾国藩还在休病假。
接到圣旨，曾国藩犹豫不决。这个事情不得不让他回想到三年前。三年前，同治六年，当时还是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就遇到了教案这种棘手的事情。事情的起因与天津教案极其相似，而发生的地点在扬州。扬州也有一个法国传教士开的“育婴堂”，而送去的婴儿接二连三地死亡，引起了公愤。虽然事后查明婴儿的死亡是中国乳娘虐待所致，但扬州的百姓还是把这笔账算在了洋人身上。8月22日终于爆发了暴动，传教士被胖揍了一顿，育婴堂被关闭，英国的教堂被烧毁，和天津教案相比，只是差没死洋人。但英国却不是好惹的，立即由领事麦华陀带领着英国士兵来到扬州，意思很明确，不妥善处理，大英帝国就不答应。
事件推到了曾国藩这里，地方上最大的领导来处理是理所应当的。其实曾国藩已经接到调令，去当直隶总督。他本可以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扔给下一届两江总督马新贻，但马新贻还没到，拖不是办法，曾国藩硬着头皮上了，而北京方面的意见也是让他处理完了再上新任。
曾国藩开始和英国人较量，他并没有一味的退让，在国家外交这种事情上，必须软硬兼施，而英国人却趾高气昂。麦华陀来到总督府和曾国藩谈判，本来麦华陀还以为自提什么条件都能满足呢，可曾国藩与他据理力争，弄得双方不欢而散。英国人向北京方面施压，进而向曾国藩施压，而且还把军舰开到南京，利用武力恐吓。曾国藩心中很纠结，他既想维护国家的主权，又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交恶洋人。于是他只好采取了一种比较偏软的方法，这真是为难了他，本就无力和列强抗衡，又哪来谈判的资本呢？扬州教案一直拖了三个月才处理完。曾国藩基本上满足了英国提出的条件：扬州知府、知县革职；被损财物按价赔偿；教堂前树石碑，说明政府保护西方传教。唯一曾国藩争取免除的就是没有再过多的追究肇事者的责任，总算是保护了百姓。可对于曾国藩的处理，全国却是一片责难之声，骂他是卖国贼，严重损害了他在朝中的形象和声望。曾国藩有口难辩，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碰到谁倒霉。
而现在曾国藩又再一次遇到这样的倒霉事，天津教案可要比扬州教案难处理的多，死了人影响还这么大。只要是有点儿常识的人一定能看出天津教案就是个无解的难题，按照洋人的要求去做吧，一定会被世人唾骂，而要是采取强硬态度呢？结果只能是再开战事。扬州教案的阴影还在曾国藩脑子里，这次是不是还要去碰这个霉头呢？曾国藩一定很矛盾，这种摆明了成为罪人的事情，他肯定看得很清楚，轻重利害不得不想。但如果他不去呢？也可能行，称病不去就是，毕竟他有病这是众所周知的。曾国藩最后还是决定去碰一下这个霉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忠君是曾国藩一直以来的处世信念，国家有难，作为国家依仗的重臣怎能袖手旁观？曾国藩去了，不光买好了楠木棺材，还给儿子曾纪泽写了一封家书。与其说这是家书，还不如说这是遗嘱，一千多字交代了自己的后事以及教导儿子处世的道理。从这可以看出，曾国藩这次去天津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想法，可谓是用心良苦。
7月8日（阴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来到了天津，和他一起处理天津教案的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崇厚与洋人打交道比较多，面对恶如豺狼的洋人，他就是一只小绵羊，说什么听什么。而他也影响到了曾国藩，毕竟曾国藩还是接触洋人少。本来曾国藩还想和洋人争论一番，可在听取了崇厚的意见后，他决定先稳定局面。一则《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张贴出来了，这是曾国藩稳定局面的第一步，而这一步却让人心寒。因为告示主要是责怪天津百姓太冲动，造成了这样混乱的情况。第二步就是听从崇厚的建议，将津道台周家勋、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撤职，这一步是在追究官员的责任。这两步措施后的结果是全国上下对曾国藩口诛笔伐，一下子把他打入了“汉奸”的范畴里。曾国藩很清楚这样做，一定会失去天津的民心，但他又不得不这么做，除了崇厚的原因，他更看到了洋人背后的武力威胁，如果不让洋人满意，可能后果更为严重。为了进一步平息事态，曾国藩还把自己的嫡系部队刘铭传部调来，准备随时应对民众的突发情况。
接下来，曾国藩开始了第三步，前两步都是做给外界看的，第三步才是关键，那就是查清事件的前因后果。经过十多天的调查，曾国藩终于写了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查明的事实和导致这次事件多方面原因：
第一、当事人王三的口供有问题，自己反复翻供，是否是传教士指使没有证据；
第二、询问了在仁慈堂的儿童一百五十余名，都是自愿的，不是被拐来的，挖眼剖心纯属谣传；
第三、教堂、仁慈堂有地窖，都是外地工匠来修造的，天津百姓认为里面有猫腻，实地查看后只是放煤用的；
第四、有人进入仁慈堂后不愿出来，大家就以为里面有迷惑人的药；
第五、仁慈堂收将死的人，传教士会给死者洗礼，百姓看到人进去却不见不出来，以为被杀；
第六、仁慈堂的房间很多，一些亲属进去了很长时间见不了面；
第七、仁慈堂内死亡的人数不少，掩埋是晚上，有时一个棺材放两三具尸体，而且尸体的死亡状况与平时死亡不同。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曾国藩调查事件确实费了很多心血，不放过细节问题，从侧面说明他对此事的谨慎态度。而综合起来看，曾国藩的调查报告，基本上将引发骚乱的归咎于民众的无知和百姓、洋人之间的误解，从而为下一步处理做了结论。
到底实情真如曾国藩所奏呢？这一点儿我们只能相信官方的说法。但曾国藩恰恰遗漏了法国领事丰大业先开枪这个事实，如果没有他一意孤行的采取挑衅行为，天津教案可能也不会发生。曾国藩为什么没有将这个情节写上，我们不得而知，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就是写上也无法改变事件的性质。
