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被刺身亡，死得不明不白。
据现场的门防警卫，管家家丁和保镳的证词来看，唐绍仪是被古董商上门杀死的。而把古董商引上家门的是谢志磐。而且还知道谢志磐是永安公司职员，其家就同在法租界离发案点不远的拉都路２７５号。拉都路就是如今的襄阳南路。证人记得古董商的车牌号。看来唐绍仪的远房亲戚谢志磐是关键人物。而古董商的车牌号是重要证据。
据记载:法租界巡捕房迅即派巡捕并动用铁甲车巡查要道路口。同时，用电话通知各处巡捕房，注意缉捕该牌号的轿车。中午时分，一辆铁甲车在租界内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找到了无人的弃车一辆。
这段翻出来的记载有点问题。
按所说，这麦琪路就是今乌鲁木齐中路而姚主教路是天平路。但天平路北端起于淮海西路﹑武康路﹑兴国路﹑余庆路交汇之处，是一个“六路汇口”。天平路北端要越过宛平路﹑吴兴路﹑高安路，再过上海图书馆，才能到达乌鲁木齐中路。中间有明显距离，决不能构成'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由于这一带道路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没发生变化。故转录那段记载显然有误。或许是把法租界原始记录翻成中文时出错的。
赵理君一行逃出唐府，当然可以一直开车到福开森与姚主教路交接处，转到麦琪路。 但那就永远到不了子虚乌有的'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再说, 赵理君的车不是笔直沿福开森路开的,因保镖和门警拔枪射击,他们的车是'一拐弯就消失’了。所以，赵理君是一出唐府就拐弯到其它的路。
我们试想，赵理君一行逃出唐府后，马上就想到要离开福开森路，于是从安福路或五原路叉开福开森路是自然的选择。或许到安福路口时因车速过快来不及反应，而到五原路路口时就有准备了，于是拐进五原路，开到麦琪路口，弃车分散逃跑。弃车留在五原路与乌鲁木齐中路交叉口。
读者或许会问：为何如此武断？
这因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就十分熟悉那路段：五原路上有中国福利会幼儿园。更因为五原路原来的路名是'赵主教路’（ Route Mgr Maresca）。我敢断定弃车位置是'麦琪路与赵主教路口’而不是 '麦琪路与姚主教路口’ （姚主教路： Route Mgr.Prosper Paris）。这不是法租界巡捕房记错，而是后来别人译写成中文时弄错。那地区只有两条以主教命名的路，彼此距离又太近了。别说外省的人弄不清，上海本地人也会弄错。
经法租界巡捕取证核实，该车车号与证人提供的相同，证人也确认就是作案用车。但这车车主是出租汽车公司。出租公司称是当日被一身份不明的人租去。这租车人当然可能与作案的古董客有关，但与案犯古董客一样未知身份。----那时，没有个人身份证，也没有户口登记制度。线索无法延伸。而拉都路上的谢志磐早已人去楼空，不知所终。法租界巡捕房的侦查追捕到此为止。
唐家的门房警卫﹑管家家丁和保镳除了证明谢志磐是作案同伙外，别无其它线索。
其实，这唐家有两位是能猜测到怎么回事，那就是彼此意见相左的两女婿诸昌年和岑德广。他两都不敢说话。岑德广引进了祸水，要是岑德广说出所以然来，肯定遭舆论声讨，汉奸家贼一顿臭骂，里外不是人。诸昌年也不敢乱说，因为担当不起。
军统分子谢伟龙﹑赵理君等把这事做得几乎是天衣无缝。参与案件的人逃之夭夭，经武汉到重庆去领奖去了。没有任何证据落入他人之手。而刺唐本身是出于预防而非出自对罪犯的惩罚，是在犯罪没有成为事实之前对嫌疑人采取行动。这种行动自然是高度保密。查出来，谁也担当不起。
党国方面的上层虽然内部有点质疑但对外是统一口径：
沉痛哀悼，高度评价。
在法租界巡捕房法医到广慈医院验尸作了记录后，尸体由唐氏亲戚子女具结领去，5天后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设礼堂祭奠。
10月5日，国民政府林森主席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5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表示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
大倭驻沪占领军对此事虽是心知肚明，但不便多说。
只有媒体舆论猜测纷纷。有说谋财害命的，有说争夺国宝的，有说报复仇杀，也有怀疑日本阴谋，不一而足。不过谢志磐挨的骂最多，招的怀疑也最多。
两年来，在法租界如此高超的除奸行动行动频频发生。引起租界当局高度警觉。
谁干的，法租界巡捕房会不知道吗？苦于现场没抓到案犯，没取得第一手证据。巡捕房没有直接找军统上海区的麻烦。但这次刺唐却使巡捕房大为震怒，下决心教训一下军统，谁说缺乏证据不敢下手？
法租界巡捕房要直接向军统上海区下手。军统上海区是军统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全员在一千人上下。这年，是周伟龍（道三）担任区长。
这年秋天，巡捕房拿法租界内的军统上海区开刀，先以暴徒的罪名逮捕了军统上海区情报组长刘方雄和助理书记王方南。
军统局无奈，出钱贿通了租界探警人员。俗语说，有钱能让鬼推磨。那些大小捕头得好处后，事情好办多了。原本，市党部的中统和军委直属的军统按月都向这巡捕房的高级警官发额外薪水，行贿的路本就是通畅无阻的。再说，租界当局目的本就是不让军统在租界内过度肇事，而不是想与军统结冤家。于是刘方雄﹑王方南获保释。经此一折腾，造成刘方雄和王方南身份的暴露，无法坚持上海。保释后只好异地安排到军统香港区。
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連，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龍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來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龍以驱逐出境方式获得安全脱险，回到重庆。但这两次逮捕，军统的活动据点被查封，武器设备被没收，人员被迫分散潜伏，军统上海区陷入瘫痪状态。租界当局肯放走军统成员，说明他们也不想过分得罪人。严重警告一下军统，才是他们的目的。
1938 年 10 月下旬，武汉三镇沦陷。军统局机关奉命西迁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原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任军统局秘书室书记长，为主任秘书郑介民下属。赵理君回上海。
周伟龙走后，先后由朱啸谷和赵理君代理上海区区长。不久，军统局派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任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到来，却又使军统上海区风浪不止。
法租界巡捕房要直接向军统上海区下手。军统上海区是军统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全员在一千人上下。这年，是周伟龍（道三）担任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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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巡捕房要直接向军统上海区下手。军统上海区是军统所属的最大一个地区单位，全员在一千人上下。这年，是周伟龙（周道三）担任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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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連，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龍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來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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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冬天，又因为一外勤人员被法租界巡捕抓去，受之牵连，区办事处遭到法捕房搜查，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区长周伟龙也遭到法捕房的逮捕。后来戴笠请重庆一位部长与法国当局交涉，使周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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