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这是一个典型的华北村庄,坐落在河北省的南端。村庄的东边就是古卫运河的河道,一些老人还记得当年河水充盈,现在已经完全干涸了。但这条河流上的漕运孕育了这里的粮食贸易传统,使这块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这里历史上粮食产量很低。有老农说,现在一户农家的粮食产量抵得上那时半个村庄的粮食产量。1958年,政治形势早已稳定,但当时的农业科技还没有明显进步。从官方资料看,当时小麦平均亩产135斤,玉米和高粱平均140斤,红薯平均1600斤。办食堂前已经没有多少粮食了。
1958年春天,办公共食堂的指示开始执行。先做的事情是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收到公共食堂。那时,大部分农民家里只有30斤左右的粮食。多的也不过二三百斤,这样的户数有三四户,所以收到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当时的会计现在七十多岁了,他回忆,干部从他家里拿走十几斤黄豆,七八斤带皮谷子,还有红薯干三四十斤,黑南瓜二百多斤。他还说,1957年的时候,农民每家每天也就吃3两粮食。
公共食堂刚开始办的时候,是放开肚皮吃,但因为粮食很少,也就不敢精米精面地吃。成人吃的饭是粮食与地瓜干混合煮的饭,比较稀。干部们做了一个决策,给儿童、小学生和老人吃稠一点的饭,大家都没有意见。
很快,粮食就吃完了。年长村民们的记忆也不太清楚,有的说放开肚皮吃的时间有一个月,还有的说只有大约20天。再后来地瓜干也没有多少了,就开始吃夏天地里新产出的东西,主要是胡萝卜。这种没有热量的东西不顶饱,大家都很能吃,于是也就不敢放开肚皮吃了。我问村民:食物这样短缺,事务长和锅上的炊事员会不会多吃多占?村民说,这样的事情绝不会发生。那时,一碗饭和生死联系在一起,谁也没有那个胆量多吃多占。
公共食堂到底办了多长时间?几位年老的村民也记不准确了。他们大体记得,到1959年春节,村里给每一家分了一点面粉过年,村民们在家里吃了一顿年饭。过完年后又继续吃食堂,实在没有吃的了,时间不长就散伙了。
大多数村民不喜欢在公共食堂吃饭。干部们有两个办法把村民拉到公共食堂。第一个办法是把村民家里的粮食悉数收走。第二个办法是收走村民家里的铁锅,让农民在家里不能做饭。在乡里乡亲之间,干部们执行大家所厌恶的政策,能下得了手么?农民们不能集体抗拒么?当代人也许对此很难理解。但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当代人能做的是解释它,而不是否认它。华北的农民自古以来就饱受战争的蹂躏,学会了在忍辱负重中生存的本领。
有人拿西北山区农民和华北平原的农民做了一个比较,发现西北山区农民从房屋建造到室内中堂布置,都显示出某种文化气息,而华北平原的农民则似乎过着一种没有任何文化含量的生活,全部生活围绕一个字──吃。原来这是农民的一种十分无奈的生活方式选择。农民靠这种方式显示自己的贫穷与琐屑,换得了活命的机会。当人只顾得活命的时候,就只能与所谓文化相揖别。
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在这里,有一种掠夺性的制度在农民内部建立起来了。当大家都希望从别人家里掏出更多的粮食来填饱自己的肚子时,就都逃不过饥饿的命运了。大家都真正穷了,就不用装穷了。而每一个人都穷了以后,人们也就不用再和谁去对抗了,因为对抗已经不能换来任何利益。这个制度的好坏实际上是一个“皇帝新衣”的故事,它的始作俑者和实施者都知道这个制度必须终结。但制度的惯性再加上一些偶然的历史事变,使这个制度的直接危害竟延续数年之久。
这段历史,大人物可以叫它做“一段弯路”,哲学家可以叫它做“能变好事的坏事”,但在当事农民那里,这是他们心中永远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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