查明的案件情况，第四步就是抓人，抓“骚乱分子”，这个事情比较麻烦。事件没有前期预谋，属于民众自发而起的，没有明确的组织者，而且场面非常混乱，谁动的手谁打的人，都是一笔糊涂账。而这时，法国方面也跳出来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一共提了四点要求：重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罚凶手。表面上看来这四个条件提得还不算是过分，但其中最难办的就是后面两条。法国要求处理天津官员，不是什么引咎辞职或者关进大牢，而是要将天津府县的官员杀头抵命。这让曾国藩非常地难以接受，别说是他，就是北京也不同意这个要求。虽然说天津的官员有失职的地方，但毕竟这个事情与他们的处置关系不大，所以杀了他们显然是处理过重。而在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也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行为。漫天遍地的指责确实让他冷静了许多、看清楚了很多。刚到天津他有点儿两眼一抹黑的感觉，工作思路基本按照崇厚的思路去走。可几步下来，曾国藩从国家功臣一下子变成了国家罪人，而这些步骤不全是曾国藩一人所为，但他是主事的头头，所以不管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还是个人意志的反应，曾国藩都要成为第一个被唾骂的人，崇厚反而能置身事外，这样的处境让曾国藩不得不考虑改变工作思路。对付洋人看来只是一味的顺从是不行的，别说洋人得寸进尺，就是达到他们满意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于是曾国藩逐渐改变了和洋人谈判的策略，硬软兼施，特别是在处理官员的问题上和洋人争锋相对。你不是说要杀吗？那就给个杀的理由。洋人说天津官员和百姓是一个鼻子孔出气，所以他们要为事件负责。曾国藩告诉他们官员们已经就地免职送去刑部治罪了，而杀人偿命是应该的，可官员们没有动手杀洋人，甚至差点儿自己被洋人杀了，这笔账怎么算？这下洋人没话说了。是啊，官员们没有参与，罪不至死啊，洋人也明白这点儿，但他们却不承认，非咬着要杀了这些官员，于是曾国藩和洋人的谈判不欢而散。
法国公使罗淑亚一看曾国藩的态度很强硬，只好寻求上层施压。他立即向清政府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发去最后通牒，如果不讲天津官员砍头示众，那就撤回使馆和侨民，剩下的交给法国的海军司令处理。这摆明了又拿出武力威胁这招儿，不杀就开打。曾国藩知道法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立即向北京写了详细的报告，重点上报了自己对天津官员的态度，杀是不能杀，免职属于正常的处罚。北京也很反感法国这种不依不饶、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嚣张，不同意他们提出的要求。按说事情要这样发展下去，可能还真会发生比较严重的后果。可就在这时候，法国后院起火了，法国和普鲁士打起来了，老牌势力和新兴势力之间一次激烈的碰撞。但战争的发展向着不利于法国的方向发展，法国的主要精力放在国内，这个远在东方的外交事件显然变得微不足道，而曾国藩还不知道。法国人又回到了谈判桌边，接着谈吧，开战这个筹码已经失去了，那就不能这么牛气哄哄了。最后，法国人还是服软了，不杀不杀吧，那总要有个交代吧。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遣戌黑龙江，也就是被流放到恶劣之地服役。清政府并没有听从曾国藩的建议，而是选择了一个比较重的刑罚，可能是为了平息法国人的怨气吧。曾国藩却对这个处理感到了失望，本来治罪这几个官员他就心有不安，又处以这么重的刑罚，这让曾国藩更加觉得亏欠了他们。曾国藩筹措了两万两白银用作给几个人赎刑的费用，这样他才稍微心安了一些。从这里看出来，曾国藩的内心是多么的矛盾，怎么做能让事件妥善处理真是个费脑子的事情。
官员的脑袋保住了，但事情还没完呢，洋人还在那里等着呢。官员不杀也就罢了，总要杀几个凶手吧。曾国藩清楚不拿出几个人头让洋人看看，这事准没完。而清政府也在催促曾国藩尽快抓获嫌犯以消除与洋人的紧张关系，于是曾国藩开始在天津城里抓人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抓人的难度可想而知，但不抓也不行，抓多了也不行，应该说参与这次事件的老百姓数量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都抓了显然是不可能。曾国藩想了个办法，那就先抓些挡挡。衙门里捕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抓了十一个人。可区区十来个人怎能让洋人满意，别说洋人，连皇帝都不满意。在官员的处置上，洋人让步了，但对肇事者的处置可不能再让洋人下不来台。再说抓的都是百姓，多抓点儿，甚至多杀点儿，对于朝廷来说真是无足轻重，多点儿反而更好交代。这就是当时统治者的想法，草民还不如草，杀了没人同情。就这样，北京指示这样的数量不够，应加大抓捕的力度。曾国藩处于两难的境地，抓还是不抓不是问题，抓多少才是问题。别看曾国藩有“曾剃头”的恶名，那是对付农民起义，而面对无辜的民众，他下不了狠手。事已至此，曾国藩只有痛下狠手，继续抓。在他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就透露抓了大约八十多人，而其中认罪可杀的不过七八人，而其他的都没有证据证明有罪，不好处理。可见当时曾国藩心情是多么的复杂，他明知道抓了一些无辜的人，但自己又要违心地处理他们。
到了当年的中秋节前，曾国藩终于向北京汇报了对于人犯的处理结果:“应正法七八人，应治罪二十余人。”但汇报上去了，北京还是觉得处理得太轻，主要是杀的人还少，很难让洋人满意，责令曾国藩“赶紧勒限严拿”。曾国藩感到实在不能增加数量，他左右为难，只好采取拖延的方法，找理由把时间拖后。从发案到现在已经过了三个月，曾国藩迟迟没有新动作。
不干那就换人吧
曾国藩的拖延战术，还是惹怒了上层，不是想不干吗？那就挪地方换人，而正好这时候南方又出大事情了。接任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杀了。事情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马新贻到总督府西边的校场检阅练兵情况。检阅完了就步行回府，当时还有几个手下。走在后院门口，从人群里蹿出一个人，拿着匕首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第二天马新贻不治而死，而凶手自称叫张汶祥，当场被抓。堂堂两江总督，权位在直隶总督之下、手握大清财政命脉，竟然被人当街被杀，这可够耸人听闻的。清政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让曾国藩走人，曾国藩复任两江总督，兼办这起刺马案，而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的不是别人，这人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和曾国藩渊源可算是不浅，他是曾国藩的学生、幕僚、同事，两人的关系非常的微妙。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我们将在后面一一为大家展开，现在我们先从天津教案说起。当时李鸿章的身份是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还有一个太子太保的头衔。可以说李鸿章已经跻身高层的范围内，但还不是权力核心人物。而天津教案发生时，李鸿章正在剿匪，他可是眼光六路、耳听八方，教案这种重大的事件，怎么能逃过他的耳朵。而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也多次给李鸿章去信听取他的意见。李鸿章没有一点儿置身之外的意思，在他看来老师这次去前途未卜，为了能帮助老师妥善处理，他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李鸿章在复曾国藩的书信中就明确指出“有杀毙领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而解决的方法在“中国立意不与开衅”的前提下“拿犯、赔银”即可。“参用痞子手段不宜轻以一死塞责”这句在李鸿章与曾国藩书信里的话，说明了李鸿章的处理方式。不管洋人怎么着，就玩油滑的，不说可也不说不可，静观事态发展，再做决断。这也表现了李鸿章混迹官场的一贯作风——痞子工作法。别看名字不好听，但是效果还算可以。像泥鳅一样浑身溜滑，想抓住那叫一个难。
可曾国藩并没有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他不是油滑的人，是个老实人，这是两人之间最大的区别。曾国藩认实，而李鸿章务实，虽然都是“实”，但实的含义却差别很大。曾国藩的“实”是事实、道理的实，李鸿章的“实”是实效、效果的实。曾国藩满脑子里都是儒家的正统思想，李鸿章却少了这些束缚，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可在天津教案事情上，曾国藩的实在让他进退两难。而对于这样尴尬的处境，曾国藩选择了有意避退，他也看出来了清政府对他工作能力的质疑，随即他上奏身体状况差强人意，要求另外选人处理天津教案。确实这样大的压力让曾国藩越发无法忍受，眩晕、呕吐成为了常事。正好清政府方面想换人呢，这下有了充分的理由，那就换人吧。李鸿章成为了接任者的不二人选，很快他收到了转任直隶总督的上谕，而曾国藩去干原来干过的两江总督。这个安排很合适，反正两江总督死了，正好没人接替，再说曾国藩对两江地区比较熟悉，去那里是个好选择。安排李鸿章去也合情合理，他和洋人打交道也不少，只能寄希望于他拿出点儿真办法来。
而接到去往天津的任命后，李鸿章的行动很快，不是抓紧去天津接手曾国藩处理事件，而是先去了保定，直隶总督府的所在，先占了位置再说。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李鸿章并没有急于去接这个热芋头，看到老师曾国藩为了这事那叫一个为难，他也心有余悸，静观其变。他又很聪明地以身体有恙等理由，上疏让曾国藩先行处理完天津人犯后，自己再前往天津。清政府也同意了李鸿章的请示，让曾国藩继续在天津处理未完的事宜。
倍受煎熬的曾国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如果说他以病请辞，那是他想脱身事外的话，而朝廷真的将他调任了，他反而觉得皇帝对他产生了不信任。这对于“一心忠君”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最可怕的。他狠下心，杀，在这种情景下，心软就会毁掉自己。于是曾国藩重新开始了抓人，又有数十名无辜的群众被当做暴徒送进了监牢。随后，曾国藩向朝廷启奏，第一批准备正法15人、军流徒刑21人，还有几名嫌犯稍后查明再做处理。北京方面对曾国藩的奏章表示了满意，并敦促尽快结案。
等第一波的人犯有了结果，李鸿章也来到了天津。当然他来天津首先还是要拜会一下曾国藩，一是尽师生情谊，二来与曾国藩交换意见。两人见面不得不讨论起对洋人态度的问题上。曾国藩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鸿章回答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痞子态度”，曾国藩也依旧对他的处理方式不屑一顾，怒道：“那痞子腔怎么用，你倒是给我看看。”看到老师和自己的意见相左，李鸿章自然没有让曾国藩难堪，用“我只是随便说说”来搪塞曾国藩。曾国藩继续教导李鸿章说既然洋人也将处事的基本原则，那就要诚心待人，如果用虚张声势的方法，只能是中看不中用，还不如踏踏实实和洋人交往，这样的结果可能更好。曾国藩的教导当时李鸿章不认为是好主意，所以他心里对“痞子态度”没有改变，他自有自己的想法。这是曾国藩和李鸿章最后一次在重大国事中的交集，而两人不同的处理方式再次说明了他们之间的不同。不过这次的谈话对李鸿章的影响还是久远，别看当时李鸿章好像有点儿不服气，但后来他也认识到与洋人坦诚相待这个原则是正确的。多年后，连李鸿章自己都说“不知我办了一辈子的洋务，没有闹出乱子，都是老师一言指示之力”。而“一言指示之力”就是指的曾国藩“诚对”原则的体现。为了践行曾国藩的原则，李鸿章总结出 “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收大效的时候”的结论。所以说曾国藩对李鸿章后期外交打下了一个正确的基调。
放下后话不说，继续讲天津教案。在公布处理意见后，洋人们又开始抗议了，他们给清政府发去联合照会，还是觉得处理的太轻。朝廷只好再次责令曾国藩加大处理力度。曾国藩既然已经当了“卖国贼”，那就只能一路走到黑。很快，第二批被处理的名单报了上去，正法5人，军徒25人。两次加起来共判死刑20人、充军流放25人。除了惩治人犯、惩罚官员外，还有两条，那就是赔款、道歉。当然杀了人、烧了屋，经济赔偿是应该的，赔偿费加抚恤金一共50万两，还派崇厚为专使向法国赔礼道歉。这就是曾国藩对整个天津教案的处理意见。而这个意见一出，全国哗然，曾国藩被推到了风头浪尖，对他的谩骂声此起彼伏，甚至有点儿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架势。京师的湖南同乡们把曾国藩作为湖南人的耻辱，将会馆中曾国藩的官爵匾额悉数砸坏，甚至将他的名籍取消，不承认他是湖南人。官员们也是群情激昂，特别是以醇贤亲王奕譞（光绪帝的父亲）为首的众大臣纷纷表示对曾国藩的不齿，这些人包括李鸿藻（注意，这人和李鸿章没关系，而且是一对死掐的冤家）、翁同龢（光绪帝的老师）等人。他们对曾国藩这种卖国的行径一直表示愤慨，而他们主张与洋人拼争到底，乃至血战不止。曾国藩确实倒霉，天津教案绝对是一个毁人的大坑，谁跳进去谁就惹一身脏。爱国是正确的，可爱国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难道曾国藩就想这样受洋人欺负，他一定不想，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和洋人谈不好那就打仗，就大清剩下的那点儿家底儿，还不够塞牙缝的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奕譞等人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如果让他们和曾国藩换换，估计也很难拿出来一个万全之策。曾国藩背负着历史罪人的大山，离开了天津，天津这个地方对他来说真是一个不祥的地方，他一定不想再回到这个伤心的地方，而剩下的事情就扔给了李鸿章。
曾国藩离开了，李鸿章还在，后续的扫尾工作还需要他来完成。其实李鸿章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因为处理意见已经得到了双方的认可，他可以做的就是在细节上再讨价还价。李鸿章外交能力堪称大清末年最强的，无怪乎他执政后期外国人视他为“无冕之王”。 法国已经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处理教案事件也是能快则快，李鸿章抓住这个机会，通过他的斡旋下，俄国人松口了，只要求经济赔偿，却并不要求抵人命，这样，死刑犯的数量从20名减为16名，还是捡回了几条中国人的命。而在对犯人行刑的时候，李鸿章的“痞子工作法”得到了充分地施展。他偷偷派人将原来收监在牢的16个死刑犯弄了出来，顶替了被判死刑的人。这招儿可是够绝的，反正洋人也不知道是判得哪几个人死刑，只要是砍了头就交差。别看这些都是些“小动作”，可给李鸿章带来了不错的口碑。政治上耍点儿小聪明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但要看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从天津教案这个事情上，李鸿章对使用政治小伎俩很是在行。首先，他在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后，并没有急于去往天津，就是知道自己如果去的太早，势必自己要接烂摊子，所以他就推给了曾国藩。曾国藩已经名声坏了，那没办法，只有他做出了结果，而自己只承担执行者的角色，会被骂的少些。其次，国人已经出离愤怒了，那来点儿能鼓舞人心的事情，比如说少杀了人，那就能得到国人的一致赞扬。不得不说，李鸿章的小算盘打的那叫一个精，只是苦了曾国藩。
第二节 曾国藩之死
总督很难当
曾国藩灰头土脸地从天津来到了北京，而这时候的曾国藩已经心身疲惫。虽然远离了天津教案，但刺马案还等着他，曾国藩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迷茫，更揣摩不出慈禧太后对自己看法。特别是他请辞两江总督被否后，他更感到迷茫，于是他要见见这位掌握中国大权的女人。当他觐见慈禧后，两人的交谈还算愉快，总起来围绕天津教案、刺马案。而当年正好赶上他六十大寿，朝廷也很给他面子。赐他御书“勋高柱石”匾额，赏赐玉如意、蟒袍等物以示恩宠。而生日当天，还是有部分京官和湖南老乡在湖广会馆为他举办了盛大的生日party。这些都让曾国藩获得了暂时的放松，至少摆脱了天津教案的阴影。十月初一，同治帝宴请众大臣，曾国藩也在受邀之列。几天后慈禧太后又召见了曾国藩，交待了江南的应作之事。可以说在北京滞留的时间，算是曾国藩难得清闲的时候。但毕竟还要去两江。在京呆了二十天后，曾国藩终于起身去往江宁。
这时候的李鸿章正在干什么呢？他现在的身份是直隶总督，他还有了一个另外的身份——北洋通商大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去法国赔礼道歉了，再加之三口通商大臣这个职位与直隶总督的很多权力相互重叠，索性朝廷就把三口通商大臣这个职位改成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也顺其自然的兼任了这个职务。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倒也算是托了弟弟的福，接任了弟弟的湖广总督，而李鸿章的权臣之路才刚刚开始。天津教案总算是处理完了，可李鸿章并没有放松下来，既然干上了这么重要的职位，那可要好好表现一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吏制、水利、洋务、练兵等等样样看起来都不轻松，李鸿章深感责任之重大。而他也不忘向曾国藩写信诉说一下自己的苦闷。比如说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上就写道：“每日见客似太烦劳，日久事熟当可从减。前请筱岚来助，因此间洋务幕吏无一解事者，函牍奏咨，必须亲制，殊为窘苦。”大体意思就是事情比较多，只好请人来帮忙，可见初当直隶总督的李鸿章还是有点儿应接不暇。可屋漏偏逢连夜雨，水患之灾在直隶境内弥漫，永定河决口了，李鸿章的首要任务成为了救灾。
因为在曾国藩当总督的时期，他就把治理永定河作为一项的大事来抓。在曾国藩上任的第一年，也就是同治七年（1868年）永定河就决堤，这样曾国藩忧心忡忡。于是他亲自勘察河道，获取了第一手的资料。在第二年他就上书指出永定河的问题主要是淤泥累计所致，提出分阶段对河道内的淤泥采取分时分段清理、增加引河的方案，他还向户部要求增拨治河的费用。朝廷对曾国藩的治河之策表示赞同，并拨款进行整治。曾国藩也亲力亲为，加大督促力度，杜绝偷工减料，确保工程质量。在他的努力下，很快永定河的初步治理工程完毕，他还亲自到工程现场进行验收。但好景不长，永定河再次决口，这让曾国藩猝不及防。幸好这次决口不是新修的工程，而是原来未整修的地方，受灾面积不大。最终在免去了几个官员后， 曾国藩自己并没有受到影响。但河务关系重大，所以曾国藩不能来得半点马虎，他继续对永定河进行治理。至同治八年（1869年）11月，整个永定河工程全部告竣，曾国藩依旧亲自到现场验收，并向朝廷上了一个《永定河北四下汛合龙全河通畅折》，这宣告曾国藩对永定河的治理告一段落。
虽然曾国藩对于治理永定河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但水患之灾只能是暂时性的得到了解决，李鸿章却偏偏赶上了永定河的再次肆虐。李鸿章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直言：“本年津河数郡水灾与嘉庆六年（已近七十年）相当。其时库帑充足，赈恤至百数十万，次年春夏尚有巨资接济，目今局面，断难援照。户部七月二十七日力陈匮乏宜求节省一折，不准各衙门率行奏拨巨款。”从上面的话可以看出来，这次洪灾可谓是几十年一遇，而赈灾的钱款很不到位，所以这让李鸿章犯了难。此时曾国藩的身体很不乐观，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还是为李鸿章出谋划策，激励他想方设法解决当前的困难。李鸿章只好打起精神，东拼西凑了几十万两白银作为救灾之款，以解燃眉之急。
别看曾国藩帮助李鸿章，说实话他的处境也不比李鸿章强到哪里去。自他再度担任两江总督后，他的心志已经被折磨地差不多了。为了顾全大局，他背负了骂名，这对他的打击是巨大的，而面对审理刺马案，这又是一道坎。曾国藩也变得“油滑”起来，不想再因为这种难处理的事情，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烦恼，他在北京磨磨唧唧地不想赴任，和这个原因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朝廷已经增派刑部尚书郑敦谨调查案件，这正好解脱了曾国藩，他决定先让郑敦谨去，自己慢慢等调查结果出来，自己再进行下一步。等到曾国藩正式到任两江总督时，刺马案的事情基本上有了眉目。经过讯问嫌犯马玟祥，得到了一个让人咋舌的故事。马玟祥自称与马新贻、曹二都是绿林人士，结拜成兄弟，后来马新贻平步青云当了大官，他看到曹二的老婆很漂亮就和她私通。可私通这事情毕竟不是光明正大的事情，更要命的是曹二知道了。马新贻就一不做二不休，给曹二扣了顶通捻匪的罪名把他杀了。马玟祥得知此事，就发誓要为好友报仇，于是就发生了这起震惊全国的高官被刺案。讯问的结果报到藩司梅启照那里，这种涉及“作风问题”的供述，实在让梅启照很难交差，就责人继续讯问。老虎凳辣椒水用完了，马玟祥还是坚持自己的供词。没办法，梅启照只好以“江浙海盗挟仇报复”下了定论。曾国藩这下轻松了，下属都定了性了，自己就按照“实情”办理就是了。而郑敦谨佩服马玟祥的义气，想减轻他的刑罚。曾国藩没有同意，估计他考虑如果以案件真实面目上报必然影响整个大清官员的形象，与其被人嗤笑，还不如早早结案完事。很快，曾国藩前后上报了名为《复审凶犯行刺马新贻缘由》、《复审马新贻被刺一案犯供无主主使实情片》的两个折子。第一个折子为大家绘声绘色了一个从太平军到海盗再到杀人凶手的离奇故事，而第二个折子则是解释了一些对于案件的质疑。具体里面是什么样的故事，限于篇幅所致，请有兴趣的读者自行查阅。而由于官方的闪烁其词和扑朔迷离的情节，导致小道消息满天飞，这件“刺马案” 与“杨乃武与小白菜”、“名伶杨月楼案” “太原案”被列为“清末四大奇案”，足见此案的诡异。曾国藩也看到了这件事情拖下去会越闹越大，抢先按“罪大恶极”将马玟祥凌迟处死，并在马新贻灵柩前摘马玟祥的心作为祭奠，此案总算是有了结尾。而曾国藩在此案中，可以说粗疏含混，很不像他原来那样兢兢业业的样子。可能是天津教案的阴影太重吧，也可能时李鸿章“痞子腔”的影响吧，总起来曾国藩对待敏感事件的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什么这样可能只有曾国藩自己一个人知道。
世上再没曾国藩
刺马案就稀里糊涂地过去了，曾国藩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孱弱，但他还是强打着精神履行着自己的职责，练兵、整吏都是他需要去做的事情。而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在纷扰的政事中也不忘向老师曾国藩写写信相互交流一下对方的想法。李鸿章这时与曾国藩的书信来往比较频繁，多是讲述直隶辖区发生的事情，附上自己对事情的处理意见，希望曾国藩能多给自己一些建议。而曾国藩也尽心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为自己的学生排忧解难。这时李鸿章已经五十岁，曾国藩六十二岁。对于这个年纪的两人更多的是相互地理解和体谅，经历的太多反而感到了友情、师生情的难能可贵。在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给曾国藩写去了回信，回信中他深感：“鸿章精力不足，文文武将佐亦少坚贞耐苦之人，设有缓急，将若之何？吾师以天下为任，曾预筹及否？”说出了他已心存疲惫，寄希望于曾国藩为自己指点方向。可没想到，这竟然成为他与曾国藩最后一封书信。
二月初二，曾国藩正在处理公事，突然发病了，手颤不止，想说话却说不出来，他只好立即停下手头的工作，回房修养。二月初四，曾国藩稍感病情好转。中午吃完饭由儿子曾纪泽扶着在家中花园中散步，与曾纪泽拉家常。而一阵大风吹过，曾国藩连呼“脚麻”，曾纪泽立即搀扶父亲回屋。这时曾国藩已经抽搐，不能说话。虽然不能说话，但曾国藩还是手指遗嘱让儿子念给自己听。端坐了三刻，曾国藩与世长辞。而在他去世的时候，金陵城下起了小雨，阴沉的吓人。突然在天西南出现了红光，大家以为是着火了，却找不到火源，很久之后红光自行散去。这就是对曾国藩去世时的记载，一代风云人物就此结束了他传奇的一生。
对于曾国藩的突然辞世，全国上下一片惋惜之声，这位拯救大清于一线的功臣，他的死是整个中国的损失。朝廷给予曾国藩身后之事无上的荣耀，辍朝三日以示哀悼。而且特颁布上谕追赠曾国藩为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加恩予谥“文正”，入祀北京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以示表彰，其子曾纪泽世袭一等侯爵之位。不说别的，只谥号“文正”一个，足见朝廷对曾国藩的评价有多高。自宋朝以来，“文正”成为万千官员梦寐以求得到的谥号。“文正是谥之极美，无以复加”这是司马光提出的，所以后世以“文正”作为人臣极美的象征，而皇帝们也不轻易将此号封赐人臣，除非这人确实达到了人臣之典范。在曾国藩之前，大清一共有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五人得到了这样的殊荣。这五个人个个不是凡人，不光不是平凡的大臣，还是位及显赫重臣，曾国藩能够得到这个谥号可以说是极尽哀荣。除了朝廷对他表示了最大的尊重，其他的大臣也表示了对他的敬佩，纷纷上书陈述他的生平勋绩。这怎么能少了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呢？
曾国藩逝世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李鸿章这边。噩耗传来，李鸿章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认为只是误传，即便是误传也让李鸿章昏厥过去。在苏醒后，他立即向朝廷上疏证实老师之死是否当真。在得知曾国藩确实已经仙逝的答复后，李鸿章肝肠寸断，嚎啕大哭，不食不眠，沉浸在失去老师的极度悲痛中。在他写给曾纪泽的悼念其父的信中就说出了自己的悲痛之情：“初犹疑来信怳惚或者晕过复苏，……而吾师果已死矣。不可复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如果说把李鸿章写给曾纪泽的信当做例行公事的哀悼，那在李鸿章写给其他人的信中，他仍然表达出了对于自己恩师去世的哀悼。“弟与患难相依最久，艰难时局共支持，噩耗乍传，忧悸欲绝”，“师相之变，实出意外，闻信至今，怳惚惊悼如梦如迷。诸公左右追随，更不知如何伤感”。从以上的文字可以看出来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死是发自内心的痛，痛老师去的太早、太快，自己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在李鸿章给曾国藩书写的挽联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老师的敬佩之情：“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这是李鸿章对老师曾国藩的评价，更进一步说明了自己与曾国藩不同寻常的关系，而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恩怨过往，那还要从两个人的身世说起。
第二章 身世不是谜，但是很重要
第一节 月是故乡明
曾家有个好曾孙
嘉庆十六年（1811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一个男孩出生在湖南湘乡白杨坪一户姓曾的人家。家中添子对于曾家来说是个大喜事，这个乳名宽一的男孩就是曾国藩。和很多历史人物出生一样，曾国藩的出生也带着神秘色彩。他的曾祖父曾竟希在曾国藩出生前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一条巨虬从空中而下，窜进曾家，徘徊在房梁，最耀眼的就是它那一身灿烂的鳞甲。曾竟希梦醒，不知预示着什么。等到曾竟希第二天继续思考这场梦时，曾国藩出世了。虽然说历史上很多的神奇出生都是瞎掰，但即便是瞎掰，既然记载了，就当做枯燥历史的佐料吧。曾国藩所以被当做蟒蛇下凡，除了这个梦，还有就是苦其一生的牛皮癣。牛皮癣在那个时候是个很难医治的病，浑身的瘙痒让人寝食难安。而曾国藩的苦恼就在这里，他只好不停地搔摸自己的身体，才能得到暂时的平静。而掉下来皮肤就像蟒蛇的鳞片，散落在他居住的角角落落。所以人们更认为他是蟒蛇转世，曾国藩不知做何感想，但他的日记上却是记满了牛皮癣给自己带来的痛苦。
曾国藩出生的传说到此为止，而事实证明，邪乎的出身不代表能坐享其成，不努力再邪乎也是白搭。曾国藩就是这样，对于出身他并不在乎，他更在乎自己的上进。曾家在当地还算是有了些影响的人家，曾祖父曾竟希对于家族的现状很不满意，吃饱喝足不是最终的目标，他更大的目标就是家里能出个当官的，出不了当官的至少也要出个秀才、举人什么的。这个愿望绝对不是好高骛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句话可能对现在的人没有很深的理解，但在当时，那真是一个切合实际的事情。没有当官或者秀才，这个家族再有钱也是下三流。有钱能使磨推鬼，却不能越过科举这道坎。本来曾竟希将这个希望放在儿子曾玉屏、孙子曾麟书身上，但残酷的事实告诉他，他的希望还是空中楼阁。曾玉屏、曾麟书真的在读书方面没有天赋，考则败、败则考，考来考去还是没有得到半分功名。祖辈父辈没有完成的任务，只好结结实实地落在曾国藩的身上。少时的曾国藩并非神童，只能说是比普通孩子聪明一些。在曾国藩六岁的时候，祖父曾玉屏就为他专门请了“家教”教他读书识字。父亲曾麟书屡试不第，索性开了一家私塾，曾国藩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读“四书”、背“五经”。父亲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常还在熟睡中就被叫起来背书，可见读书的辛苦。而曾国藩并没有因为近乎刻薄的要求，产生逆反心理，反而是越发用功。曾经有一个传说，说的就是曾国藩读书的事情。一次，曾家进了一个小偷，小偷躲在房梁上，想等着家人都睡着了，再下来偷东西。正好曾国藩有一篇文章怎么都背不下来，他就挑灯夜读，非要把文章背下来再睡觉。可他怎么背都背不下来，于是曾国藩也忘了睡觉，一口气背到了后半夜。这下可苦了在房梁上的小偷，他就和曾国藩这么耗着。最后，小偷实在是熬不下去了，跳下来把曾国藩背的文章给他背了一遍后，逃走了。连小偷听得都背过了，曾国藩还没背下来，这说明曾国藩的天资还不到神童的地步。不过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曾国藩的勤奋。勤能补拙，这样的精神注定能成大器。果然曾国藩的不懈努力终于为他带来了好成绩。道光六年（1826年）时年十六的曾国藩参加了长沙童子府试，他名列第七，这大大增加了他的信心。曾国藩更加发愤图强，力争走上科举这条路。期间他又拜访名师，以期取得更快地进步。他本字伯涵，为了让自己奋发向上，改为涤生，寓意重新开始崭新的生活。随着眼界的开阔，曾国藩的学业有了突飞猛进地提高。一个好消息传来，更激发了他参加科举的决心。父亲曾麟书在道光十二年考上了秀才，这是曾家几百年来第一次冒出了“知识分子”。在父亲的榜样作用下，第二年，也就是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参加了科考，成为了县学生员，这时的曾国藩二十三岁。比起父亲四十三岁才取得功名，曾国藩是幸运的，至少他比父亲少熬了这么多年。曾家的双喜临门，着实让全家欢欣鼓舞，也算是告慰了已经过世的曾祖父曾竟希。
但中了秀才才是漫漫科举路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很长的路等待着曾国藩。为了实现自己乃至全家族的愿望，曾国藩义无反顾地背上行囊，开始了新的路途，这次他去得地方就是世人景仰的岳麓书院。岳麓书院不单单是“重点高中”这样的概念，它是当时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且是最出名的。在这里读书不但是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可以得到良好的学习环境。曾国藩也用自己的实力，表明自己配得起在这里读书。当时他在书院里可以算的上屈指可数的好学生，诗文俱佳，而且人品也得到了书院老师的赞赏。
经过一年的刻苦学习，曾国藩踌躇满志地踏上了去往北京的道路。他以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的身份参加了礼部会试，北京我来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国藩长途跋涉来到了大清的心脏——北京，他激动更多地是紧张，他知道这次考试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诚惶诚恐，等待着考试的到来。可能是命运女神要给曾国藩一个挫折吧，这次会试他的成绩不理想，没有考取进士。这让曾国藩感受到了科举并非想象的那样，毕竟这是“国家大考”，而且人才济济，能从众多能人中脱颖而出绝非易事。不过，恰好当年是皇太后六十大寿，按照惯例可以增加一次会试，这让曾国藩心灰意冷的心情又燃起了希望。多一次机会就多一次成功的可能，曾国藩没有气馁。为了来年的加考，他放弃了回湖南老家。湖南距离北京千里迢迢，与其在路途上浪费时间和金钱，还不如留在北京刻苦用功。他写信给自己的祖父、父亲，家里人对曾国藩的决定表示了支持，只要曾国藩有这份上进的心，做家长的还有什么好阻拦的呢？曾国藩为了减少日常开支，住进了京城的“长沙会馆”，这是接待长沙府应试举子而设置的，自然曾国藩这个湖南举子也得到了会馆的接纳。在北京期间，曾国藩更加投入到学习之中，他坚信自己能够成功。在苦读了一年后，道光十六年曾国藩又一次踏入了会试的考场。而命运又一次和他开了玩笑，曾国藩还是落榜了。想必这次会试的失败一定让曾国藩怅然若失，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他这时的心态已经很平和，自己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只要自己继续努力，就会金榜题名。曾国藩经过这两次考试，心理成熟了很多，也坦然了很多。
发榜后的几天，曾国藩收拾起行李，开始往湖南老家返程。这两年当“京漂”，身上的银两花的不少，这让曾国藩一路上捉襟见肘。幸好走到睢宁县时，他遇到了同乡易作梅。易作梅此时是该县的知县，他痛快地借给了曾国藩一百两纹银作为旅差之用，这一下子解决了曾国藩回家的困难。可是曾国藩走到了金陵时，在一家书肆他看到了一部精刻《二十三史》。曾国藩立马拔不动了腿，这部书对他来说是太吸引人了，他恨不得立即买下来。可他左思右想，下不了决心，毕竟这部书的价格太贵了，身上所有的银两加起来还不够。但曾国藩又对这部书爱不释手，他思来想去，最后将暂时不穿的衣服都当了，加上易作梅借他的一百两，终于还是买下了这部《二十三史》。一路上曾国藩省吃俭用，期盼着早点儿回到老家，而他又害怕回到老家，自己花这么多钱就买了部书，是不是会让长辈责骂呢？怀着这样忐忑的心情曾国藩回到了家里。父亲曾麟书的反应大大超出了曾国藩的想象。父亲知道曾国藩花光了所有的钱就是为了买书，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鼓励儿子，银子可以由家里偿还，只要曾国藩潜心研读这些书，这么多银子就没算白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能成为大人物，与其父辈眼光长远、管教有方有很大的关系。
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曾国藩在学习四书五经的同时，天天抱着那部《二十三史》读来读去，读史成为他学习中很重要的一项。而这部历史书，也扩宽了曾国藩的视野，让他从历史中得到了很多启发，为他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整整一年，曾国藩成了标准的“宅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每天就是读书、背书，经常半夜还挑灯夜读，这时的曾国藩再也不是那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而成为知识渊博的“知识青年”。
到了第三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又打起行囊再次叩响入仕之门。他又一次赶赴了北京这个曾经让他伤心的地方，但这次他更加成熟，更加信心满满。命运女神最终眷顾了这个勤奋努力的人，曾国藩如愿以偿，以进士第三十八名的成绩入围殿试。殿试可是最终大考，关系到曾国藩是否能一步登天。在做好充分准备后，四月，曾国藩参加了在正大光明殿举行的殿试。这次的结果有些不尽如人意，曾国藩名列三甲第四十二名。古代对殿试的排名有着明确的分类。一甲也就是成绩最优秀的，赐“进士及第”，只取三名，第一状元、第二榜眼、第三探花。而二甲数量就不一定了，但赐“进士出身”这点很关键，这就预示着可以当比较大的官。而三甲就只赐“同进士出身”，别看就多了一个“同”字，差距可大了，基本上相当于“参照本科学历”。而曾国藩在三甲还属于名次不靠前的，就此出身基本上就等于和“七品芝麻官”搭上了关系。所以曾国藩对于这个成绩实在是不满意，萌生了放弃朝考。朝考的就是进士们一起再参加一次考试，这考试不是关系身份的考试，而是一个选拨考试，为翰林院选拔优秀的庶吉士。在清朝进了翰林院，那就等于去了现在进中央党校深造，属于政治资本。从总督、巡抚，到大学士、尚书、侍郎，那些官位显赫的大官多数都是当过庶吉士。虽然庶吉士是个临时官差，但毕竟是“后备干部”，也能得到皇帝的接见，最差也能弄个中层干部当当，所以朝考对于进士们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曾国藩难道不知道吗？他很清楚，但他心中却没底。前面这么多优秀青年，自己属于下三甲，摆明了是凑人数的，考了又能怎样，天上还能真掉下来馅饼来？曾国藩不想再受到刺激，想放弃朝考。幸好同去应试的郭嵩焘等人多次规劝，曾国藩才放弃弃考的想法，参加了朝考。是金子总会闪光的，曾国藩参加朝考，没想到超水平发挥，竟然考取了一等第三名，这样他欣喜若狂，更让他兴奋的是，当考试成绩呈报到道光帝后，道光帝大笔挥把他从第三名提到第二名，并授翰林院庶吉士。人生真是太刺激了，从心灰意冷到狂喜不止，曾国藩的心情一定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曾国藩顺利通过朝考后，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改名字。这时的曾国藩并不叫曾国藩，他本名叫曾子城。这个名字是父亲给他起的，“城”字与“成”字谐音，父亲寄希望于儿子早日成龙，所以就起了曾子城这个名字。等到曾国藩当上庶吉士后，其人生的目标一下子提高了为国为君的高度上，而子城这个名字显然有些稚嫩。所以曾国藩将名改为了国藩，寓意为国屏藩，而后来的曾国藩也确实做到了为国家挡住各类灾祸。第二件事情就是将喜讯传回家乡，好让家人分享自己的喜悦。对于曾家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事，穷乡僻壤出了一个翰林，别说这个小山村，就是整个湖南都为曾国藩感到了光荣。而后曾国藩可以衣锦还乡了，二十有八的年纪拥有这样的身份，怎能让人不羡慕呢？等到曾国藩回到家乡，附近村子的人都来捧场，和娱乐巨星出场一样，前呼后拥，甚是荣光。看着别人羡慕的眼神，曾国藩心里感到了非常地得意。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总算没有白费，而今的曾国藩踌躇满志，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祖父曾玉屏却很冷静，他没有被暂时的光荣冲昏了头脑，他告诫曾国藩的父亲不要忘了本，现在虽然富贵了，但国藩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少给他添麻烦，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而父亲也教育曾国藩不要忘形，满招损、谦受益，要防着别人的羡慕嫉妒恨，就要自己谦虚谨慎。曾国藩铭记在心，并作为处世法宝，屡试不爽。多么开明的老人啊！曾国藩应该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感到欣慰，至少在他以后的日子里，家里确实没有成为他的累赘，才使得他可以安心国事。在祭拜祖宗和巡游周围的亲戚朋友后，曾国藩已经在湖南停留了一年多，他必须要回到北京，因为道光二十年翰林院要举办散馆考试，他必须又要面对人生的一次考试。
提到曾国藩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不要提到两个人，这两个人的角色一个是帮助曾国藩的，另一个是曾国藩帮助的。帮助曾国藩的人就是穆彰阿。穆彰阿，字鹤舫，号子朴，正宗满洲镶蓝旗人，曾任各部侍郎、工兵户部尚书，拜文华殿大学士。他是道光帝最为信任的大臣，任军机大臣领班二十余年。从这两点来看，这个穆彰阿绝对是当朝最有权势的大臣。但这位穆相在历史上的名声可不好，贪赃枉法、玩弄权术，最可气就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是标准的投降派，诬陷林则徐，主张妥协，支持耆英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不过穆彰阿慧眼识珠看上了曾国藩。在会试中，穆彰阿以总考官的身份主持考试，那时候他就对这个湖南青年有了好感，而后曾国藩的发迹与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放下穆彰阿后面再说。先说第二个人，这人就是李文安，他就是李鸿章的老爹。李文安，本名文玕，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出生在嘉庆七年（1802年）。李文安自幼刻苦攻读，也是奔着科举这条路。道光五年（1825）二十三岁的李文安参加了江南乡试，但是落榜了。他并没有轻易放弃，一边教私塾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功夫不负有心人，道光十四年（1834），李文安终于考取了举人。四年后的道光十八年，李文安参加会试，名列三甲（名次不清楚），赐“同进士出身”。说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年成了进士，这就是所谓的“同年”。只是这时的曾国藩才二十八岁，而李文安已经三十六岁。但年龄不是问题，在古代很讲究“三同”——同乡、同学、同年，只要两个人和这“三同”沾上了边，那就能很快拉近距离，李文安和曾国藩也不例外。虽然李文安本人从曾国藩那里并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而曾国藩却着实地大大帮了他的儿子们。
我算“官二代”
写到这里，李鸿章要登场了。李鸿章，本名章桐，号少荃（泉），他出生在道光三年（1823）阴历正月初五。李鸿章的出生并不像曾国藩那样神秘，但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李鸿章在这个日子出生，让全家喜出望外，都认为是个好兆头，好像预示着什么。李鸿章的老家在安徽省庐州府合肥以东的一个叫祠堂郢村的地方，和曾国藩的家乡一样，这里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小乡村。据说李家一直喝村中的一口井水，而这口井有着非凡的魔力，一路保佑李家飞黄腾达。不管怎么说，这时的李鸿章只能归为“农二代”，因为此时父亲李文安还在科举之路上奋斗着。李鸿章是家里的二子，老大叫李瀚章，比李鸿章大一岁。自小父亲李文安就没有放松对李瀚章、李鸿章的教育，他也希望自己孩子能够走上仕途，所以在李鸿章六岁的时候就在父亲开设的私塾里学习。有了当老师的爸爸，自然两人的进步很大。
李鸿章天资聪明，头脑灵活，打小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天赋。和曾国藩的童年比起来，李鸿章的童年要多姿多彩一些，毕竟李家的物质条件要比曾家好些。少时的李鸿章可不是省油的灯，没有少捣蛋。一次，李文安和家人闲聊，说家里养的金鱼产子特别多，应该会有更多的孩子和学生能考取秀才，大家就掐手算算看谁能当上秀才。算来算去，觉得大儿子李瀚章以希望很大。可到了第二天，鱼缸里的金鱼全死了，追查下来竟然是李鸿章干的。父亲就问他为什么要把金鱼全弄死。结果你猜李鸿章怎么回答的？别人都能当秀才，为什么独独我不能当，所以金鱼不可留。十来岁的李鸿章偷听了大人的谈话，自己没有列入大人的名单，他非常气愤，就把金鱼弄死了。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鸿章性格孤傲，做事有些手腕。不过，父亲并没有责怪他，反而觉得他是个可造之材，着力培养他。
和少时曾国藩相同的是李鸿章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性格而目空一切，他仍旧孜孜不倦地苦读。期间他还跟随不少老师学习，学业突飞猛进。道光二十年（1840）十七岁就考取了秀才。而他作的一首七言诗表现出少年得志、理想宏远。“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这时的李文安已经在京做了官员，这对李鸿章的全家来说带来了无尽的荣光，也激励着李鸿章奋发图强。从“农二代”到“官二代”， 可能李鸿章对于这个转变并没有很深的感觉，但科举这一关是一定要过的。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鸿章被庐州府学选为优贡，父亲就让他来北京，准备乡试。李鸿章踏上了北去的旅途，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而就是这次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为他认识了一个人——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